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社相关媒体连发两篇文章，再次聚焦种质安全问题：
一是《瞭望》新闻周刊的《洋种子会否成为农业“芯片”》，聚焦洋种子对中国种业市场的垄断。
具体哪些种子、其中洋种子占比多少，文中并没给出具体比例，但从一些典型案例，依然能够看出被洋种子卡脖子的风险依然不小：
素有“中国马铃薯种薯之乡”美誉的黑龙江克山县今年种植来自美国的“大西洋”3万亩，约占当地马铃薯种植的一半。
美国先锋公司的20多个玉米品种已经全覆盖我国粮食主产区东北和黄淮海地区。其中，饱受争议的“先玉335”是东北、华北地区的主要玉米品种，有育种人员因此自嘲，“还育什么种，一个先玉335就够了”。
说起“先玉335”，早在2009年就饱受争议：
争议点肇始于“先玉335”的父本为先锋公司的PH4CV，属于抗虫的BT类转基因品种，它与其母本PH6WC杂交后得到“先玉335”。先玉335实际上是保留了父本转基因特性的的杂交品种，但在国内却忽略了它的转基因特性(国内对转基因作物商用审批较严，当然，滥种不止也是客观事实)，按杂交品种推广。
由此引发了另一个争议点，2009年新华社下属《国际先驱导报》发布文章《老鼠不见了——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象调查》，在逐一排除了相关的因素后，该文将导致异常疑点指向了近年来当地的最大变量——“先玉335”的广泛种植。由此，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得以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巨大争议，延绵至今。
十多年过去了，“先玉335”依然在大面积地种植。
2015年初，著名学者汪晖、严海蓉等提议《建立农民育种保护区、保护中国种质资源》。文中提到，国内玉米种子市场已经基本被“先玉335”和“郑单958”两大品牌主导，形成“双寡头主导市场”的局面。
此外，汪晖等人的文章还提到，就玉米而言，农户使用最多的5个品种中，3个是中外合资的种业公司生产的，2个是国内研发的。合资公司的分工基本是外方负责研发和生产，中方负责销售，说白了，就是跨国资本借壳占领中国的种业市场。
蔬菜更惨，外资种业公司已经占领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汪晖等文)。
种子大量依赖国外，至少会造成这几个不利的影响：
一是粮食安全的命脉不在自己手上，种子主权令人担忧，在粮食武器化的时代，一旦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引发一连串不可控的风险。
二是种质资源单一化，导致种质基础窄化，难以对抗环境的多样性——中国传统的15000多种大豆品种，已经弃种90%;另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在湖北、湖南等六省的375个县，71.8%的粮食作物地方品种已经消失，这些都是当地农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选育出来的，与当地不断变化的环境形成了较高适应性，多样性、抗逆性都更强，其中不乏抗病抗虫、耐瘠薄、某种组分含量高的品种。
三是高额利润被外资拿走，“进口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已然成为现实。
另外一篇文章是新华每日电讯的《战胜了洋种子，却败给了仿种子》。
是否战胜姑且不论。以大豆为例，虽然大豆种子基本都是国产的，但是大豆种质资源急剧下降，大豆产业被美国用中国来的种子打败，我国大豆严重依赖进口是不争的事实。
但文中提到的“仿种子”问题值得关注：
或者直接窃取、购买亲本后杂交、繁育出所谓新品种;或者混用市场知名度高的品种推出新品种;或者直接用相近名称来傍名牌。
这样花个几千元，很短时间就能仿冒。此种做法，不但搅乱了种子市场，使得种子企业的投入打水漂，还因为以次充好，肉眼难以识别，只有在生长过程中才逐渐显出差异，最终很有可能低质低产，农户受损，粮食安全遭受威胁。
一“洋”，一“伪”，加之农业诞生以来的育种主体农民首次被排除出去，中国的种质安全严重受到威胁。
可以理解，低门槛，具有研发优势和雄厚种质资源的国际种子巨头得以长驱直入;严重依赖市场，研发主体以利润为导向，行为变得短期化，同时也乱象频出，媒体多次报道，屡禁不止的转基因非法种植，背后都有种子公司在推动，最后也往往是罚酒三杯了事;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在市场中劣币驱逐所谓“良币”的情形也很容易发生;
农业特殊性的另一表现在于，农业生产是长期的实践，种子的改良是一代代农民在种植过程中，作物与环境相适应下优选出来的，时间尺度短则以十年计，长则以千年计，否则就不会有狗尾巴草变小米。将农民排除在外，一方面扼杀了种质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种子公司可用的种质资源也将越来越窄。
