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实用和迷信而信教
在苏北D村调查家庭教会，完全是个偶然。
进村的第三天下午，被访者因有急事，突然结束离开。4个人闲来无事，就随机找村民聊天，一个叫潘梅的妇女在家门口没说几句，便讲起了信教经历。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D村还有很多或者因病因贫和天灾人祸信教，或者是因祈求家人平安而信教的故事。当然也有特殊原因，如MZ组有个妇女，第一胎生了女儿，她极其想要生个儿子，邻居就劝她到教会祷告，没想到后来果然生个儿子，她觉得这个儿子是神的恩赐，专门定制一面锦旗送到教会，不仅逢人就夸儿子的“天命”，而且也进了教会，且带上4岁的女儿。
信教的故事林林总总，信教的主体却是妇女和老人，据知情人透露，MZ组有70%~80%的人都信教，上了年纪的人，70%~80%的人都去教会。说是教会，D村除一家稍微正规外，其他3个较大的都是家庭教会，还有很多小型家庭教会。现在D村不少妇女老人都养成进教会的习惯，家人(包括自己)身体不好的，家庭矛盾不休的，现实生活受挫的，都会到教会洗涤内心，念念经、做做祷告。
受村庄信教氛围的影响，教会扩张速度很快，现在20~30岁的人也会信教，他们平时去南方打工，一到节假日回来，都会去教会祷告。家家信教的后果是，有些小孩很早就受教义濡染，心智成熟后就成为笃信的教徒，村民也极易将生活本身迷信化，对奇迹或变故进行神化解释。
有个30多岁的教徒“做见证”时说，她年轻时曾一度困惑和迷茫。乡村路灯为了节约，平时都不开。有天晚上她走夜路，突然路灯全部亮了，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她坚信是神的指示，带她走出光明，勇往直前。
该教徒的“见证”很神奇。从生活常识来说，她应该是受到挫折，然后经过自我反思和沉淀，逐渐强大并拥抱现实的。她却用一次奇迹来说明收获的心灵平静，让那些正在痛苦中的年轻人看到了信教的好处。正是各种“做见证”及相互交流，让那些人相信神的存在是真实的，只有神能保佑实现愿望、治愈创伤。
教会的发展与纷争
D村是普通的农业型村庄，在村的人多是386199部队，村民主要靠打工和种田来谋生。对于在村的老弱妇孺来说，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实在是件要命的事。
有老人反映说，在家里待久了，不仅浑身疼痛，还会憋屈和烦闷。但去村里走走，又为无人可聊天、无地可坐下而失落，还是要无奈地回家。D村的红白喜事上也会有歌舞和小曲，但那些露肩膀、露肚脐，甚至有淫歌艳舞露天表演，尚有羞耻感的妇女老人不屑观看。
如果说因病因贫信教只是一时之需的话，因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教则更为广泛。要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不仅需要物质配备，还需要理念引导。D村的一些教会为了吸引信众，发展自己，上演了各种教会分裂的故事。
D村最早信教的人叫刘祥，他今年71岁，信教40多年。开始信教是因为妻子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有时说见到了鬼。刘在亲戚的介绍下，偷偷陪妻子信教，不久，刘自己也信教了，开始他们还偶有聚会。
D村所在的S县于1950年成立“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有负责人，50人以下不设教堂，只设立祈祷组联系点。凭借执着的信念、灵活的策略及秘密的机制，刘祥度过了艰难时期。1988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S县的地下教会打着“三自”的名义暗地里传播。S县统计的全县信徒有10万人，其实还有很多教会没有上报。我们在D村调查的4个教会只是规模较大，还有一些分散流动的聚会点，只有刘祥的教会经过上级认可。
刘祥1988年到邻村学习，那里有个20多人的教会，因为对负责人的脾气、做事看不惯，另外，刘觉得负责人讲授的不合真理(其实是刘与负责人争夺领导权失败)。一个月后他就回家，随后在ZX组找到另一个教会。教会发展到30多人时，“奉献”开始增多，遂设立会计、保管员，当时经常有撬“奉献”箱偷钱的情况，没过多久该教会宣告解散。刘说，“教会要有好名声，要有好行为，私自克扣发展不久”，他又回家呆了几个月。本村有教徒鼓动办教会，刘就在家里搞教徒聚会，第一个安息日时有十多人。几个月后，邻村的村长批块地给刘祥，主要是他的家属信教，请求村长支持教会活动。刘祥就鼓励信徒“奉献”和家属捐赠，很快集资上来7000多元并盖起3间房屋。
