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笔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沉重。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她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乃至县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等死。”
2011年清明节，笔者到我的出生地、山东沂蒙山老家祭祖。因为事先没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几个亲戚家里，好几家都不在。只好将带来的礼物，放在亲戚家的门口。毫无例外的是，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外，听不到孩子们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姑娘们的歌声，听不到小伙子们生龙活虎的吆喝声。中国当今农村呈现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败。这个过程进行了仅短短的一二十年。
回到笔者长大的村子，也发现同样的农村衰败现象。伴我成长的蒋家庄位于山东沂蒙山区腹地，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小平原”，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2000人不等。蒋家庄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1981年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还没有铁路，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个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冬天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大人们的说话声和孩子们玩耍的喧闹声。
笔者小时候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是不上锁的，大白天关门是不吉利的象征，只有家里没有人气与别人家没交往的才关大门。那时候很少有小偷，因此很多人家几乎都是大门敞开的。白天下地干活，也开着门出去。只有出远门了，才将门锁上，而钥匙就放在窗台或者门口的一块石头下面压着。今天，看到众多的“铁将军”把门，心头充满了酸楚。
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的。在城市里，农民建造了高楼大厦;修马路、挖地铁;在工厂里，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远离他们家乡的空野里，中国农民修高铁、建高速公路、建水电站、建核电站。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创造的。
中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牺牲了生态环境，牺牲了农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终换回了中国城市的歌舞升平，美国人的狂傲，中国乡村的高度衰败。
曾几何时，我们曾雄心壮志地建设新农村，这个过程从蒋介石的时代就开始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行者曾经进行过改造中国乡村面貌的实践;我们也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的中国农民当家作主、集体劳作的局面。而今，当中国农民盖上了瓦房，看上了彩电，开上了摩托车的时候，却抛弃了他们热恋的故乡，来到了城市，将新瓦房留给了年迈的父母;或者父母也进城照看他们的孙辈，将家交给了铁锁。
中国农村的崭新瓦房成了农民春节回家短暂度假的“别墅”，他们建造了很多住房，但城市里依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在马路边、水泥筒、地下室、防空洞、简易的工棚里，或者城乡结合部脏乱的拥挤的临时民房里栖身。中国农民建造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房，但永远不够。中国250多万个农村的住房，越来越没有了人气，成了闲置房。城市里，穷人买不起的楼房成了鬼屋;农村中，非常宽敞的瓦房成了空房。然而，依然有人提出，要给农民改善住房条件，在村边给农民建造别墅房，与原来的平房遥相呼应，也都成了空房或鬼屋。开发商赚足了钱，政府或村领导出卖了土地。这些房子谁来住呢?
让人心寒的“空心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空心村”。完全放任市场经济，缺乏社会和谐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和生命换GDP的发展，已使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空心村”，将来面临的可能就是一座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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