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卢成仁，浙江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摘要】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关键词】生态农业;新生产主义乡村;产消连接;城乡关系;村落社会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从生产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机、生态农业在乡村地区获得极大发展和推广，不仅农民需要安全、健康的食物，城市中产阶层对于安全、健康食物更存在着强大需求。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乡村有机、生态农业种植，不仅在城乡之间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所从事的有机、生态农业也对乡村振兴、村落社会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透过有机、生态农业在乡村的发展，农业、乡村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再一次被联接起来，形成新的发展类型，并带动城市和乡村以新的方式关联、互动。如何在理论上把握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农业与乡村这一新的联接，提供乡村社会学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以丰富和推进现有研究，成为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文献与问题
(一)农业与乡村关系研究
以农业生产过程变化为基础，农业与乡村关系研究实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抽象，并以此为基础提炼理解乡村社会的概念类型(进而对政策选择形成不同影响)：(1)生产主义乡村;二战后至80年代中期，在食物自给的要求下，农产品产业化、最大化生产成为乡村在国家体系中的核心任务，在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保护等政策支撑下，农业与乡村互相定义，形成农业工业化发展的乡村生产主义过程。(2)后生产主义乡村;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食物供给渐次充足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传播，粮食自由贸易与国家降低农业补助使得乡村食物生产功能日益弱化，而休闲、旅游、生态、文化体验等乡村特征商品化的消费功能日益突显，形成所谓的后生产主义乡村。(3)多功能乡村;实际上乡村兼具生产和消费两种功能，不同地区的乡村在这二者之间有着比例的差异，而不存在断裂的过程;为了矫正后生产主义乡村概念对乡村认识的片面性，形成了具平衡性质的多功能乡村概念。在认识论层面，生产主义乡村将农业与乡村结合在一起理解，但以农业工业化生产为其内核，这一思路下“农民的终结(农业工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倘若农民终结则乡村亦随之消解。后生产主义乡村则将农业与乡村分离开来，将非农(及涉农)的乡村消费功能作为分析的核心，“去农业化”是其基础，“农业的终结(农业成为景观)”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在生产与消费兼具的多功能乡村视野里，生产的功能虽然重要，却附着于消费功能，因为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乡村自我循环中，消费功能的重要性要远高于生产功能。诚如毛丹等对西方乡村转型研究提出的“去社区化”、“去农业化”的反思，今天如何超越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仍然是个问题。
重要的是，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一种理论抽象，更是对城市近效乡村的观察和分析，而地理位置上距城较远的乡村、处于国家农业腹地上的众多乡村，并不在其考察和分析范围之内。生产主义乡村将农业工业化、“农民终结”视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注意到包括了欧洲的全球范围内“再小农化”的趋势。同时，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概念，关注城市对于乡村消费主义背景下的功能需求乃至塑造，从城市的视角来看乡村的变迁，没有注意到城市对于乡村新需求的出现(特别是安全、健康食物的强烈需求)，更忽视了从乡村的视角来看其对城市资源富于主体性的寻求和利用，带来新的城乡关系的生成(例如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等)。
(二)生态农业的社会学研究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石化农业带来的诸如农田生物多样性改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害病等问题的集中出现，公众开始关注有机、生态农业在食品安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的作用，有机、生态农业作为石化农业的替代方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面对有机、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学对之的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进行定位和思考：有机农业既需要按市场(竞争)的规则运作，也需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保持克制，在经济、社会、环境目标间形成平衡;那么，有机农业本身究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还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驳?此外，虽然对可持续概念的定义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及界定，但可持续性概念本身也存在着系统化、标准化、可量化的问题，同时与可持续概念紧密相连的地方传统生态知识，未必总是与环境相和谐且可能导致退化;但在人口增加、食物需求上升与环境压力传导的整体背景下，又需要“更可持续”的农业。