因为有正规场所，又有村长支持，刘祥的教会发展很快。刘祥为了扩大影响，积极支持村庄公共事务，还帮忙村里做宣传。在农业税时代，村里下达任务，刘要求信徒带头交，赢得村干部赞誉。不久，他又找到村里，要了些土地用于扩建，给地的是个小组长，他说，基督教教人向善，拥护地方治理，信教是件好事。新建成的教堂花去3万元，可容纳100多人，信徒们“奉献”几千元。剩下的钱除开找人捐款，刘祥先垫一些并四处借钱，当然，剩余的费用也是从后来的“奉献”中补偿。
从刘祥的信教经历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刘信的并不是“三自”教会，否则，他在大集体时期可进入正规教堂，按照国家对宗教的定义，除了“三自”教会，其他教会不合政策要求，其发展也是受排斥的。改革开放后家庭教会崛起，刘祥的信教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并于1993年得到宗教部门的批准，主要是他所从事传教活动正常，且规模比较大。
刘祥也按照“三自”教会的组织模式设立堂委、传道员、领唱员等。他的教会后来也出现分裂，主要是教会内部争夺权力，然后一批人出走，成立新的教会，前后有两批人自立门户，总共带走100多人。分裂的教会相互不来往，刘祥说，“忠诚的信徒，拉也拉不走，就算出去了也会再回来，不会去别的教会，要是去了其他的教会，神不会保佑他的”。MZ组有个从刘祥那分离出的教会，通过堂委的不懈努力，很快聚集起来30多人，负责人用大家“奉献”的钱买个老房子。不过，也是同样的问题，堂委之间有矛盾，又有分赃不均的问题，该教会再次出现分裂。
教会的邪教化倾向
除了刘祥的教会得到认可，分离出的教会再也没能“合法化”。D村的教会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想出多种方式，其中之一是集资建教堂。刘祥最自豪之处在于，他的教堂及设备全是教徒的“奉献”，教堂每年还向县“三自”交300元，宗教局交300元。他的教会有100多信徒，每年的“奉献”就有1万多元。
其他教会就没那么幸运。虽然有负责人说，“大家做祷告，感激神，给点钱，没有金额限定，凭内心随便给。问人要钱，就信得不真了”。但一个MZ教会的教徒说，“进了教会，不交钱不行，不然，他们会教育你，你这病是神保佑好的，应该交钱感谢神。还说，要是有点偏差，神就不会保佑你，生病是因为信的不到位，‘奉献’得不到位”。
每到年底的时候，打工的人回来，教堂也会暗示要“奉献”，每次至少要20~30元。
村民对教会邪教化的认识是从不断的“奉献”开始的，有些老婆婆本就家庭困难，她们省吃俭用，每次聚会都要5块、10块的奉献，甚至会偷家里钱，家属因此很反对，觉得教会在骗钱蒙人。有的教会信徒不稳定，有人信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与教会要求奉献有很大关系。
D村有个教徒后来退出主要缘于奉献。他说，“信教的每次聚会都要带钱去，就是骗钱的，没钱不让你去。什么好事都说是神在保佑，有病上医院治好了，也认为是神治好的，到教会去放鞭，感谢神，说如果教会不保佑他，病就治不好。他们挨家做工作，劝人去求神，说神能保佑一家平安。实际神在哪里?也看不到，交钱就是骗人”。
虽然刘祥强调，信邪教的人不在教堂，都在家里，说什么神会到处跑，他们只会将人拉到家里传教，是“关门教”。但曾是刘祥教友，也曾在他教会活动过的钱梅，于7年前与全能神搅和在了一起，她曾经帮全能神信徒印册子。她的侄子发现了宣传册，告诉了刘祥，刘祥遂向上级部门举报，县牧区领导的处理是，撕了相关的文本材料，并找钱梅谈话，看她态度不错，就把她放回去。钱回去后又走上原路，她把一部分书籍私藏了起来，被传道员徐洋发现，并打电话举报。徐洋原来也在刘祥的教会，他是个有才的年轻人，与教会堂委产生矛盾，就转到钱的教会做传道员，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向当地的宗教领导人写了保证书，一些全能神教徒也不再去活动。但上级堂委要求该教会重组时，但钱梅不服，与分离者打起来，说破坏她的教会，D村书记出来安抚说，以后支持她的教会，有机会就批地建教堂。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刘祥辩解说，“钱梅不是带头传教的，是被人诱惑的，人的智慧不一样，信仰不一样，还是她信得不真，如果拿圣经教育她，她就知道错了”。但有教徒告诉我们说，教会分裂看起来是正邪之分，假基督教传的是歪道，但实质上是为了争权。上例中的徐洋举报，与内部权力争夺有关。虽然公安机构很重视打击邪教，但要抓邪教徒并不是易事，常常是教会头目之争，才会带来举报和发现。只有天天看圣经，体会很深的堂委才能分辨邪教，只听不看的人很容易上当。
真正的邪教如果不“地上化”，很难发现证据，主要是其活动极其隐秘。他们做礼拜的仪式是：
(1)信徒进教堂后朝西跪下，做祷告，相当于一次精神洗礼，让信徒们的心安宁下来，聆听神的教诲，祷告时间可长可短，一般几分钟;
