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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广俊:回应唐利群对路遥的再评论

智广俊 · 2019-09-1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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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是反映我国包产到户前后农村变革时期的一部史诗性的伟大作品,书中歌颂了平凡的劳动人民,赞美了劳动,成功塑造了可敬可亲的劳动人民正面典型形象,富有强烈的励志色彩,读后能给人一种激发力量,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2019年9月12日,食物主权网站推出了唐利群《什么是路遥的“现实主义”?:回应智广俊》一文,同时还推出滠水农夫〈关于路遥平凡的世界〉与智广俊先生的简短探讨》的文章。为此,我写了这篇小文作为回应。

 

  唐利群和滠水农夫的观点基本一致。我与他们的观点主要分歧表现在:一如何看待评价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二什么是正确的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三如何在文学中评价描写劳动和劳动人民。下面详述我的观点和意见。

 

  一、如何看待评价人民公社这段历史

 

  我与两位老师都怀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都认为人民公社是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一项伟大创举,党通过人民公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成绩。农村杜绝了历朝历代大规模流民现象的产生,改造了二流子,广大农民过上了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过去农民绝大数是文盲,人民公社时期适龄儿童都进入了学校里念书。农业为工业、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虽然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还是农村的普遍现象。

 

  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我在农村生活工作了五十多年,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的实践,太了解人民公社了,知道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人民公社基本制度设想是好的,但也有弊端,突出表现在人民公社是一个官办集体经济。虽然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了生产队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社员有民主管理权,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基层政府官员往往以长官意志剥夺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和社员群众的民主管理权利。这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我始终认为陈永贵为首的大寨人,他们的业绩是干出来的,陈永贵是共和国的英雄。但是,大寨人是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与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的觉悟有着很大的距离,用共产主义的理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大范围大规模地推行大寨经验,就有点脱离了实际。表现在,学大寨运动直接破坏了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人民公社管理六十条暂行办法的原则。比如,推行大寨式大队核算,破坏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大寨式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办法,违反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计成本大搞水利工程,破坏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当年收益与长远收益的关系,以及队与队、队与大队、公社的经济来往的原则。学大寨运动高潮时发生了比大跃进时期还要严重的一平二调,刮起的共产风更猛烈,把生产队积累下的家底子折腾光了。大寨人喊出了极左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寨人是不搞家庭养殖副业的,你参观大寨陈永贵的故居,发现建有鸡窝猪圈吗?而六十条是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的,鼓励社员养猪养羊养鸡的。在学大寨的高潮期,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养殖业、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把农民的自留地都收回了集体。因此,我说农业学大寨过大于功,说的极端一点,就是学大寨运动,严重践踏违反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原则,把人民公社搞糟了,造成了农民中约有一半人拥护包产到户的政策。唐老师是年轻的城里人,她把人民公社想象的过于理想化了。

 

  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可以建设好农村社会的,让大寨人按照共产主义理念去干,我认为完全可以建设好一个美好的新大寨。但是,将大寨的经验强行在全国推广就是一场灾难,这等于越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直接向共产主义目标前进。我们要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以色列资本主义国家里,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建管理的基布兹能存在七十多年,搞的很成功,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却办不下去了呢?

 

  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形态。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一蹶而就。其过程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党和政府顺应起码一半农民的要求,采取了包产到户的改革,不能说是错误的。改革开放所得的巨大成就,就建立在人民公社取得的基础上,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比如,人民公社时期的全民教育,培养出大批有文化有觉悟的农民工,集体土地资源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低成本的扩张,等等。但我同时还要说,如果坚持人民公社僵化的经营体制,不可能取得如今全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型的,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行,即使后退几步,也是正常现象。我虽然认为人民公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从情感上来讲,并不赞成解散人民公社。特别是反对不顾各地具体情况,不尊重各地农民的意愿,一刀切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我的想法是,维持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变,将生产经营自主权全部还给大队、生产队,由生产队的社员民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式。即使像小岗村那种想承包土地单干,也应该允许,但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不能变,其方式准确定义为大包干,保留集体农户双层经营的模式,而不是彻底的分田到户,更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最初几年,中央的政策,也是想维持双层经营的模式,只是后来才有人主张把集体的东西全分掉,可现在又重新提到了发展集体经济,提倡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社会主流还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是大包干,而不是彻底的包产到户,更不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因此,说路遥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人民公社是有点帽子大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滠水农夫是从人民公社过来的人,但他坚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旧观念不放,就不懂得反思人民公社搞了几十年了,为啥阶级斗争越搞越尖锐呢?为什么还没有从根本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村中为什么会存在小岗村这种落后的生产队?为什么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欢迎包产到户?是的,如今“三农”工作搞的是糟糕透了,但这不能成为反对检讨人民公社存在问题的理由。路遥只是如实描写了人民公社,同时他也描写了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问题、新困惑,迁怒路遥没赞美人民公社,让路遥在书中没有提供出一套解决当时和未来农村问题的方案而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二、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