不过，社会学对有机、生态农业的研究主要来自其解释性的兴趣：(1)为什么选择有机食物?对食品安全、转基因作物、含激素肉类产品等之担忧是其前提，有时文化资本也是选择有机食品的决定因素，但地方性政治议题亦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过，人们显然对有机农业附带着广泛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的食物生产和消费过程更感兴趣，有机农业本身因之也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与价值。不过，有机食物本身也处于多元道德背景下，存在着相互竞争的道德准则，具有不确定性和争议性。(2)有机农业的社会影响是什么?是改变人与食物关系的一个机会，建构基于本地的社会网络，从而构建安全食品的信任机制;农业生产再次被嵌入社会和“自然过程”中，从而取消跨国公司对食物体系的垄断;同时，妇女也在有机农业运作过程中获得了更为平等的地位。(3)有机农业政策的未预后果是什么?有机农业发展需要政策扶持和推动，不过政策实施不仅带来国家内部有机农业与石化农业的冲突，对发达国家而言在保护本国农业体系的同时，刺激了有机食品出口，透过有机标准的建立反而形成了贸易壁垒;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机农业则是梦想与矛盾交织的复杂状态。(4)为什么有机农业没能大规模扩张?当常规农业可见的高产量与不可见的生产成本外部化为整个社会成本时，有机农业首先在社会接受层面存在着障碍，同时在行动者及其网络上也存在明显的障碍(不能明显消解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果间的张力);虽然忽视与农业政策的关联、无法通过市场形成更广泛的运动是需要注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机农场和农夫们没有走出常规农业思维的影响，农业种植方式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更为内在的原因。(5)与乡村社区究竟有什么关系?虽然，有机农夫的出现有利于改变乡村文化习惯，建立乡村文化资本，形成社群主义行动倾向，成为恢复乡村社区活力的一条途径;但人们加入CSA农场的原因，主要是获得新鲜的本地农产品，并不是为了建构某种形式的社区，他们没有从CSA或其他形式的生态社区中获得明显的社区意识。
安全、健康食物生产过程中，农业与乡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社会学的有机、生态农业研究中，农业与乡村很少被明确地关联在一起，更多的是宣示性、倡导性的建议，尚未对有机、生态农业与乡村社区的关联进行经验性分析，也没有对此进行概念化的尝试和努力。同时，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乡村地区的有机、生态农业对于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没有被有效捕捉和观察。针对有机、生态农业的生产过程，分析的焦点多集中在企业型、家庭型农场，较少关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对有机、生态农业运作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此外，有机、生态农业对城乡社会及中国社会学潜在的理论命题价值及其研究挑战，尚未被充分注意和分析。
因此，本文主要处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超越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以有机、生态农业为基础将农业与乡村重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第二，从有机、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层面，阐释新生产主义乡村是如何可能的;第三，呈现有机、生态农业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乡村社会与农业种植的重塑、如何面对城市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所引发的对农业与乡村及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本文将以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呈现生态农业在乡村地区的发展过程，将农业与乡村重新结合在一起考察，从而超越以农业工业化为特征的生产主义乡村，以新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其中生产方式、销售模式、生态保护、城乡关系等方面形成的新的连接和结合，并讨论有机、生态农业对乡村社会运作的影响和作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从而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二、研究方法
2018年9月至10月，以垣村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中心，笔者对生态水稻种植过程、合作社组织、稻米销售及村落社会运作等进行了参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并对乡镇农技站、农资店等做了比较性观察和访谈。2018年11月，进行了补充调查。同时，搜集区域、村落历史资料及村中老人的口述史资料，整理合作社留存的协议、合同、会议记录等文字资料，在纵向层面上理解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行为的产生，进而与参与观察过程所得的认识相互印证。参与观察法、档案文献法及村落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所获的行为资料及在行为阐释上所具之内在性理解，使本文以垣村为中心进行具有问题深度的讨论成为可能。
三、生态稻作下的技术与产量
