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为了将“乡村”特别是一些贫困的“村”扶起来，不少地方都在推行“下派干部”的政策。例如，选派一些上级政府部门“有能力”的干部驻村当支部书记，有的地方叫“第一书记”，有的地方俗称“大书记”。
应该说，“下派干部”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不过，有次在某地调查，问一些村民对某“下派干部”的评价时，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说：“他不行，连一包水泥都没能派下来!”
这种看似“不识好歹”的回答，表明这一政策实践的背后出了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事实上，判断“下派干部”政策是否成功，主要的标准，应该是看所下派的干部是否有办法，能够从村庄内部出发，动员和激发村民自我组织、自我奋斗和自我发展起来，从而推动村庄的内生发展，而不是其他。
然而，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根据我们团队最近的调查发现，“下派干部”在很多地方都普遍地被异化成了等于“资源”。在村民眼里，评价一个“下派干部”的治村水平，不是看他能否带动村庄内生发展，而是看这个“下派干部”能否送钱财物资项目等“资源”进村。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任何下派的“干部”都是国家的干部，不是“干部”自己的干部。但是，这种“下派干部”异化等同于“资源”的悖论容易让人误把“资源”反过来等同于“干部”个人。而资源实质上是国家的资源，不是干部个人的资源。换句话说，这个事，如果换成马云干，你可以说是马云个人的钱或他阿里巴巴的钱。反过来，换成是“下派干部”干，就不是这个逻辑了。目前的情况，可能会衍生出“私人治理”的后果，让本应该堂堂正正代表国家的治理资源变成了某个干部个人给村庄或村民所带来的私人恩赐。
其次，大多数“下派干部”具有公务员身份，下派驻村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嵌入。适度嵌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过度嵌入，就有违村民自治的原则。“第一书记”或“大书记”的称号，其真正内涵，应该是下派的干部具有带领村庄内生发展的“第一责任”和“大责任”，而不是“第一权力”和“大权力”。如果将“第一责任”和“大责任”异化成了“第一权力”和“大权力”，那么，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过程中，超越于村庄之外的公务员或干部的政治身份的过度政治化嵌入，就有可能衍生出大量资源分利的腐败行为，长此以往，可能会更加败坏基层政治生态、扰乱村民自治，甚至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滋生新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
再次，“下派干部”的来源是多样化的，强势部门下来的干部能撬动的资源更多，弱势部门下来的干部能撬动的资源就更少甚至无法撬动，因此，强者容易受欢迎，弱者则遭冷讽。这样的后果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会更加让人确信只有“跑部”才能“钱进”，并进一步滋生村民“等靠要”的懒怠消极思想，他们会在与这种政策实践对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变得越来越势利，村庄也会越来越丧失内生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推动“下派干部”政策实施的具体部门，要谨防把经念歪了，莫让“幸福”被误认为是“等靠要”而快速便捷获来的。更要警惕的是，当“下派干部”有一天终于“上走”而撤退时，这种附着于个人身上的资源也会随之撤退，已经习惯了等靠要的村治环境就会是一地鸡毛，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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