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村吴书记说，农村工作说不好做也不好做，说好做也好做，就看你用什么方法。搞村庄环境整治，很重要的方面是拆猪圈牛栏旱厕，以及不住人又影响交通的空房子。农户空房子放在那里不住人，时间长了就会倒塌，也没有什么用处，拆掉也无所谓。问题是村干部去拆农民房子，又不给补偿，就有人不愿意。有一个自然村没有修路，出行很不方便。2016年吴书记从上级申请资金补助修路，拆了自然村的老仓库，拆了一些挡路的猪圈。有人说好，也有村民骂娘，说修这么好的路干啥?
环境整治中，有一个自然村一个村民家的牛栏废弃了，堆了很多柴禾，影响村庄整治，村里要拆掉牛栏，村民母亲坚决不同意。吴书记前一天对村民讲：“明天晚上我来你家喝酒的，你准备一下哈”。第二天晚上，支书叫上村民组长和与这个村民关系好的朋友一起来村民家，提上两斤肉、两瓶酒。结果，村民拿出他女婿送的茅台招待吴书记。喝了酒再说村庄环境整治，上级政策要求，以及村民生活环境美化需要，再说拆牛栏的事，村民二话不说答应下来，第二天拆牛栏十分顺利。农民本质上都是很纯朴的，村支书来你家里吃饭，还是有面子的事情。一旦吃饭喝酒了，就变成自己人了。自己人的事情都好说，村民甚至会站在村干部角度想办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拆个牛栏也就顺理成章了。吴书记说，在工作中遇到做不通的工作，一个办法就是到工作对象家吃饭，酒一喝，什么工作都好做了。因为变成自己人了。这种工作方法，吴书记称之为“喝酒工作法”。
“喝酒工作法”的关键是以情感人，将只有一般熟人关系的村民纳入自己人的范畴。十年前我们到贵州湄潭调研时发现，村支书几乎参加全村所有农户的人情往来，问及原因，村支书说只要参加了人情往来，农户觉得书记给了他们面子，是自己人，就会在书记做工作时给予支持配合，即使有些事情会损害农户利益，农户也愿意承担这个损失。在农村工作中，村干部越是缺少权威，缺少工作抓手，村干部有求于农户的越多，就越是要通过人情将熟人关系变为自己人的关系。一旦变成自己人，农户就有了配合村干部工作的义务与责任，农户之前的权利话语就不管用了，义务与责任话语就被调用起来。
当前村级工作中越来越强调规范性，强调正规性。这种正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开始变成脱岗的全职干部，二是村干部开始坐班了。H镇也开始要求村干部坐班，村支书报酬也提高到相当于乡镇副职待遇，达到接近年收入4万元，且开始称之为工资而非误工补贴了。村级治理正规化就会排斥那些不太正规的形式，支书到农户家中喝酒可能也会被定性为不正之风。而实际上，农村工作往往都是十分不规范的，往往是情理法力交错交织在一起的，是很难仅靠制度来规范有效解决的。
H村吴书记还讲到两件事情，很纠结，表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016年冬天，大雾天气，有一个年轻村民即将结婚，一大早开车送礼，车速比较快，冲进一截被围起来正在扩建、不能通行公路内撞到路障，车毁人亡。这个年轻人的家属一直打横幅上访告状，要求最少赔80万元。
201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一个73岁老人骑电动车撞到攀线上，头着地受伤，一周以后死亡。老人家属找到镇政府，要求镇政府赔偿，理由是镇政府修路时没有及时清理电线杆的攀线，督办不力，造成车祸。交警划责任，老年人自己四成责任，电力公司六成责任。老人家属要求赔25万元，在镇政府闹了多日，达成协议由电力公司赔了19万元。这件事情在村民中引发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应该要钱，反正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还有一种议论是不应该要钱，因为是老人自己骑电动车太快，自己撞死的。
村支书的纠结在于，他认为，这两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都在村民。两家家属都不服从交警划定的责任，而是聚众上访闹事，甚至通过冲击政府索要高额赔偿，这种做法是不妥的，是不好的，是不应当发生的。虽然支书这样认为，却不敢对上访闹事的两家说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如果他说了，村民就会认为支书所站立场不对，不为村民说话，不维护村民利益。在村民与国家发生冲突时，村支书不能说直话，村民就更不好公开说直话了。村民与村民之间产生冲突，村支书和其他村民等第三方也都很难公开评价说直话。说直话得罪人，不说直话，村民大闹大解决，这样所有事情都由小变大，难以解决，社会治理成本变得很高，乡村社会失去公道。
更重要的是，村干部不仅是村民的当家人，而且也是国家在村庄的代理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中，他们究竟是做群众的尾巴还是教育引领群众，这是十分重大的问题。
20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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