垣村地处江西省宜丰县新庄镇东北方，背靠九岭山脉南麓，北西东三面环山，村落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山谷并水脉蜿蜒而出，村前有数个相互连通的水塘。在村中老人看来，垣村北面靠山，左右两侧的山谷与水脉就像“左青龙、右白虎”并包着村落，村前水塘则使由山而来的“气”界水则止，使“气”在村内循环不息，是一个藏风得水的“风水宝地”。以姚氏彦国公后裔自明洪武年间由灵源坑迁居华溪(垣村古名)算起，垣村已有650多年的聚落史，与江西地方名人宋朝淳佑状元姚勉属同一宗祧。垣村现有水田约1530亩、林地4800多亩，村落总人口约604人，172户家庭，人均占地2.6亩、占林8.4亩。虽建有彦国公祠一座，但姚姓族人只占村落人口约一半，村中另有30多户，130多人，是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由湖南广西迁来的农业与水库移民。因此，垣村虽以姚氏族人为主体，但也可算是一个杂姓村，村中共有姓氏40多个。垣村以农业种植业为主，2005年试点林地确权改革后，原先由村集体掌握的林地分予家户，集体所有的小二型水库也以低价承包给人养鱼。村集体尚欠债50多万元，就集体经济而言垣村是一个薄弱村。
2011年9月，垣村青年YHF(以下以HF简称)在北京的医药销售公司工作5年之后，希望过上田园生活，经过一年的农业实习生训练，选择返乡从事生态稻米种植。2012年1月，HF以自家18亩水田(13亩两季田，5亩一季田)试验稻鸭共作生态大米。因为好奇使用非杂交种，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水稻是否会有收成，村民不仅旁观HF育苗、犁田、除草等整个种田过程，也经常到HF的田里观察水稻长势。2012年种植季结束后，虽然平均亩产只有500斤，但因为生态水稻价格远高于常规水稻，每亩收入反而比常规水稻多了500元。因此，一些村民主动要求加入生态水稻种植。2013年1月，HF牵头成立了DXNY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担任理事长(社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需要遵守共同的生态水稻种植标准，水稻收获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近年来因为常规水稻收购价不高且收购量并不充分，垣村村民加入合作社的兴趣也越来越高，合作社内种植户数和亩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请见表1)。
2018年，随着合作社以生产端为中心的销售闭环渐趋达成(下文将有详述)，现有的垣村生态稻米将不敷销售。在前期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合作社开始与宜丰县北部的黄岗山垦殖场GYZ分场合作，组织原农场职工在自身承租土地上种植生态水稻，由合作社输出种植技术，指导田间管理，负责稻米收购和销售，并在当地建立加工和仓储点。首期合作种植约150亩，因GYZ分场半山区的地理位置及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产稻米具特别的风味，合作社特别希望能够在这里扩大种植面积。同时，合作社也以同一模式与邻镇一位种粮大户合作种植50亩生态水稻。这也预示着生态水稻的种植，已经从垣村走出，开始扩展到县域内其他地方。
合作社在多年的摸索中，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生态水稻种植操作过程，并将之标准化、模块化。其过程如下：
1.种子处理
(1)筛选干净、无杂质、无瘪谷的种子。
(2)浸种前种子要晒1-2天。
2.育秧
(1)每亩水田用6斤种子，75个秧盘育秧。
(2)催芽到破口再撒种。
(3)用发酵过的菜籽饼做底肥。
(4)做好防鼠、防鸟工作，确保发芽率和存活率。
3.栽植
(1)每亩田用150~200斤菜籽饼做底肥，发酵好后入田。
(2)抛秧前要犁田2~3遍。
(3)抛秧后晒2~3天的田，晒干后放水。
(4)抛秧后15天拔草一次。
(5)抛秧后30天晒田一次。
4.稻鸭共作
(1)抛秧时买回鸭子，一亩田8~10只，10亩一围。
(2)家养10~15天后放入田中。
(3)晴天清晨放鸭入田;放鸭第一天，观察鸭子，湿毛的鸭子带回家，养上几天后再入田。
(4)放鸭期间，田里不能少水，抛秧30天，赶出鸭子，晒田一次。
(5)水稻抽穗灌浆前赶出鸭子，并放水晒田。
5.管理
(1)种植过程不能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香精等，包括生物农药和商品有机肥。
(2)田埂和水沟除草，不能使用除草剂。
(3)鸭子在田期间，不能投喂饲料。
(4)发现违反者，从合作社除名。
6.晾晒
(1)稻谷不能在村外马路晾晒，只能在村里的晒场晾晒。
(2)稻谷要清扫干净，去除杂质。
(3)稻谷晾晒含水率不能超过12%。
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经过几年反复摸索和试验，合作社也发展出了一些新做法，如以水控草技术：注重犁田、整地要平，田土平整，晒田之后放水，即可将草封在土中压制其生长。因以水控草技术的有效性，2018年的种植季中，相当一部分农户开始放弃原先的以鸭控草，从而节省在鸭子照管上耗费的人力。合作社对于种植技术的改良，主要的方向和原则是简单化、有效性与可操作性，从而让更多的农户愿意参与进来。例如菜籽饼作为营养型肥料需要发酵腐熟才能入田，但每个农户对堆肥的重要性理解不同，同时对堆肥过程中的炭氮比控制不均，带来臭味与苍蝇等问题。有农户就直接将菜籽饼撒田自然发酵，在比较过腐熟和直撒的农田产量后，发现差异不大，合作社便将菜籽饼从腐熟改为直撒。为了保证生态稻米的品质，从而建立稳定的顾客群体，合作社规定所有加入其中的垣村水田只能种植一季，生态水稻的整个生长期是120天左右，端午节前后抛秧，国庆节前后收割。不过，垣村约65%的水田是两季田(早、晚稻)，村民为什么愿意放弃常规水稻的两季田种植，选择生态水稻的一季田种植?因此，需要对常规水稻与生态水稻的投入产出进行一个比较(请见表2)。
常规水稻每亩盈余725元，生态水稻每亩盈余1247.5元，生态水稻每亩收入比常规水稻多522.5元。常规水稻两季田种植的每亩全年盈余1450元，只比单季种植的生态水稻多出202.5元。垣村生态水稻与常规水稻种植在播种、收割阶段工作量差异不大，差别主要在田间管理：是人工控草还是使用除草剂。而以整体劳动量投入而言，常规水稻两季种植的劳动量投入与单季的生态水稻种植相比基本可以持平，甚至要高过于生态水稻的劳动量投入。在资金投入上，垣村两季田常规水稻种植农户需要前期投入950元，才能获得1450元的收入;生态水稻种植前期投入345元，可获得1247.5元的收入;相比而言，生态水稻的资金效率更高。从恰亚诺夫(A.V.Chayanov)劳动消费均衡论角度看，生态水稻种植的劳动辛苦程度与常规水稻种植相当(甚或低于)，同时单位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水稻种植。那么，以2016年为例，为什么垣村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水田不愿加入生态水稻种植?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垣村两季田常规水稻种植在经济收入上超过单季的生态水稻种植;另一方面，合作社生态水稻收购的分期支付方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稻米不属生鲜，保存期长，国人零买的稻米消费习惯，使合作社无法单次、单季销售完毕，销售周期是整年(下文将有详述);合作社因为资金压力，以销售回款分别在春节、端午、中秋分三次支付稻米收购款。即当年出售，来年收款，这种延时支付、分期付款的收购方式，与当地一次性支付的收购方式存在差异，也让垣村部分农户继续选择实行一次性现金收购的常规水稻种植。
