一、小农经济在中国走到头了
听不少人说过：农民工的承包地必须攥在手里，一旦经济形势不行了，城里呆不住，还能回老家种地，有个基本保障。不得不说，这些同志可能想多了。这年头，可不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时代了，抬手动脚都要花钱的，你钱太少就是没法生存，城市农村都一样。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就那一亩三分地，种地吭哧吭哧一年到头挣仨核桃俩枣，能保障什么?孩子教育?看病吃药?养老送终?都没戏。
农民不傻，在家里要能过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工地挥汗如雨，到流水线上当机器?现实是，种一年承包地往往还不如打工一个月挣的多。就算经济形势不好，暂时回老家了，青年一代农民工宁肯打零工、宅着，甚至去偷、去抢也不种地。你当然可以把他们批判一番，说他们过惯了城市生活，“心野了”。实际根儿上在于种地维持不了一家人生存，什么都保障不了，费那劲干嘛?种地，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了留守人口(主要是留守老人)的专利。老人进城卖力气没人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种大半辈子地了，总不能眼看它荒着吧，换俩钱，平时买个油盐酱醋，过年能给孙辈发发压岁钱也好。所谓农村凋敝，往往就是这样的情形。
有人可能会说，种粮食挣钱少，我种经济作物行不行，我搞养殖行不行?对不起，只要还是一亩三分地，不管种什么养什么，都没戏。我很小的时候，还有走村串户收鸡、收猪、收蛋、收蓖麻的，现在送上门人家都不收。这年头，农业要的就是规模经营，利润太薄、人力太贵，竞争激烈，不成规模分分钟干不下去。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是什么?一方面人多地少，农业附加值低，小的要上学，老的要看病，生活要改善，不可能靠小农经营。所以往挣钱的地方、挣钱的行业里钻，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另一方面，工业化和滚滚市场大潮，也给农民提供了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小农经济在中国已经走到头了，老黄历不管用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时代，农业肯定要有新形态。
二、合作化、集体化是农村发展方向吗？
小农经济走到头了，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是不是会前途光明?不好意思，比较黯淡。
毛时代为什么可以大规模搞合作化、集体化?因为这是全国一盘棋的关键部分，是意识形态和工业化要求高度统一的产物，有国家政权做后盾，有计划经济体制做保证。新中国建立，要搞工业化，需要很多钱，还要原料，这么大的国家，依靠外援是不可能的，也会受制于人，根本不能忍。中国是个农业国，要自力更生搞工业化，只能通过剪刀差，用农业的积累来实现。怎么实现的呢?土改以后，农民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但小农经营太脆弱，很多人遇到天灾人祸，被迫卖地，很快出现了新富农，发展下去就是新的阶级分化，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就会丧失。同时，有一些农民自愿搞起了互助合作，相互帮助，共同抵御天灾。中央从这里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方向，大力推广互助组、合作社，作为“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中之重。毛主席还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推广各地经验。到上世纪50年代末，差不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又在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它的作用：第一是满足农民生、老、病、死的基本要求，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第二是进行乡村建设和改造;第三是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化积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第四是保证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推动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第五，在工业化过程中，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社办工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都成了历史。
记得2010年前后，政府出了很多政策，设了很多补贴来扶植合作社，不少有集体经济理想的左翼也跑去搞合作化实践。种粮收益太低，所以合作社一般都是种经济作物或者搞养殖。
结果呢，几年下来，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没成功，有不少还是骗补贴的空壳子。我们当然不能根据几年的实践就说此路不通，但至少说明这里面有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合作社往往只掌握种植养殖环节，农产品的仓储、加工、物流、销售、金融几乎都把控在资本手里，必然受到资本的压榨。这从农产品收购价跟市场价的天壤之别就可见一斑。附加值都让资本拿走了，你想挣钱谈何容易。能卖出去还是好的，因为信息不对称，一哄而上，受市场波动影响，白菜价都卖不出去，烂在地里、死在圈里的有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里，你生产了多少东西不算数，能卖出去才算数，没销路只能等死。而且，合作社规模是有点儿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农民一算账，自家经营挣仨核桃俩枣，搞合作社弄好了四个核桃仨枣，弄不好血本无归，那还玩儿什么?少数搞得不错的，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公司+合作社”关系，产品销路有保障。但这个关系也很脆弱，一方面看你挣钱，大家一哄而上，很快就没什么利润了，一方面公司经营结构如果变动，合作社底子薄，没能力调头，就有垮掉的危险。
