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市郊的汪集街道，在2001年乡镇改革中，由两个乡镇合并而成，从而形成了具有10万人口、共52个村(社区)的巨型乡镇，其乡镇干部一直保持在45个人左右;又因同时进行了事业单位“以钱养事”改革，除计生等少数站所外，其他七站八所的干部基本上都分流出去了。乡镇改革以来，汪集街道基本上成了“维持型”政权，乡镇干部疲于奔命，却受制于治理负荷过大，难有作为。
为了实现有效治理，汪集街道想了不少土办法。最近几年，终于将这个办法确定下来。其基本做法是，在原管理区的基础上，重新设立总支。每个总支配备4-5名干部，作为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的派出机构，全权处理乡村治理事务。因干部不够，汪集街道共召回了20多名已经分流出去的“以钱养事”人员。这些人员，农村工作经验丰富，且正值壮年，真是人尽其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总支几乎就是街道的“防火墙”和“冲锋队”，但凡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如突发事件、征地拆迁等中心工作，总支都冲在前线，街道党工委的压力顿时减轻不少。通过恢复总支这一治理层级，汪集街道有效解决了治理幅度过大所带来的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重新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让乡镇干部腾出手来做更多的事。
无独有偶。山东临朐县在2001年以来的几次乡镇改革中，也大量撤并乡镇，其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一些被合并的小镇，因地处偏远，不受中心镇的重视，乡村治理绩效急剧下滑。近些年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临朐县一方面通过“管区变社区”的做法，增强乡镇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则将那些偏远小镇重新单独建制，如通过建立生态旅游区、经济开发区的名义，重新建制了4个被合并的小镇。重新独立建制后，这些乡镇的乡村治理效果立竿见影。最为典型的是嵩山生态旅游区，在撤并的十余年间，当地老百姓形容该地已成“沦陷区”，经济发展落后，地下邪教猖獗，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怨气比较重。而独立建制后，党员干部对症下药，通过红色文化建设及干部下沉到社区等措施，建立了亲密的干群关系，乡村治理很快走上了正轨。
我国的乡村两级治理单元，是经过多年的历史探索而形成的。它不仅涉及到基层政权建制，还与人民群众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及认同感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制度合法性。如果治理单元与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相契合，则乡村治理就很容易有效援引多种治理资源，大大减轻治理负荷;反之，乡村治理很可能因治理负荷过大而陷入困境。
过去，因为农民负担过重，需要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通过撤乡并镇、合村并组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现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存在这一历史局限。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治理任务必然加重，对治理有效的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形下，保持社会活力，慎重对待基层治理单元，甚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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