不过，垣村农民愿意加入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除收益考量外，还有时间成本、生态环境成本、食品安全问题的考虑。常规水稻两季田种植在四月初(农历春分前后)即需播种栽秧，生态水稻六月初才开始播种栽秧，十月中上旬收割，相比之下后者至少有两个月时间不用关注农田事务，可以将注意力分配到其他事务上。另外，林地确权之后，垣村很多农户将自家林地砍伐，种品种单一化的商品林(杉木)。中年人WCZ谈到林地确权后的变化时说：“种杉木，收入是多了……。以前村里的山地是原生林，有生物多样性，有很多野兽。现在除了野兔，其他都没有。为了种杉木，一把火一烧，动物向哪里跑?……砍了原来的树种杉木了，蓄水能力下降了，生物多样性也跟着没有了，原来我们这里有很多水的，现在有些年水都变少了……”。此外，老年人HM也说：“生态水稻嘛，就是轻松一点，种下以后不用管，不能打农药啊……。你说现在农村这么多病，是不是跟吃的有关?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病的，现在村里人这个病、那个病……，一进医院就要好几千。……去年我自己留了三十包，剩下的卖给他合作社。今年不种，也可以吃。我吃生态大米，种的菜都不打农药化肥。我跟他们说，一年少进一次医院，你种田的钱都赚回来了”。正是因为感知到生态环境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生态水稻种植不打农药、化肥、除草剂，对食用者安、对种植者安、对村落生态环境安的效果，也渐渐被垣村村民所接受，愿意考虑并加入合作社生态水稻种植中。
生产主义乡村以石化农业为基础，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追求产量;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则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放弃对农业生产产量的追求。与前二者不同，垣村生态水稻种植则是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以稻米产量提升为核心目标之一，在东南亚生态稻作产量与常规稻作产量持平的种植榜样及国内稻米市场竞争的双重刺激下，围绕产量提升进行了深入钻研和探索(产量提升价格下降才有可能)。品种、控草与肥料是合作社在生态水稻种植中提升产量的三个关键环节。合作社在全国搜集了六十多个水稻老品种，并做了相应的试种，2015年确定了口感与产量俱佳的非杂交可留种的水稻品种“象牙粘”，作为主打产品。2018年试种了湖南农科所出产的非杂交可留种的高产稻种“珍香”。“珍香”在生态稻作条件下，实验产量每亩达800斤上下，垣村种植产量约为600斤左右。在精细挑选和试验不同水稻品种之外，合作社也极为重视对控草技术的提炼和试验，前述“以水控草”就是其中一例。此外，对于产量来说肥料极为关键。合作社现有作为底肥使用的菜籽饼，营养源单一，并不是高效有机肥。合作社一直在寻找合格的商品有机肥，以替代菜籽饼。2018年的种植季，合作社与湖北两家商品有机肥公司合作，分别用5亩水田来试验商品有机肥的效果。因此，对产量的重视，是垣村区别于后生产主义乡村特别是多功能乡村的一个主要特征。与生产主义乡村相比，农业技术上从石化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生产目标上从“吃饱”转向“吃好”、从单一目标的产量追求转向食品安全、生态安全、身体健康等多重目标上的产量追求，这是新生产主义乡村形成的基础。不仅生产技术和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基础性的转变。
四、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与新型城乡关系形塑
食物社会学对于食物销售过程有一个沙漏比喻，认为包括工业化农业生产在内的整个食物销售领域，以中间商、连锁超市、食品加工企业等为中心来连接分处两端却数量庞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因此食物销售过程就像一个沙漏，连接两端的狭窄的中间管道，获取了最多的食物信息，也获得了食物销售过程的大部分收益。垣村生态水稻的销售打破了这一传统的食物销售模式，建立起以生产端为中心去中间化的产消连接，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形成一个完整的产消闭环。
以2017年为例，垣村800亩生态水稻共收获稻谷约40万斤，碾米后获得稻米约20万斤，直接面向市场与消费者销售(见图1)。合作社借鉴外部经验建立了“谷东俱乐部”，即消费会员制，所谓“谷东”即以订金的方式预定了本年度垣村生态水稻三分、半亩、一亩的产量，此后每月在固定日期分别快递10、15、30斤生态稻米至会员家(包邮)。会员制具有一定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性质，但与CSA不同，会员不需要与垣村生态农夫共担种植风险，享有约定的稻米供应。垣村现有200多位稻米消费会员，销售量约占总体的25%。同时，开设了淘宝店、微店进行销售，网店销售约占销量总体的5%。宜春本地市场销售(如单位福利采购、年节赠礼、自购、地区特产店收购等)，约占销量总体的10%。以公平贸易的方式由国内著名有机食物平台WT工坊和珠海LSZ农场，分销其中的30%。LSZ农场是国内知名的CSA农场，以蔬菜种植为主，在提供购买家庭份菜之外，这些家庭亦有稻米的需要;WT工坊需要丰富平台的食物品类，增加顾客选择空间，提升用户粘性;垣村生态农夫与他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需要的公平合作关系。同时，与不同生态农场的销售平台、农夫市集、生态食物平台以代邮等方式合作销售，约占销量总体的10%。另外，作为生态稻米深加工的主要方式——酿酒(下文将有详述)，用去了其中的10%。