组织起来力量大，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民组织，当然比小农有优势，但在市场大潮里，仍然是随波飘摇的一片树叶，分分钟被浪头打沉。
那集体化呢?据说全国有几千个村镇没有分田到户，或者分了又收回来集中经营，普遍搞得不错，左翼很推崇的南街村、周家庄、七里营就是榜样。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条道路今天已经很难走通了。这些村镇之所以搞得不错，是因为有搞得不错的集体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当年农村改革基本政策是“统分结合”，土地分到农户，企业还归村集体。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后来多半经营不下去，被市场大潮淹没了，活下来的也基本从私人承包开始，慢慢私有化了，只有极少数发展到今天，成就了南街村、周家庄、七里营。集体企业有就业岗位，农民不用吭哧吭哧去种地了，土地就可以交给村里集中经营，机械化也容易实现。现在想从头走它们的路还行吗?各行各业都垄断得差不多了，村集体办企业分分钟垮掉，发展壮大的可能微乎其微。没有高附加值的工业，就没有集体化的物质基础。
说承包地是农民的保障，说农村要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说白了，跟小知识分子的田园牧歌理想一样，就是在滚滚的市场大潮中，不愿意看到资本统治农村，在头脑里修炼出来的大力丸。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资本市场这个病，不是大力丸能治的。
三、土地集中经营，怎么个集中法？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意味着生产效率高，节省劳动力，而且是规模经营。只有成规模了，低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才可以维系下去。也只有成规模了，才有利于农产品标准化，味道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农药、化肥、添加剂都比较可控，能在国家规定面前尽量减少系统风险。
但是，农村分田到户，搞了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权已经两次延期，去年刚又延长了30年。一边是土地需要集中经营，一边是承包权在农民手里，怎么办?这就出现了土地转包，也就是“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早就在一些耕作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出现了。记得2010年前后看新闻联播，湖北就有经营两万多亩耕地的所谓“种粮大户”。当时有湖北朋友说，这样的“种粮大户”不在少数。很好理解，农民手里那点儿承包地种吧不挣钱，撂荒又可惜，有人愿意租，按年给钱，很多人巴不得呢。这些“种粮大户”把耕地集中起来，搞机械化和规模经营，还有雇工，实际上成了新地主。
从农民手里租地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成本高，不确定性大。你要一家一户去商量，耗时费力。谈妥了，签了协议，但农民没那么强的法律意识，可能明年突然说不租了，或者要涨价，又要费一番周折。更严重的是，农田基本建设对农业至关重要，但和农民签的租地协议很难超过五年，在这样不确定的情况下，哪有动力搞这方面投入?我投了半天，给别人作嫁衣裳怎么办。在毛时代，农业社每年农闲时都要组织农田基本建设，整修土地、修水利等等，后来分了地，个人顾个人，这些设施也慢慢荒废、破坏殆尽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是谁种地谁因地制宜地搞，现在“种粮大户”们种地，但是搞基建又有顾虑，怎么办?就要求比较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所以，我认为趋势必然是“种粮大户”直接从村上租地，签订长期合同。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农民拥有的是承包权。“联产承包”初期，分到农民手里的都是实打实的土地，村里还要经常调整，后来种地收入可有可无了，很多地方就不调整了。这样正好，不用实际给农民分地了，直接租给“种粮大户”，农民的承包权可以作为股份性质的权利，从村里取得收益。
这几年政府在大力推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还要发产权证，为什么?就是因为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在急剧变动，如果权利主体不明确，这些变动就可能没有法律效力，尽剩扯皮了。2016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这个“三权分立”，就是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民，经营权谁掏钱谁拥有。据农业农村部最近的消息，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面积已经达到11.59亿亩。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立”，实际上给上面说的“种粮大户”直接从村里租地，农民取得类似股份收益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除了“种粮大户”，集中经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国有农场。当年农垦系统屯田垦荒，建设了很多国营农场，后来大部分解散了，有一部分发展成了今天的国有农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新疆等省区。国有农场一开始就是机械化规模经营，随着实力壮大，农产品的仓储、加工、物流、销售能力越来越强。进行公司化改制以后，就有了北大荒集团、新建集团(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有很多成了中粮集团的子公司。中粮集团还最先喊出了“全产业链”概念，也就是掌控农产品的“种植与采购、贸易及物流、食品原料和饲料原料的加工、养殖屠宰、食品加工、分销及物流、品牌推广、食品销售等每一个环节”。这种事，只有大的农业资本可以做。在大资本面前，小资本都可能随时完蛋，何况小本经营呢?