 

  唐利群在第一篇文章中,认为路遥借书中“田福军说,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样的描写也的确让人心生那个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觉。”

  唐利群认为,路遥书中贬低了人民公社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因而没有反映了人民公社的普遍性和本质的东西。她不相信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的。我随后给他发去了我所在县的县志记载摘录:卓资县粮食产量57年63190吨,78年53210吨,80年43113吨,后几年比57年,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农民平均收入,58年41.8元,81年51元,85年254元;口粮59年222.5公斤,79年167.5公斤。卓资县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三个数据在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县属于内蒙古中等水平,所列数据与《平凡的世界》田福军说的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没有列出表格。)现在唐利群也不敢说,田福军的话是故意贬低人民公社,但她认为,一个地区具体的数字即使是真实的,但这也是表面现象,遮蔽了其本质的真实。我理解唐利群背后的逻辑推理,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比其他制度都优越,所以本质上就是要比其他制度好,文学作品要表现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不能用部分抹杀全体,具体来否定整体。这就牵涉到一个文学创作问题:文学创作是从理念出发,还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呢?

  我认为现实主义写法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生活,如果只是从理念出发创作,那就不是现实主义。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写出了陕北延安农村那个时代的真实,大胆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有着批判锋芒,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如果只是从概念出发,从美好的现象出发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就是虚伪的、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反过来分析一下当年全国人民公社搞得好的几个先进典型。大寨是其中的一个,那是用共产主义的理念搞出的典型,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说它不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华西村咋搞的呢?领头人吴仁宝惯于对公社和上级领导说一套做一套来应付,不搞什么以粮为纲,悄悄地搞起了工业和副业,积累了大队发展资金。禹作敏也是这种手法。大邱庄和华西村先后成为了天下第一村,就是坚持了他们自己的创业道路,不完全听上面的话。河南的刘庄是老典型了,看看史来贺的经历,他也是多次在重大问题上抵制了上面的瞎指挥。最牛的是周家庄的雷金河,其他地方是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只有周家庄是二级体制,没有大队一级。周家庄就不推行大寨式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定额劳动管理办法。就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营方式不变。实践证明,这些先进典型都抵制了上级政府瞎指挥乱干预,坚持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走适合自己的路干出来了。有吴仁宝、雷金河想法的村干部多去了,但他们都没有吴仁宝、雷金河的抵制上级的资本和骨头,若不听公社领导的话,他们早被撤职了。有人说,如果不解散人民公社,今天全国到处是华西村。我说那是颠倒了根本,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华西村绝不会发展成如今的巨无霸。全国“三农”学者中只有何平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归结为,人民公社是官办集体,新华西村是新型民营集体。人民公社本身办的不够成功,你要路遥写出一个成功的人民公社典型来,这是苛求。农村后来出现了大量问题,至今找不到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你埋怨路遥在书中没有提供一套解决方案,简直是岂有此理。

  再一个就是国民多年形成的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赞扬太阳的光辉就不能指出太阳存在的黑子现象,否则将你打成反革命分子。评论人民公社只能一味说好,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就是大逆不道。这种逻辑,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领教过了,可至今还在流行。连《平凡的世界》都认为是毒鸡汤,这种认识主张,简直就是文革中焚书坑儒行为的延续。