任何产品的销售都涉及销售策略、方法和技巧的问题，生态稻米销售亦不例外。垣村生态稻米销售首先注册了稻米品牌“Y社长”，在销售过程中主打HF因着情怀返乡从事生态农业，历尽艰辛、不解甚至反对，最后获得成功，并带领垣村农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同时，也强调生态农业对于乡村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持的意义、对解决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作用，最后说明合作社由生态农业中所赚取的利润，部分将会投入垣村社区公益事务。情怀叙事、生态叙事和公益叙事，配合以被证明为真的个人案例及稻米检测报告、有机食品认证等，使垣村生态稻米种植不仅是在输出安全、健康的食物，也是在输出一种社会价值：一种以生态农业的方式解决乡村农业面源污染、保育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社区公益的社会改良与变革的价值体系。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和食用垣村生态水稻，不仅获得了安全、健康食物，也具有某种公平贸易的性质和价值。这一背景下的消费行为，不只是一种食物消费的过程，更具有一丝道德性的意义：支持农民的无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种植，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购买行为，具有某种“道德经济”的性质。
1949年以后，在工业化发展的国家意志下，我国城乡关系形成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牺牲型乡村格局;1978年以后，城乡二元体制松动，但在生产主义催动下的乡村，一方面开足马力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一方面在乡镇工业的模式中模拟城市发展，带来农业生产过剩、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前后，后生产主义乡村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被讨论，但乡村主要是以其乡村特征商品化方式被城市居民所消费，乡村是被动接受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具有乡村自身的主体性和特性。因此，不对等、不平衡的城乡关系仍然在惯性中得以维持(没有形成根本性的改变)。垣村生态水稻销售中，会员价格约为10元每斤(包邮)，零售价格是11.9元每斤(十斤以上包邮)。在当下收入水平中，能够消费得起也有意愿消费垣村生态稻米的，绝大多数都是城市中产阶层。笔者在垣村调查过程中，看到合作社所存月度的会员及零售寄发地址，绝大多数分布在中等以上城市中(请见表3)。
与生产主义乡村的石化农业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后生产主义乡村迎合城市需要将乡村变成由城市所延伸出的消费场所不同，垣村的生态水稻销售过程中，城市及中产阶层支持了乡村特征中最核心的农业生产，实际上也支持了乡村的内源性发展及其可持续的自我循环。上文已讲到垣村生态水稻销售中提前付款的会员，具有一定的CSA性质，虽不与垣村农民共担种植风险，但提前付款本身，也是对垣村生态种植的一种支持。因提前付款有助减轻合作社资金压力，从而以轻负债率的方式经营农业，提高农业种植效益和收入。因此，当城市中产阶层以公平贸易的方式购买乡村的生态农产品时，实际上是支持了乡村的生态农业，并激励乡村生态农夫持续探索生态农业技术以提升产量，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乡村社会的再生产。乡村则以生态农产品的提供解决城市中产阶层的食品安全焦虑，解决其对健康食物的强烈需求，乡村以农业为核心的主体性再次得到验证和确立。城乡之间在食物和生态农业上的相互支持和相互需要，塑造并生成了一个对等、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
正是因为这一新型城乡关系的生成，HF在谈到生态稻米销售时说：“销售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我想得最多、花心思最多的地方，是怎么扩大米的附加值，做深加工……”。最初，合作社尝试做宜丰本地特色的糯米酒，后试验以本地非遗工艺制作米粉、试做米馃等，因为产品过于地域化、受众小、不加防腐剂存放时间短等问题，无法铺展开来。2017年10月，受一位酒厂老板的启发，HF开始请酒厂代工以生态稻米酿制白酒。所产白酒不做任何勾调，存放半年以后，口味开始变得醇和、易入口;更重要的是，酒后不上头。第一批酒送出试尝之后，评价和反应都比较好，市场销售也不错，甚至有人主动提出做武汉地区代理。2018年1月、5月，又分两次投入了14000斤生态稻米酿酒，到10月底时原有存酒已基本销售完毕。正是看到了生态稻米酿酒具有的附加值及广阔市场空间，HF计划在垣村东边山脚处建造酿造坊与食宿兼备并具会议、休闲功能的“诗酒山庄”，在山庄举办相关活动，以此作为向以南昌为核心的本地市场推广垣村生态稻米白酒的平台。2018年9月底，酿造坊建造报批手续已办理完成，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铺设完成后，于2019年10月正式动工兴建。一旦生态稻米白酒的本地市场打开，销量得到较大提升，那么垣村生态水稻种植与销售的闭环就可以在本地完成，而这一产销间闭环的中心在种植者端，垣村生态农夫打通并掌握了整个产销过程。“因为白酒上有了利润，米这一块利润就可以放掉了，放给农户……”。合作社可以不用被动的受常规水稻低价竞争的影响，将生态水稻价格稳定在某个水平上，从而最大程度保护垣村生态农夫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种植积极性。因为销售闭环的达成，对于合作社来说，不用再像2017年那样因担心销量特意缩小种植规模，当下最大的问题反而是如何扩大种植面积，保证销售不断货。与GYZ分场及邻镇种粮大户的生态水稻种植合作，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在生产主义乡村中，国家通过政策设置引导农业生产过程，并以农产品销售专业化的方式，由作为专业机构的中间商来负责连接食物生产与消费两端。垣村的生态水稻种植，打破中间商对农产品销售的垄断，建立以生产端为中心的产消对接，并以生态白酒的酿造为中心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闭环，从而最大程度的将农产品的利润留在生产端，提升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增进了乡村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地位。同时，以生产端为中心的产消对接，在安全、健康食物层面城乡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生态农业种植过程的有力支持，形塑并推动了一种对等、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的生成。这是新生产主义乡村在农产品销售和城乡关系层面上区别于生产主义乡村、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的一个核心特征。
五、合作社与农业生产组织
