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副教授 夏柱智
新冠疫情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冲击。其对就业的冲击尤其显著。疫情冲击下，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显著提升，而相对城镇人口，农村农民工的失业率更高，而且出现了返城农民工的二次返乡潮。
有报道显示，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同比负增长30.9%，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负增长7.9%，两方面因素合计，一季度农民工群体可支配收入下降约4成。由于就业不景气，部分农民工再次返乡，占比从4月6日的3%左右持续上升至5月22日的超过7%，返乡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人。
这是可以预见的。事实上，2020年农民工失业潮、农民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已经是确定了，而且比例可能比预期的还要打。比如说，上述数据指出了外出农民工的失业状况，实际上我国约2.9亿农民工中，还有约1.2亿本地农民工，他们同样面临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工资水平下降等问题。而且随着全球疫情持续扩散，病毒感染人数已超1000万例，全球贸易萎缩，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危及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
如何理性看待农民工失业潮，及农民工进城后因失业造成的二次返乡?失业潮是否隐含着巨大的民生和社会风险?实际上并不必然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大规模农民工失业，很多人担心引发社会危机，实际上平稳度过了。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及大规模失业，同样不会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弹性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是游刃有余的。
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农民工的就业是非正规就业，就业本身不稳定，他们的户籍身份和身份认同是“农民”，失业对于他们是经常发生的，他们应对失业是有准备的、心态是平缓的。对于年轻人，失业就是在家里多等待一段时间，对于中老年人，无非是提前返乡了。第二，农村是十分稳定的。农民工失业后返乡是农民工化解危机的一种重要策略，本身不是危机。农民工一般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农村有承包地、有自建的住房、还有小块种菜的自留地，他们返乡后获得稳定的生计，促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第三，农民家庭一般注重储蓄，以应对建房、婚丧、教育等大额开支需求。过去十多年农民工收入不断提高，然而消费依然保持农村标准，部分农民家庭储蓄收入有数十万。面对大规模的失业，农民的承受能力比城镇人口强得多。这是农民应对危机的底气。
因此，对于当前不可避免的农民工大规模失业潮和收入下降问题，政府要理性看待，不必过于焦虑。从底线思维出发，国家当务之急要通过稳定的“三农”政策稳住农业和农村，让失业回乡的农民工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一个可行的建议是通过资源下乡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为在村农民度过危机提供稳定的预期。对于一些因疫情、失业而返贫的家庭，建议强化扶贫兜底政策的救济功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从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这一客观现实出发，安排大规模财政资金以现金补贴低收入家庭的建议并不可行，农民家庭依靠农村资源及储蓄是可以度过当前危机的。对于一些地区借乡村振兴，推进农民上楼、消灭村庄的激进政策，要及时制止，因为那无异于在疫情冲击下拔掉农民的根，触发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原文发于环球时报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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