机械化集中经营在大平原地区好搞，问题是中国很多土地都在山区，不容易搞机械化，资本不大看得上。我觉着，未来可能形成这样的农业分工：大平原地区种粮为主，山区多种经营为主，比如种经济作物、搞养殖、发展林业。各地山区情况不一样，怎么搞适合当地的山区农业规模经营、集约经营，需要探索。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湖南安化。大家都知道那里出黑茶，全县108万人，茶产业就带动了大概30万人就业，除了种茶、做茶、卖茶，当地百万亩竹林还可以做成天尖茶、千两茶的包装。这就是一种适合当地的山区农业模式。能探索到山区农业成功模式的，可能成为名震当地的农业资本家，然后，随着农业垄断的发展，这样的资本多半会被吞掉。
四、十几亿人，粮食安全怎么保证？
对中国政府来说，农业的第一考虑是粮食安全。十几亿人的国家，你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谁都养活不了你。中国只要出现明显的口粮缺口，绝对数字都会很恐怖，都会引起世界恐慌，国际粮价飞涨，你就不得不用老百姓的大量血汗钱去买粮。这也意味着，那些买不起粮食的缺粮国家会饿死人。这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主要粮食出口国歉收呢，如果有人从中作梗，让你花钱也买不到粮食呢?要么去抢，要么国内就会爆发危机。所以，茅于轼那种我们粮食用不着自给，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的论调，从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幼稚非常混蛋的。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粮食安全方面总体是清醒的。前些年规定了一个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说早已经突破了，不知道消息来源是什么。自然资源部刚刚公布，2017年末全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随着耐盐碱的粮食新品种培育，可耕地面积可能还会增长)。这些耕地当然不都是用来种粮的，粮食播种面积16.83亿亩，其他的主要种一些经济作物。好在中国粮食单产比较高，2017年平均亩产367公斤，大平原地区的数字没有，应该比这个数字高很多。大平原地区(黑龙江、河南、湖北、新疆等省区)适宜机械化规模经营，也是“种粮大户”和国有农场集中的地方。只要从国家层面保证大平原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加上充足的储备粮来调节丰歉，粮食安全就能有基本保障。
但是，农业总归是低端产业，种粮又处在农业的低端，你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保护种粮积极性，就得拿钱说话。国家除了保护价收购粮食，每年还会安排直补资金，比如种小麦，目前直补加上其他各种补贴，小农一亩会有100来块的补贴，“种粮大户”还有额外补贴，一亩达到小200块。
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国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对的是世界市场，就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率，能跟美国比吗，能跟澳大利亚比吗，人家的低价粮大量进来，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粮食安全?很多小国、弱国就是着了这个道儿，不得不靠进口粮食活着。还好，中国不是小国弱国，不用处处门户洞开，可以设置粮食进口配额，设定高税率。比如，中国2018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为小麦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大米532万吨，税率精米65%、甜玉米10%。原理上，进口关税配额是按正常税率的进口量，超过了交高税也可以进口，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政府会有各种行政手段和临时措施遏制大量进口，避免冲击国内粮食市场。
2017年，中国累计进口水稻403万吨、小麦442万吨、玉米283万吨，同时出口水稻120万吨、玉米8.6万吨，可以算出，全年净进口水稻283万吨、小麦442万吨。相比2017年61791万吨的粮食总产量，进口比例好像特别低，但这里没有包括大豆。大豆作为粮食的一种，去年国内产量只有大约1300万吨，进口量达到了9542万吨，主要是转基因大豆。这些进口转基因大豆提供了大部分的食用油，和作为饲料的豆粕。油料和饲料是农业消费品的大项，进口依赖程度这么高，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留了一个口子，入世以后大豆关税降到了3%，便宜的外国大豆很快挤垮了国内大豆行业，一发不可收拾，需求量年年上涨，进口量也年年上涨。破罐子破摔，每回中国要向美国示好的时候，就签几十亿美元的大豆进口协议。大豆是一颗雷，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改变状况，不管大炸、中炸、小炸，这颗雷总会炸一炸的。
说起转基因，这里还得多讲几句。前些年转基因很火，除了引进国外技术，国内也大跃进一样，大米、小麦、玉米、土豆、西红柿，甚至转基因小米都有人研究。转基因研究列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还出现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最高层背书，那些人胆子肥了，屡屡突破底线，比如搞“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甚至私底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水稻。我们可以推断，转基因利益集团和有关部门在忽悠最高层的时候，强调了转基因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产量高，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证粮食安全效果大大的。民以食为天，转基因突然嚣张起来，老百姓和有关方面都会问：谁动了我的粮食?民间声势很大的反转宣传，很快和体制内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联动，比如黑龙江就希望通过打击转基因重振传统大豆产业。这肯定给了高层很大压力，也会促使他们意识到转基因难以预料的潜在副作用，结果就是政策一下子收得很紧。现在转基因就像很多技术热点一样，狂欢一阵，归于沉寂。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死了，还有一些团队在搞这方面研究。我个人认为，转基因没必要一概反对，但是应用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吃的东西。
