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6日上午，在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学术年会暨“两山发展”第六届河阳论坛主旨发言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董筱丹副教授，作了题为《红绿融合的历史坐标与未来方向》的报告。
一方面是历史，一方面是未来，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选题，所以董筱丹不是从常规的专业学科框架出发对主题给予阐释，而是综合世界地理历史、全球气候变迁、中华人文历史、近现代全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知识，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红绿融合的生态文明的未来进行梳理和展望。“我们这次的论坛叫‘河阳论坛’，所以我从‘河’与‘阳’这两个字的解释开始”,董筱丹的报告开篇别具一格。
董筱丹先从“阳”谈起，她展示了近1万年来中国气候变化和挪威雪线之间的关系图，来说明气候变化的历史与人文历史之间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5000年前，轩辕黄帝之所以能战胜神农氏炎帝，和中国气候进入到干冷时期，神农氏炎帝统合的农业部落相对式微有密切关系。但农业比牧业更具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所以我们今天是“炎黄子孙”，炎帝排在黄帝之前。
随后董筱丹又将中国5000年来朝代变化的时间轴和气候冷暖变化的时间轴相比对，指出相当多的朝代变迁都发生在气候变冷的时候：彼时农业产生的剩余少，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略，就可能导致朝代的政权失败，也就是朝代更迭。17世纪中期西方的工业革命，也正好是处在当时气候的一个冷点。人类进入到农业为主以后，“河”就很重要了，因为农业需要靠水利灌溉。中国的地理上天然形成很多大江大河，但是自然河流和人文相结合才能形成水利，比如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得原本一片荒凉的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号称“天府之国”。
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与协作也与自然气候密切相关。董筱丹以明长城为例，明长城与明朝时期的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因为400毫米降水线是农业与牧业的分界带，每次气候变化或者牧区遭灾害时游牧民族就要到农业地区来抢粮，而长城也是一个需要举国之力修建的守望系统。此外，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灾害发生时，可持续的生存是比发展更第一位的事情，而生存资源骤然稀缺时其分配往往是以村庄为单位、按人头来进行的。她以汶川地震为例，汶川旁边的虹口乡因地震与外部交通中断，全村所有党员组织“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分配方式度过难关。所以中国从最基层的乡村，到大一统的国家制度，都是和这样基础的地理条件相关。历史上的中国加强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建设，加强了基层的整合，我们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到今天。这就回答了制度经济学上著名的学者、诺奖获得者诺斯提出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有些制度实际上效率并不是最优的，却可以历史上可以长期存在?
董筱丹接着介绍，近代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临的第一仗是治理此前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是1929—33大危机之后，美国出台了白银收购法案，导致国民政府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开始实行纸币化改革，发行法币，把中国的货币主权系在美元身上，又加上国民政府长期高财政赤字，共同导致了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权同样是严峻的财政赤字，那是靠什么走出了通货膨胀危机?
直接做法就是“三折实”。当时陈云分析城市影响物价的主要是大米、白面和煤炭这三种基本民生物资，如果能把这三者的物价稳住，整体的物价就会有保证。通过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保证持有者手里的货币对物资的购买力是稳定的，以此来撑人民币的信用，短期内就实现了币值的稳定。中期来看，这个信用链条能持续下来，得益于乡村进行的全民动员的土地改革，让农民有生产积极性。第二种做法是政府通过发行货币以公赈灾，开展水利设施建设以及修复基础设施等。所以到1952年的时候，我们基本生存的物资就得到了保障，整个货币体系随之稳定下来。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对自己资源和物资的统筹，实现了完整的去殖民化，也对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筱丹并以战旗村为例阐述了乡村与中国的关系演变。1965年战旗村从金星大队分离出来，1966年更名为战旗村。60年代正是苏联对中援助中断之后，中国同时面临美国和苏联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提出“三线建设”，另一方面调整农村治理结构，从过去的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转变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国家战略调整到以农业为主，基层治理调整为最适合农业的管理方式和生产半径的自然村为基本核算单位，最终成功应对了严重的危机。到了2003年，战旗村再次将全村所有的土地集中起来，由于整块土地更有利于构建整体性的农业景观，所以对外形成谈判和合作时很有利，而土地的转入和转出之间的租差，就成为强化集体经济实力的来源。习总书记曾在此发表重要讲话，称赞“战旗飘飘，名副其实。”
战旗村的经历对于我们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西方的发展是一种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模式，有发展但不可持续。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口号之后，所谓生态修复，其实是把大量严重破坏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对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要问题是如何可持续，或者说如何在发达国家一次次的成本转嫁中“坚持”下来。在这个条件下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多重含义。首先，绿水青山就是地理屏障。比如中国进行三线建设，是因为我们有中西部这个重要的后方在备战，所以沿海地区才能够持续进行工业生产，并进行部分工业转移，才保持障新中国工业化的可持续。近来习总书记到西安也在提当年的老三线建设的精神，实际上都在强调我们巨大的国土空间就是重要的资源，而这个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守住这个资源底线才有我们的生存，其本身就具有红色的内涵和意义。董筱丹并联系到今年的新冠疫情，中国的乡村在整个抗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有自己的宅基地、耕地、牲畜等，可在村里形成相对比较自足的经济体系，不需要出村进行商品交换。
另外，整个农村的空间是相对稀疏的，空间本身就有隔离和防疫的作用，所以中国能做到“大疫止于乡野”。相比之下，印度大量的人口从城市被赶到乡村之后，因为土地都已经被私有化，所以只能住在树上，防疫效果差很多。乡村能够成为这一次新的危机之下一个宏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恰恰在于当年进行的充分彻底的土改，所以我们仍然是在享受着这样的一份土改红利，而土改就是一个红色革命的产物。
最后，董筱丹从当下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说明，当中国被美国“硬脱钩”之后，我们的国内大循环，一方面是中央要有自己的自主财政主权，从财政和货币两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另外一方面要避免在产业过剩的条件下，国家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出现流动性陷阱。所以要找到货币化的“低谷”，将货币投放出去，实现要素的重新定价。在今天，大量的绿水青山仍然还是生态资源，没有被充分定价，这给予了我们进一步去做开发、吸纳增发货币的机会。当下，农村现在最重要的资源是这个村落所有的空间一起形成的空间景观，而空间景观的开发一定是要求集体化的、整合的。比如战旗的村庄，要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才可能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景观营造。而现在大量的农村土地产权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它承接外部投资时客观上有一个很强的屏障。所以，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去弱化这种屏障;另一方面需要有基层的广泛动员。在这个过程中，战旗给我们的经验是“社会主义补课”，也就是当年的红色精神要在基层仍然要落实下来，这样才能克服面对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新阶段的红绿融合，促进可持续发展。
(综述整理：陈鸥帆 殷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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