两篇文章给出的药方，不外乎强化扶持，理顺科企协作，深化市场改革，给品种进行DNA指纹图谱鉴定、严厉打击仿种子。
先说最后一个，这其实是将种子的创制权全面交给种子公司。
哪怕种子是农民千百年来选育出来的，但是基因图谱是我种子公司测定的，甚至我用这种子作为亲本开发了新品种，哪怕农民在种父/母本，那还是得给我种子公司交专利费。
这不是危言耸听，孟山都、先锋等种子巨头在美国、印度等地就是这么干的，仅1997年到2010年间的十余年，孟山都就因专利起诉农民144次。人家就是这么豪横，并且这”坏事“是在现代专利法的保护之下干的。
至于前几条，这么几十年来，类似的故事在汽车产业、芯片产业等领域，早就不知道演绎过多少遍了。最近，多地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圈地造“芯”运动，只是，谁会是下一个烂尾的“武汉弘芯”?
将希望寄托于市场和种子公司，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也就难怪，近二十年来，每隔几年就会有农业学者、社会学者、大社记者出来呼吁种子安全，但总是收效甚微。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集体时期，作物育种并不仅限于科研单位，无论育种技术还是育种材料，科研单位都可以和基层的农民技术员分享。当时，我国基层建立了四级科技网：县有农科所、公社有农科站、大队有良种场、小队有种子田。此外，还有省市农科院等专业单位，云南、海南的南繁育种基地。
正是形成了一个从生产一线的农民到科研院所的一个普遍的研发网络，一切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资源，都被全国性的农民和科研人员合作，密集梳理发掘，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大量的、多样化的样本实验，现在对已有成熟品种的简单运用远远无法与之比拟，学者老田将此称为育种过程中的“人海战术”和“群众运动”。
正是在这背景之下，才诞生了对今天中国农业影响深远的杂交水稻、小麦，并且是多地、多品种地诞生成熟的水稻、小麦新品种。以袁隆平为例，要知道，在他身后，是几十个科研单位，上千个品种，上万个杂交组合，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至云南，但凡有水稻的省份都参与近来，寻找到上万水稻品种进行远缘杂交和样本培植的结果。
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想象的。
此外，杂交技术本来就极为繁复、辛苦，如果仅仅以利益为导向，很难避免行为的短期化。以杂交小麦为例，第一年杂交，第二年鉴别真假杂交种，第三、四年属于选单株阶段，第五年进行穗行鉴定，第六年进入穗系鉴定，第七年和第八年进行品系鉴定，第九年提交品种鉴定委员会组织的区域试验。然后区域试验3年，生产示范2年。意即，育成一个新品种的周期一般需要15年。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国际种业巨头，首要的是尽可能多地掌控已有的巨量种质资源、然后申请专利，再从中挑出几个优质的进行组合，而不是下场进行种质资源地扩繁、更新。可以说，种业巨头必然导致农业生物资源的匮乏。
那是一个基层育种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农民普遍参与的育种过程，那是一个良种频出、同时农业的生物多样性被扩大的过程。这样的机制，如果再加上现代生物技术，成效是不难想象的。
《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记载：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初步统计，全国共选育出农作物新品种3000多个。其中一九八七年统计的30种作物1279个品种中，种植面积在66万公顷以上共16个。中国自育的优良品种，已在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生产上占主导地位，而且主要农作物品种三十多年来一般都更换了3—5次，每次品种更换都使产量和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后来的故事，大家知道了。
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又怎能忽视历史的经验呢?
种业，当然也需要造“芯”，但比造“芯”更重要的是造“心”。
这个心必然呼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然能有力遏制某些种业巨头的肆意妄为，必然能解决从农民、农田到院所、企业的协同问题，也必然呼唤配套的所有制及一系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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