我国当下有机、生态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大体上有个体型农场、家庭型农场、CSA农场、企业型农场等四种主要类型，虽然绝大部分的农场都在乡村地区，也或多或少雇佣了一些乡村农民，但这些农场并没有与乡村社会本身形成深刻关联，也较少对乡村社会整体发展产生内源性的推动。垣村的生态水稻种植没有采用半封闭的农场形式，而是以开放性的合作社将村落农民及其家庭关联进生态水稻的种植过程中，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与乡村社会本身形成了深度关联，从而以村落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并应对市场需求，形成了一种轻资产的农业运营方式。
垣村生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入社自由、退社自愿原则。在每年种植季前，村民自愿报名参加生态水稻种植，确定田亩，不报名即视为退出，赋权于农户自身。但在加入生态水种植之后，所有入社农户都要遵循一系列共同的种植行为，即共同购买(种子、农资等)、共同种植标准(无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共同监管、统一销售。合作社也建立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会主任、监事会主任、会计、出纳等一系列职位来处理和落实相应事务。除理事长外，其他岗位每年会有600~800元不等的补助。在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上，以社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在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长等职事人员负责社内事务的运作。在生态水稻种植最重要的无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的监管上，则按实际种植面积和区域划分片区由社内职事人员分别负责。虽然有分区监管的做法，但实际上以入社人员互相监督为主。合作社一直强调，一人使用了化肥、农药、除草剂，若被抽检到，实际损害的是合作社内所有生态水稻种植农户：因合作社的牌子和声誉受到影响，生态水稻销售就难以为继。在乡村熟人社会体系及共同利益的驱策下，入社农户间的互相监督也得到了有效地执行。HF说：“刚开始，农户会跑来跟我说，谁谁用了农药化肥……，后来就没有了。大家都看得到的……”。
合作社成为垣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合作社集中了垣村大部分的土地，村内大部分的家户也都与合作社形成了或深或浅的关系，不仅因为稻田里的产量关系着他们一年的种植收入，合作社的销售也直接关系着他们能不能拿到这一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垣村以姚姓人家为主体，存在着宗族组织。将村落多数土地组织起来共同从事生态水稻种植的合作社，成为跨越宗族并兼具地缘和业缘的村落性社会组织。因此，合作社的存在丰富了垣村本身的组织形态，提供村落传统血缘组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时，也带动了当下作为杂姓村的垣村村落社会的运作，使得村落社会在进行涵盖大多数人的社会行动时能够真正动起来(下文将有详述)。
事实上，资本规制着现代农业的规模及收益，对于有在机、生态农业而言，相当程度上也无法自外于这一规律。在有机、生态农业领域也一直存在着“小而美”与规模化的争论。在HF看来：“有机、生态农业，应该是适度规模的。适度规模就是适合你自己的规模，标准是产品品质、赢利、管理水平、资金水平、承受风险能力的平衡。如果只是‘小而美好的’，那么收支怎么办，利润怎么办”?不过，适度规模也存在着资金的压力，那么资金又从何而来?垣村的生态水稻销售，零售价每斤是11.9元，在国内整体生态水稻价格上属于中下价位，利润并不是很高。城乡居民的大米消费习惯，让生态大米无法一次性或短期内销售完毕，大米的积压其实就是资金投入的沉淀。资金沉淀形成的利息，完全能够吃掉生态稻米的利润，这是国内很多有机、生态农场和企业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合作社则是解决适度规模和资金问题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垣村的合作社组织形式中，首先不用支付土地租金，这是社员带入合作社的自有资产;其次，土地产量与社员的收入直接关联，减少了与此相关的直接间接的管理成本;最后，社员的生态水稻收购款以销售回款分三期支付，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资金压力，形成内部资金循环。因此，合作社就是垣村农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适度规模的优势，用生态农业对接市场需求，从而获得高于常规农业收入的一种组织手段。更重要的是，垣村的合作社形式符合当下轻资产的农业运营方式，减少了地租、人工、资金成本与管理成本，从而较大程度的从农业种植上直接获得利润和收益。不过，就垣村的情况而言，以合作社的组织化形态进行生态水稻的种植，是在现有资金水平和农业轻资产运营背景下，于村落现实条件中的一种自主选择，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条件中的较优选择。
因此，在农业生产组织上，垣村生态农夫们以合作社的自组织手段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的组织形式。与西方生产主义乡村以农业生产工业化、机械化为基础形成的农业企业，以及过去四十年中国生产主义乡村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相比，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上，垣村的生态水稻种植以具一定村落共同体意义的合作社作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从而解决规模化与资金的问题，并与农业轻资产的运营方式相互结合，直接从农业种植本身上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基于此，新生产主义乡村的组织形态也与生产主义乡村的农业企业和家庭方式有着基础性的差异，而以合作社的自组织手段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的组织形式。
六、生态水稻、村落社会运作与国家
