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村是高桥镇的白菜心。”
任何一个刚来到正心的人，大概都能从创始人口中听到这句话。
听说，唐家村人酷爱读书，以前出过不少秀才，建国后也有很多人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这是一个文化氛围很浓的村落，又位于群山之间的坝地，水源充足，地势平坦，从地理环境上，就比别的村子优越了不少，因而经济水平也拔尖。
唐家村隶属于武定县高桥镇，武定县是楚雄州距离昆明最近的一个县，从武定到昆明的大巴只要一个小时，从武定县到楚雄州，就算全程走高速，也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这样的地缘优势，使它的发展更多地依附于昆明而不是楚雄。
从武定县城乘坐农村公交一路朝西北偏西方向，绕山而行，一个半小时之后便可抵达高桥镇上，再从高桥镇叫一辆面包车，二十分钟，30元，直达唐家村的武定县正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如果你自己开车，那么从武定县城沿着高速公路奔驰，到唐家附近的猫街收费站只要二十分钟，到最终到目的地正心只要四十分钟。
但武定县仍然是乌蒙山片区国家十三个贫困县之一。
为什么他们不爱读书？
翻修老屋，搭建活动中心时，第一个建起来的就是图书室。特意将废弃的床板做成书架，从天南海北募捐而来的图书被细致的分类之后，一一上架，希望为边远农村的孩子创造一个知识的空间，为他们的想象力提供一种文字的可能。
但极少有小孩子持久地借书读书。比起枯燥的文字，他们总能找到更有乐趣的事，他们愿意去体育器材室，拿起羽毛球拍与同伴来个一两回合，也愿意趴在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旁边，偷偷地瞧他们玩手机，甚至只是蹲在院子里晒太阳，在他们看来，都比手捧一本书读要有趣。
那些偶尔进来图书室要借书的，大部分是时尚杂志、漫画书，女孩子从时尚杂志嗅闻美丽香气，男孩子在漫画书上寻找刺激享受，寓意深刻、人文性极强的经典名著，无人问津，落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唯有每次大型考察团来临，需要大扫除的时候，这些书才会被光顾、被清扫、被感叹，然后再一次归于寂寞。
这并不是唐家村孩子的特例，那些到机构来参与毕业实习的大学生，问起他们爱读什么书时，眼里充满着茫然与空白。他们热衷于打游戏、连续剧、刷抖音和淘宝，我总是能听到乐此不疲地杀伐讨论：“死了死了”，“再来一局”，我们似乎在同一个世界，又似乎永不相连。
为什么他们不爱读书呢?
留守困境+互联网时代
唐家村原本有120 多户500 多人，目前长期在家的不足100 人，大多是孩子及其爷爷奶奶，外出的青壮年过年时才回乡。村庄日渐凋敝，唐家村正中间的是唐家小学，念到四年级就要转到镇上的高桥镇中心小学就读。学校承担严格的升学压力。农村撤点并校带来的学生人数激增，同时师资数量并没有相应提升的不对等现状，也导致老师们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拓展课堂以外的教育。
农村因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困境又改变了家庭教育的生态，大部分农村儿童并没有清晰具体的学习规划，隔代抚养能够提供的只是基本的饮食温饱和日常照顾，常来中心的小朋友从爷爷奶奶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回家吃饭啦”、“该做作业啦”这样的督促性话语，而仅仅依赖中心志愿者的功课辅导又力道不够。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便捷为儿童的成长带来了太多的诱惑。外出打工的父母为了方便与儿童联系都会为孩子提供智能手机，手机里有游戏可以消磨整日时光，聊天软件也能够方便与不在身边的同学好友沟通，无数的猎奇视频填充着闲暇，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离开书本去别的事物上追寻快餐式乐趣。
与此同时，社会对读书的期待和认识在历史中发生改变。从乡村进入城市的道路借由打工潮逐步拓宽，农村的孩子可以很容易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寒门再难出贵子》、《我奋斗了十八年只为了与你一起喝咖啡》类型文章的爆火，文化资本的悬殊导致贫寒家庭“输在起跑线上”，一个贫寒家庭投入大量金钱去栽培一个孩子读书，最后他毕业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在当下这个以经济价值作为最大衡量标准的社会，金钱回报与学历的不对等，使得“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却忽略了公共教育与生产力培育之间的巨大鸿沟。“尖子生”在现实社会中的摸爬滚打捉襟见肘，缺乏适应技能，无一不在强化这种对读书一事的污名。
另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阶级流动的大门正在慢慢紧闭，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通过读书这一扇窄门走进另一个想象的世界。教育本身，正成为阶级固化的强大保障。
工农子女长大后，只能打工？
这是结构性的形塑。也是历史性的创伤。
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子弟如何子承父业》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能继续从事中产阶级的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何自甘如此。”
威利斯研究的是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他们崇尚反学校，热衷于男子气概，认为那些循规蹈矩的乖男生是娘娘腔，文凭是没用的。悖论却一直在这里，如果工人阶级主动拥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好好学习，或许能摆脱命运的安排，顺利上升为中产;反而是他们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抗，使他们走向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最终完成了自身阶级身份的再生产。
2016年保罗·威利斯来到中国，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曾说到：我认为工人阶级处于一个矇昧的位置，他们一方面受到资本力量的控制和压迫;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很容易被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文化所蛊惑;而且，他们的那种符号式的反抗反而再生产了自身和资本文化。
虽然这样说，我仍坚信，工人和工人子弟的基于体力劳动和工人社区生活的体验性知识构成了形成工人文化的物质基础。问题在于，西方的工人阶级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自己与理论化的知识和教育资源连接在一起。
读书能改变命运吗？
如何摆脱这种强大的自身阶级身份的再生产宿命呢?对于一个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儿童来说，再也没有比读书更轻松和便捷的道路了。
这总是让我想起我自己的成长轨迹：一个出生于东部沿海地区苏北农村的小女孩，一路披荆斩棘就读重点学校，在所谓的“强化班”里独树一帜，没有变成一个考试机器，却又能游走在考学的边缘追寻自我。
就算走到了即得利益的群体里，也从来没有被胁迫着被鼓动着去走那样一条光鲜亮丽的资本积累路线，而是始终站在主体性的位置去思考、去行动、去努力。
我是如何逃离应试教育的规训，又逃离自身工人阶级再复制的宿命的呢?
唯一可以找到的理由是对读书的真正热爱。
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种对知识的渴求，那种渴望理解更多的生猛欲望：刚迈进学堂。一个孩童初见知识暴发出吸血鬼般的饥渴，任何写有字的纸张都犹如被施了魔法一般闪闪发光。哥哥借回家的小画书一个一个字猜着意思地读。我将教科书的内容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将小画书在作业本上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张口就来。
那个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比一间图书室更令人向往。这种被上了发条的热情一直没有消退，它激励着我走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算毕业之后，我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比读书与写作更令人兴奋的事情。
读书这件事，就像是滚雪球，它从来没有目标明确的要将你带向哪里。可是它给了你另一种眼光，一种别人永远没有办法剥夺的眼光，而且这眼光将随着书本与知识的积累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深刻。
真有命运这回事吗?
当我们抵抗所谓命运的唯一攀爬路线，拒绝被塑造的同时，又何不是将自己掉落进另一个命运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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