  我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该有禁区,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气度,越是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越有批判锋芒的作品才算好作品。一味脱离现实歌功颂德的作品一文不值。如果,当年我们的文学作品充分揭露批判了大跃进放卫星的胡闹,从思想理论上把产生假大空的根源找到,彻底铲除,从组织上清理了那种弄虚作假的人,以后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问题了。可是我们却采取了打右派的行为,来压制不同意见的提出,结果事与愿违。

  三文学作品中如何评价劳动和劳动人民

 

  恩格斯有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劳动使人从动物界分离了出来,因此,劳动光荣、劳动伟大是人类固有的理念。文学理应赞美劳动,赞美劳动人民。唐利群认为只有在国营集体企业里干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的观点,对劳动的赞美不能与认同剥削挂钩,这就太偏激了。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除了原始社会和近代社会主义模式零星试点外,都处于阶级剥削社会中,劳动人民的大部分成果要被统治阶级所榨取。难道奴隶、农奴、长工短汉,流水线上的工人的劳动就没有价值了吗?劳动就不要歌颂了?我们今天赞美万里长城、金字塔的宏伟,认为这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结晶。这就是肯定了建造长城金字塔劳动人民的价值,虽然,建造万里长城的千万个范喜良是在监工者皮鞭下干活的。

 

  我觉得人活着的意义是分层次的,首先,活着就好,活着就是人生的意义;其次人活着要追求自身和家人的幸福,如果同时能对他人提供帮助、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就是很有意义的人生了。如果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那就是伟人圣人了。劳动是达到人生目标的基本手段。你不幸成为了奴隶社会时期的一个战俘奴隶,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劳动技能,为自己的主人做出贡献,来更好地争取自己能够活下来,就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来忍受。你的劳动成果是为奴隶主所占有了大部分,但你能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呀,甚至奴隶主会赏你一个女奴隶,让你不至于绝后。因此,你的劳动是有价值的,起码能让你活下去。成吉思汗屠城时,不杀工匠,因为工匠有劳动价值。你沦为新时代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产业工人,虽然那种劳动是枯燥的、非人性的,但你毕竟可以挣到一笔工资,用工资来养活一家老小,这就是你劳动付出得到的回报。我自己十五岁时,就流落到社会,打工谋生。找到活儿,我卖力气地去干,用心学技术,更好为主家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更多的活儿干。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孙少平的打工生涯,辛勤劳动人才会找到劳动岗位,才能够得到社会的回报。不管懒汉有多少懒惰的理由,都不会得到所认识的人的尊重。劳动人群中,大家也佩服肯吃苦、会干活的人,鄙视投机耍赖的人。唐利群认为孙少平能忍受这种剥削劳动而不反抗没有积极的价值,真是书生意气。固然劳动者应该有阶级觉悟,要敢于善于团结工友与资本家作斗争。但你得首先承认社会存在剥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长期性,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劳动关系是长期存在的。必须认清并接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是要分给资本家一部分,自己只能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你个人想反对这种制度是徒劳的。当然你若有消灭这种制度,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值得赞许的,你向这个理想做出的任何努力我都是赞赏支持的。但你要记住,必须立足现实,丢掉幻想,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在绝大数情景下,处于相互容忍、相互妥协合作的过程中,还没有发展到那种你死我活的极端对抗阶段,革命还没有到来,你不能用革命的理念来处理自己日常的打工事务。在法治社会里,侠客仗义行侠行为、革命家的造反行为,只会让你自己失业,受到无情的打击。因此,唐利群说孙少平没有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原则行事,这是一种不通人情世故的无知。你按唐利群主张去办,倒霉的是你自己。

 

  路遥是农民家庭出身,他从小参加劳动,他的作品赞扬歌颂了劳动、劳动人民的情怀,是最有文学价值的东西。

 

  总而言之,《平凡的世界》是反映我国包产到户前后农村变革时期的一部史诗性的伟大作品,书中歌颂了平凡的劳动人民,赞美了劳动,成功塑造了可敬可亲的劳动人民正面典型形象,富有强烈的励志色彩,读后能给人一种激发力量,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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