(2)找个地方坐下，集体唱诗，由领唱员带着大家一起唱，印有专门的册子，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3)祷告，大家都跪下来向神念祷告词;
(4)做见证以及奉献，感受到神恩的信徒们向神奉献。信徒在奉献之前向大家陈述自己所蒙受的神恩，如神保佑度过了难关，给了自己何种启示;
(5)布道、传道者引经据典，给大家解读圣经，并通过现实生活引导教育大家，布道过程持续一个小时;
(6)再次做祷告，礼拜结束。
教会的活动很不公开，不接受上级监督，也少与其他教会交流，做见证环节极易神化信教或者再迷信化，有时甚至会邪教化。另外，讲解的圣经本身，也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引导性，容易滋生邪教生长空间，上述的将奉献与信仰挂钩也易敛财。对于那些不识字、资历浅的教徒来说，很难觉察出传教的真伪，他们又因现实困境，急于获得保佑而信教，因此很容易被邪教鼓动，误入歧途。
D村的邪教组织除宣扬反动思想，也有发展教徒的任务，发展到一定教徒后有回扣，初始信邪教者还会得点化妆品。有些人因此没日没夜地传教，被他们鼓动的人不顾农业生产，平时到处流窜，长期不回家，带来的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如果真信上邪教，陷进去很难出来，只有被打击的命运。
教会也会偶尔“地上化”。2012年底，正是社会上流传的“世界末日”到来时间，D村有些神秘的教会开始活跃，他们散发小册子，到处给人讲“世界末日”，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不是耶稣时代”。得益于民众的举报，派出所抓捕了一个邪教小头目。自此之后，有些教会更加隐秘化，不仅不再公开传教，而且聚会也很神秘。
宗教管理的缺位与影响
正规教会有宗教管理。居于高位的是基督，是信徒每天祷告的对象，是公认的唯一神。但是神在天上，不能与所有信徒都进行沟通，就要通过人间代表——牧师来实现。S县基督教有三大教派：长老会、耶稣教会、神造会。全县仅有一个王姓牧师，他负责全县教务;牧师之下是长老，总共有40人左右，分布在各个片区，长老管“三务”，即财务、事务、教务;执事管后勤;传道者不计其数，每个点都有1~2个，全县480个批准堂点。
一般情况下，一个教会的堂委有5个人组成，分别是组长、副组长和3个成员，堂委被教徒统称为“教会工作人员”，堂委一般年龄较大，信教时间长，正规的教会老中青结合，年轻堂委受神学院培养。堂委的角色分为神圣、世俗两种，世俗角色负责教会财务管理、教会建设以及环境卫生等工作;神圣角色即传播福音。专门传播福音的人称为传道者，每个教会都有1-2个领唱员。
刘祥的教会名义上归县“三自”教会统一管理，但“三自”教会对农村教会的业务指导很少，对家庭教会更是难以甄别管理。刘祥的教会虽然与“三自”教会源流有别，但在被纳入县统一管理后，传道的人都要经过县“三自”培训半个月，一般是长老、牧师、执事讲，有专门的讲义。信徒们所说的某人信邪教，主要是依据上级的圣经讲解。县里一年来审查2~3次，除开检查教堂的设施设备和宣传材料，还有就是教育堂委自觉抵制邪教。D村所在的乡镇有个片长，经常到县三自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刘祥作为教堂负责人，经信徒选举后需经过片长同意确认。
除了对批准教会管理的表面化，县“三自”对农村教会支持也不多，教会维护及运转开支主要靠教徒奉献完成。2012年县“三自”要盖“合一堂”，要求下面的堂点要向县里做奉献，缴纳金额依情况而定。刘祥的教会100多人，向上级奉献了18000元，这笔资金来源于信徒的早年奉献。MZ组的家庭教会有30多人，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也积极缴纳3000元，他们想借此被上级认可。有些家庭教会趁机宣扬自己，鼓动教徒多奉献并从中聚敛民财，有个负责人不久就盖起了两层小楼。
需要说明的是，“三自”教会本来是政治性极强的组织，但在重宗教管理和社会稳定的当下，对地下不正规教会正规化并进行一些监督，然后从堂委中选出相关负责人，只要有能力、有文化、有名声都能往上晋升，甚至可以进入县“三自”委员会，这表明基督教的政治内涵及管理方式正在出现转型。在治理大于政治的前提下，只能通过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来保证农村教会正常化。但政治与治理本就一体两面、相辅相承，缺失了政治的治理，其治理绩效及合法性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S县“三自”对农村教会的教义指导及物质支持很是松懈，则农村教会极易被外来宗教势力所渗透，也极易因内部权力斗争及财政问题走上邪路。
D村所在的当地公安部门，倒是很重视邪教治理，只要有人举报且证据确凿，公安干警会很快抓捕，在灵灵教猖狂的2~3年前，公安部门抓捕过一些邪教人员，也会找被认证的农村教会开会，要求他们发现情况立刻汇报，并沿街宣传提醒村民提防邪教。但没人举报，没有证据，民警也无法行动。