垣村生态水稻种植合作社的影响，并不只在农业生产领域，也延伸到村落社会运作过程中。2011年9月回乡从事生态水稻种植之时，HF就有推动乡村社会改变的想法：“想做一些对农村好的事，不只是带他们赚钱，改变他们的生活，也要改变他们精神文化面貌……”。2012年7月，HF邀请南昌大学三农协会来垣村，共同帮助村中妇女组建舞蹈队。组建舞蹈队的初衷，是因为没有村落公共活动，村中妇女多参与赌博，言语上的纷争与个人矛盾也随之增多。HF提供设备、服装等，由南昌大学三农协会进行行动倡导和组织培育，在妇女们形成自组织之后撤出。有了公共活动空间和机会后，晚饭后去跳舞成为村中妇女一个重要的选项，参与赌博的妇女变少了。虽然妇女舞蹈队因年龄和代际问题分成了两拔，但在HF看来：“搞了舞蹈队以后，有十几个人一直在跳，至少有一些改变，人不多……，那也是改变”。2013年1月，在合作社成立之后，便开始通过网络向外界募集少儿类图书，建立乡村图书馆。因寒暑假期间垣村的小孩子大多在家看电视或玩手机，从合作社角度看，建立乡村图书馆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阅读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和见识，看到乡村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从而改变观念，奋发向上。2013年4月，乡村图书馆成立，因场地问题最初设在HF家中;2015年5月，垣村新彦国公祠建成之后，乡村图书馆租用其两个房间，改名为“慎修书舍”迁入，曾开展过周末少儿国学班的讲习，现在主要以图书阅览室的方式存在。此外，合作社也与北京NGO组织“零废弃联盟”合作，进行村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以厨余垃圾堆肥返田和二手物品交换计划为中心，推动村庄垃圾减量和零废弃目标的实现。因在实施场地和经费上没有得到村委会和镇政府的明确支持，村庄垃圾分类计划暂时搁置。如果说妇女舞蹈队、乡村图书馆、垃圾分类计划从无到有的出现，主要是对村落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公共事务的分担的话，那么对村落社会运作形成实质影响的则是年度丰收节活动。
2017年11月25日，合作社邀请北京新工人艺术团来垣村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暨DXNY合作社丰收节”活动。丰收节除了面向全村及村外人群的音乐会外，还有慰劳社员的晚宴。因此，需要进行村落动员才能完成这一揽子工作。参与丰收节活动的人员以义工形式进行志愿服务，主要分为场地整理、秩序维持、停车引导等青年义工队与杀猪、做饭的后厨义工队，共有20多人参与。此外，南昌、宜春等地来的二十多位合作社“谷东俱乐部”成员及其亲友需要在本村住宿，合作社需要对接本村可以接待的人家，进行住宿安排。因为演出场地就在村中心的空地上，只需进行清洁即可，但事前对外发布了通知，很多村外人群的到来使得停车、引路等事务成为最繁忙的工作。当日下午的民谣音乐演出非常成功，从留存下来的照片、影像中可以看到，村中心的场地上挤满了人。为了庆祝这次丰收节，合作社买了一头土猪做杀猪宴，参加杀猪宴的人员主要是社员家户代表(每家一人)、演出人员、义工、“谷东俱乐部”成员等。更重要的是，丰收节本身的运作过程：丰收节由合作社用自身的力量进行运作，丰收节的资金通过众筹方式获得，活动的组织通过村落社会动员的方式完成，是一次村落自组织的过程，也是一次内发的村落集体行动。这一丰收节的集体行动，有别于村“两委”的行政体系和宗族的血缘体系所促发的集体行动，为垣村村落社会运作提供了另一种纽带和可能。
当下国家对于乡村大体上有三种需要：一是保持村落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需要;二是以提供农产品为基础的食物需要;三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村落环境的生态需要。2013年以后，随着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6亿吨之上，国民食物消费结构出现了基础性的变化，主粮消费一直在下降，人们从“吃饱”开始转向“吃好”，乡村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往那么吃紧，国家因此也得以进行农田休耕的试点。不过，国家对乡村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村落环境的生态需要不断在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产阶层对安全、健康食物的需求也在上升。这一背景下，垣村所进行的生态水稻种植契合国家对乡村生态需要程度的提升，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放弃了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持续保持和优化村落生态环境的同时，为城市社会提供安全、健康食物。因此，垣村生态水稻种植也获得了来自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不仅合作社获得宜春市“先进合作社”称号，HF也获得了“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和“江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合作社本身也获得了来自宜丰县政府、农业局“农田可视化”、“田间光伏灭虫”等项目的直接支持，同时县、镇两级机构也在年节福利、地方特产展示时采购合作社稻米以示支持。如果说国家对乡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是恒定的，那么垣村合作社在村落动员及村落社会运作上提供的可能性，使得因集体经济薄弱无法充分提供村落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的村“两委”，愿意对之提供支持和帮助。垣村村支书LLM坦承：“合作社提出的一些事项，我们都会表示支持……”;当HF提出租用村东面十亩土地进行合作社一二三产整合开发的基地时，村“两委”也给予了部分费用减免。相当程度上，这可以看成是国家对合作社在村落公共产品提供、社会组织和运作上作用的默许和支持。不过，国家对垣村生态水稻种植及合作社运作的态度，主要来自其对乡村三种需要的排序：当生态需要与食物需要持平(连带解决城市安全、健康食品的需要)，且生态水稻种植及合作社与乡村社会稳定需要相互连接时(对村落社会秩序形成支持)，国家倾向于与生态水稻种植和合作社及广义上的生态农业，形成支持与合作关系;当食物需要超过生态需要时，国家则会选择通过重构政策来调整其间的关系。