生态农业是这些年比较火的一个概念，不少团队搞了一些实践，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我个人认为，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一样，会有一定市场，但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的主流。首先，生态农业需要制造一个生物生产链，很多环节不是人能完全控制的，一旦出问题可不得了。大农业简单粗暴，总体还稳定、可控，是实现粮食安全的保证。其次，生态农业成本比较高，出产的主要是高端农产品，十几亿人的国家不可能靠高端农产品活着。目前来看，中国的粮食生产总体是足够的，不然政府也不会继续推动退耕还林，更不会推动耕地轮作。各种育种工作也还在进行，比如袁隆平团队的超级稻、海水稻，还有转基因。这些品种主要追求产量和耕作简便，口味应该一般，种植规模大概暂时不会太大，因为吃饱不是问题以后，就要追求健康、美味了。所以，生态农业虽说不会成为主流，因为更健康、环保，对大农业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五、农村一盘散沙，乡村治理还有戏吗？
说起中国的乡村治理，大家普遍承认是个烂摊子，但是要怎么搞，恐怕要争个青筋突爆的，弄不好就是头破血流。我们这里不开药方，开了也没用，就翻翻病历，把病情理一理吧。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乡村自治，所谓“皇权不下县”。为什么皇权不下县呢?一方面受交通、通讯手段限制，手伸那么长做不到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这么搞成本太高，在生产力有限的古代根本付不起。乡村自治依靠乡绅阶层，主要是地主、官宦人家、家族首领。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是放手去干，只要能收上来税，能征上来兵，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乡绅一方面组织生产，维持地方稳定，一方面利用残酷的礼教和所谓“乡规民约”，横行乡里，予取予夺，欺男霸女，甚至草菅人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共产党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的，深知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必须从农村改造开始。经过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乡绅阶层不存在了，但生产还要组织，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觉悟还要提高，工业化还要依靠农业积累，这就需要新的权力架构。共产党总结以前的经验，把党组织一竿子插到底，不光人民公社，公社下面的每个生产队都由党直接领导，依靠贫下中农来治理乡村。报纸、广播、电话等通讯交通条件，保证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及时传达到农村基层。上面说过，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毛时代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农村权力架构起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农村肯定出现新的阶级分化，而且因为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会有很多农民涌进城市，形成贫民窟，结果就是农村城市都搞不好，中国且得在第三世界呆着呢。
在毛时代，党管一切的模式对改造传统社会、推进工业化、应对内外压力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这样的模式确实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要发挥个人积极性，分田到户，生产队解散，人民公社解散，实际上把乡村治理作为包袱甩掉了。要甩包袱，就要放权。放权成了那时候农村的一大主题，大胆地放，大规模地放，越到基层越放得开，谁有“本事”谁上，“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微乎其微，基层要运作，钱基本要从各种税费和计生罚款里来。那时候税费名目叫一个繁多，除了农业税(公粮)，还有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村提留款，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工程五项乡统筹款(“三提五统”)，等等，多的地方有几十种。这是硬任务，干得了就上干不了就下，乡村干部收税费、搞计生都红了眼，态度粗暴，骂人打人都是轻的，扒房牵牛拉家具都不少见。
这力气活儿当然不能白干，村里有什么好处，干部说了算。当干部好处一多，谁也不愿放过，村委会选举的时候，条件越好的村竞争越激烈，拉票不行给钱，给钱不行威胁，威胁不行大打出手，公然做假也是家常便饭。结果就是，代表村里大姓的、当老板的、上头有人的、好勇斗狠的纷纷成了村干部，胆子越大吃得越多，乱圈乱占集体土地，甚至可以把集体企业转到自己手里。有的地方油水太大，村干部往往和宗族势力、社会闲散人员、宗教势力互帮互助，形成了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穷村呢，油水少，当干部吃力不讨好，没人去争，当上了也不爱管事。
精神文明建设就更别提了。人民公社时代，农民都在一个生产组织里，上级通过电影、戏曲、开会学习等方式，对农民进行革命主流教育。分地以后，共同的生产组织没有了，很多地方青壮年纷纷出去打工，村里尽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名义上都在村组织里，就是组织不起来，精神文明怎么建设?何况上级都不重视，基层更没积极性了。结果大家都知道，农村很多地方赌博之风、攀比之风愈演愈烈，青少年游手好闲没人管，各种正的邪的宗教组织趁虚而入。