有的堂委会在正规教堂里传播歪理邪说以谋私利，有的干脆组建家庭教会，骗老人妇女入教然后从事邪教活动。我们在D村调查的教会，每个都说自己是真基督教，又说分裂与邪教人员的存在有关。曾经不太政治正确的地下教会，在社会开放后逐渐地上化，牵扯出的邪教问题不断，异教人员丛生，至于组织化强、隐密性高的相关教会，更易滋生邪教因子。
D村有的教会接受上级组织指导，并且从上级教会那里获得资金援助。他们不与其他教会掺和在一起。我们在湖北孝感调查发现，有的教会一方面回避政府审查，另一方面对周围教会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个教派。如果属于同一教派和同一管理团队可相互往来，如果属于同一教派但不是同一管理团队就只能去听道，如果不属于一个教派的就不能去听道，更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们通过熟人介绍与教会头目接触，由教徒领着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这时候有上级头目就过来询问，我们是谁介绍过来，过来做什么。没过多久，又有头目打过来几个电话，对我们的身份进行确认。第一次访谈较为顺利，等我们想再访谈教会成员时，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再怎么澄清和解释都没有用，主要是上级头目后来嘱咐教徒要秘密。而该教会所在组织，不仅受到国外资金支持，能力和觉悟较高的人，还会被送到国外进修学习。
宗教部门的管理松懈只是问题之一，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缺位影响更大。我们在鄂东南农村调查时，发现4个村干部只有一个在家，其他几个都会外出打工，村干部不是不知道地下教会发展情况，但他抱怨说，上级只发枪，不给子弹，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也没出啥事，只能等以后有情况再说。而我们访谈当地统战委员，发现他对农村宗教情况知之甚少，现在乡镇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他的主要业务也变成了招商引资，本职工作变成了上传下达和被动应付。
我们在鄂中农村调查时，有村干部抱怨说，现在连村干部换届选举，村民都不愿过来参与，说谁当干部都一样服务，与我无关，群众代表会议更难开起来。现在是“金钱社会”，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村里抓经济，对邻居和村情少有关心，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现在国家又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只有相关教会公开行动且影响村庄公共秩序，村里才会向上举报并采取行动，否则，介入太多被说成迫害教徒怎么弄呢。
D村一个党组长感慨说，现在基层党建还不如基督教搞得好，只是在年关的时候，村书记召集所有在村党员开一次会议，总结今年一年的功与过，同时慰问一下老党员。基层党建已然弱化，群众代表会议更少召开，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
教会充斥的农村未来
在调查行将结束的那天，我们采访了一位60多岁的老党员。他不无忧虑地说，到处都有教会，有病不去医院，求神保佑，有的本来小病，硬是给拖成死病。教会发展教徒，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天到晚找我老伴，进行各种传教活动。我老伴身体不好，肚子里长了肿瘤，差一点命都送掉了。我送她到医院，检查出肿瘤，做完手术就好了，之后再劝她也不信。神能把她的肿瘤拿掉?可惜的是，老党员的经历及告诫在村庄中并不占主流。
有个不信教的村民说，村里基督教派太多，他也分不清哪个正哪个邪，自己平时又忙，是否信教以后再说。我们还在为他的半信半疑庆幸时，没想到他继续说，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有人来劝，她后来又患了胃癌，有时还伤风感冒，劝的人就更多了，说是祷告一下就好。身体不好了，有人说能保你平安，保你不死，你能不信吗?何况还有人经常说信教的好处。
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5期，原标题为《苏北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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