在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体系里，农业生产过程并不与乡村社会运作直接相关联，乡村只是生产的场所;而在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中，乡村作为景观的意义，远高于乡村本身(生产)的意义。垣村的生态水稻种植及合作社运营中，将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运作相互关联起来，提供村落社会集体行动另一种可能的同时，也为村落共同体的再形成及其内化提供了一种纽带和形式。同时，生产主义乡村受到国家明确的影响，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则与市场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在垣村的案例中，既承接国家直接的支持和影响，但在稻米销售上以解决城市安全、健康食品需要为基础主要依托于市场，与市场形成更为深刻的产消两端互有责任的类“道义经济学”的关联。因此，以垣村为例，在新生产主义乡村形成与运作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和关系关联在一起，从而区别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乡村的运作方式和形态。
七、结论与讨论
新生产主义乡村与生产主义乡村、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概念相比，其之“新”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在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上，从以石化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向循环、安全可持续的有机、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因应社会从“吃饱”转向“吃好”的食物转型过程，从单一目标的产量追求转向食品安全、生态安全、身体健康等多元目标上的产量追求。(2)在农业生产组织上，区别于农业企业和家庭组织，以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的组织形式，既解决规模化与资金的问题，与农业轻资产的运营方式相互结合，并以合作社的组织化手段，最大程度从农业种植本身上获得效益。(3)在农产品销售方式上，打破传统以中间商为核心的沙漏型食物销售体系，建立以生产端为核心去中间化的产消连接，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从而将食物销售的利润最大程度的留在生产端，进而打造一个完整的产销闭环。(4)在城乡关系上，以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为前提，在安全、健康食物层面城乡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对乡村生态农业种植过程的有力支持，形塑并推动一种对等、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的生成。(5)在乡村社会运作上，将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运作相互关联起来，提供乡村社会集体行动的另一种可能，为村落共同体的再形成及其内化提供了一种纽带和途径。(6)与市场、国家关系上，既受到国家直接、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也与市场有着更为深刻的关联，产消两端互相承担对对方的道义和责任的过程，使之在市场的背景下形成了类“道义经济学”的关联。在新生产主义乡村运作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乡村、农业及城乡关系等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和关系关联在了一起，因此新生产主义乡村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
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概念，主要建立在对城市近效乡村的观察和分析上，而地理位置上距城较远的乡村、处于国家农业腹地上的众多乡村，并不在其关注和分析范围之内。同时，乡村不仅仅是城市基于符号和象征需求的消费对象和多功能的消费场所，食品安全背景下城市对于安全、健康食物的强劲需求，也使得乡村与农业再一次被紧密关联在一起：对于乡村而言，其以农业为核心的乡村性特征重新被意识和确立，并以此为基础主动寻求和利用城市资源，建立了以农业为核心的乡村主体性。因而，在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形成过程中，农业与乡村不是二元分离、割裂的状态，而是相互关联、相互结合的关系。对于中国的乡村而言，将乡村与农业或将农业与乡村割裂开来分析、讨论，不足以获得对中国乡村社会真正的理解。因此，相对于西方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研究中，形成的生产主义乡村、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功能乡村的概念，中国城市远郊及农业腹地上的乡村所出现的不同以往的发展和变化，无法用现有概念进行解释。新生产主义乡村就是我们在超越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二元分立基础上，对一个新发展类型所提出的概念抽象，用以理解中国乡村新的发展，把握农业与乡村新的结合趋势。
生态农业与常规农业的一个差异是，前者会主动关注乡村社区的运作、内聚性社群的形成，使之成为可以连接农业与乡村的纽带。当下中国社会从“吃饱”向“吃好”的食物转型过程中，对于安全、健康食物的需求，也对农业、乡村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城乡之间在食物上互有责任关系的形成，使对等、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成为可能。因此，生态农业研究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弥合乡村研究与农业研究的二元分立，用新的视野和眼光思考乡村与农业间关联性发展，并在安全、健康食物产消连接基础上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而它所带来的理论命题：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乡村社会与农业种植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所带来的乡村与农业及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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