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快速增加，进入本世纪，政府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多。首先是农民的各种税费负担逐步减轻，最终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多年不重视农村，集中力量发展城市的结果就是，取消农业税的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这还包括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要再考虑地区间的差距，很多地方农村凋敝到什么程度不敢想象。取消农民负担以后，重点就是搞产业扶持了。开始主要扶持合作社，后来成了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随着投入越来越多，提出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扶植了一批典型。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还给农村老人发一点养老金。又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大搞整体搬迁、产业扶贫、精准扶贫。还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全国农村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总之不差钱，雄心勃勃要把农村搞起来，配合“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有了，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农村一盘散沙，甚至恶霸治村不能忍了。病急乱投医，什么药都吃，比如不知道谁出了乡贤这个馊主意。不过总体上，还是出了些有效措施，我总结是掺沙子、挖墙脚、打石头，要把村级组织重新置于执政党的控制之下。2000年前后，陆续有一些地方选派大学生当村干部，到2008年，中央下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全面开展大学生村官工作。这大概借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一方面带去专业知识、现代文化，一方面锻炼青年，储备干部。不过大学生村官积极性不高，很多人当个支书或者村主任助理，村民都不认得几个，有些就是为了考公务员加分，上级想通过他们掺沙子，效果不咋地。驻村干部就不一样了。驻村干部不是新事物，土改的时候就有，是上级派来协助村里工作的。现在的驻村干部带着项目带着钱来，担任村第一书记，政治上、经济上都很强势，在村里有人事权，可以挖墙脚。今年出绝杀了，那就是进行一场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重点在农村，自成一系的、不听招呼的、影响集中统一的就是乡村黑恶势力，就要打击。这是打石头。
下一步呢?当然是利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号召保家卫国，扬帆千里……
六、关于农民城镇化的几个问题
不管怎么加大农村投入，怎么重整村级组织，农业是低端产业，附加值低，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本质都改变不了，继续城镇化是必然趋势。
2017年，全国有2.87亿农民工。国家对农村投入那么大，都有这么多农民到城里工作，以后政策效应减弱，只会更多。对城市来说，要拉动工商业，拉动房地产，也需要有新的人口进入。这几年，很多地方把城镇户口跟农村户口统一改成了居民户口，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条件生活，城市就欢迎你，你也能享受城市福利。但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村户口，因为村里财产有自己一份，可以分红，可以享受福利。2017年末，全国有58.52%的人在城镇常住，只有42.35%的人有城镇户口。不知道这种一边拿城市“绿卡”，一边享受村里待遇的状况能持续多久。
子女入学一直是农民进城后很头疼的问题，留守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在城里上学。现在这种限制也在逐步取消，你只要有经济实力，子女就不用留守。当然，这对农村来的很多底层劳动者来说，还是困难的，所以留守儿童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决，还会有更多底层老百姓付出代价。留守老人是另一个突出问题。农村老人进城的话，除了消耗，很难有产出;城里生活节奏快，子女都忙，几乎不可能有时间照顾老人;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人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在农村就地解决。我们可以想象，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养老会是中国农村一个巨大的产业，等着资本去捞金。
农民城镇化，宅基地也会空出来。去农村看看，没人住的房子太多了，甚至有的地方为了攀比，大家在外面挣了钱，都回村里修气派院子，然后锁着不住。一方面是农村闲着一大堆宅基地，一方面是城里房价那么贵，住得那么挤，那就很简单了。比如老板想住大院子，在城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村里有的是空地方，盘下来呗，多少钱人家出得起。其实宅基地“流转”早就开始了，只是在灰色地带，没个合法身份。好消息，农业农村部最近说了，积极探索城郊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意思很明确，宅基地可以和耕地、林地一样，所有权归村集体，资格权归农户，使用权谁出钱归谁。
总之，农村正逐渐告别过去的萧条状态，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这会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过程，农业从大家一哄而上，到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垄断。繁荣主要是少数人享受的，农村也不例外。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民不断进入城市，绝大多数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是农民工支撑起来的。随着生产要素价格越来越高，沿海必须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转移的方向一个是海外，一个是中西部。但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这些地方基础设施有限，劳动力素质也跟不上，搞纺织还行，搞电子工业就很吃力了。中国中西部现在基础设施很完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正是电子等行业转移的理想落脚地，像富士康，早已陆续在很多内地城市布局了。中西部农民工以前要到东南沿海工作，产业一转移，很多人就可以在离家近的地方进厂了。这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工人队伍，和资本的斗争也会更趋于常态、更深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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