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社会事业和社区精神家园
——《走向乡村振兴》读后感之三
张文茂
一、张凌回乡和产业经济复兴
在以粮为纲的发展阶段，多种经营只是增加收入的附属性生产经营内容，规模很小，布局分散。但是，到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就全国来说，多种经营就应该向多种产业发展了。这种变化对每一个具体的村庄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的重新定位和发展问题。过去有一个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后来被“公司+农户”的模式给带歪了。其实，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农业产业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某种产业在一定地域形成较大的区域规模，一是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一点，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在纳雍县调研时讲的很实在：如果产业不成规模，人家要来买，一车装不满。要想加工吧，投资不成效益，更说不上形成品牌。所以，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首先要确定的是产业方向定位问题，明确发展什么主导产业。
《走向乡村振兴》中此类的典型很多，其中，大方县箐口镇回乡创业大学生张凌的成功，很具有代表性。
张凌的事迹很感人。靠自已的努力考了大学，家里却付不起学费。村里的乡亲们少则五元、十元，最多三十元，硬是捐出了2600多元，帮助他圆了大学梦。大学毕业，干过北漂，自已开过公司，2014年终于在遵义取得突破性成功，挣到了钱。后来还在贵阳成了家，买了房，有了车。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曾经资助过他的乡亲们。2014年底，张凌开着自已的小车回家乡，由于道路泥泞，在离村还有七公里就走不动了，只好叫来14个小伙子用绳子把小汽车拉回家。大学读完了，事业也成功了，但家乡面貌依旧。没有通到村庄的硬化路，小学校也依然那么破旧。全村最大的一块平地也只有三亩，家里吃的还是“屋檐水”。与这一切相协调的是“漫山都是枯死的没有果实的苞谷”。这个有513户，2019人的村庄，有建档的贫困户238个，853人，贫困发生率41.16%。
读书为了什么?为了逃离家乡?
“想了三天，想透了”。他决定留下来。
“漫山还是苞谷”。张凌这样说。回来干什么?
笔者想起自已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也曾在一个山区贫困乡任党委书记。当时曾遇到同样的情况，山地也只种老玉米。我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山区要”让粮农变果农”，大力发展特色果品产业。
张凌毕竟是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他知道酸性土壤很适合猕猴桃生长，而猕猴桃又很适合1000——1600米的海拔高度。他们村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于是，他带头种给大家看，并挨家挨户做宣传。第一年组织了32户，种了270亩，后来逐渐扩大到1200亩，亩收入可达5600元。张凌予测，进入丰产期以后，每亩收入可达5.6万元。那时，这些山里的土地就真的成了“绿色银行”了。2017年，他带又人学习塘约村的经验，办起了“村企一体”的集体公司，在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同时，还发展樱桃和李子，增加土鸡养殖和养蜂，终于形成了以猕猴桃为主的当地特色产业群，不但使箐口村脱贫摘帽，而且，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回来300多人，有家庭的(结婚的)基本都回来了。张凌自已也被组织培养入党，由村主任干到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第十八届贵州青年五四奖章。2019年11月，张凌又获得共青团中央和农业农村部授予的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
二、 因学致贫的韩孝禄夫妇
农村的贫困，除了产业经济发展上的问题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整体性压迫。《走向乡村振兴》中，将此类现象称为“因学致贫”和“因医致贫”。其中对纳雍县韩孝禄夫妇艰苦经历的描述，刻划出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巨大伤害。以“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为题，专门写了一章。
韩孝禄和李隆仙夫妇有三个儿子，先后都读了大学。这三个大学生几乎让他们夫妻二人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韩孝禄从1999年起，为了儿子们的学费开始外出打工。最初在逝江的一个砖厂，半年工资只有600元，他竟然干了两年，寄回家2000元钱。后来又到一家玩具厂，月工资由最初的300元到后来的700元，他一干就是八年，共寄回家4万元，自已每月只留下50元生活费。从39岁第一次出来到49岁，为了省钱，他竟然十年没回过一次家。而十年后的这次回家过年也没待几天，过了正月初五又走了。在后来的打工中他受过伤，断过手指。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在苏州的一个菜场干起了“背篼”的活计，一个背篓，一根绳子，给菜场背运东西。为了省钱，住在一个地下通道里。这一干又是四年，每月还能寄回2000元，可他的腰再也伸不直了。
韩孝禄的妻子李隆仙，一个人在家照料三个孩子，耕种自家的两亩承包田。因为地少，收成少，她还开荒开出三亩地。这些贫瘠的土地，五亩加起来能收2000斤苞谷，300斤豆子，3000斤马铃薯，仅够人吃和喂两头猪。从2001年起，她又向村里人租了两亩地，地租按收成对半分。养不起牛，又没钱请人犁地，她带着孩子们一锄一锄的自已翻。在丈夫回家养伤期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她还能向亲友们借来几万块钱维持孩子们的学习费用，可见她们的吃苦耐劳和拼搏精神是得到亲友们信任的。
这里其实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即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笔者分析，韩孝禄家只有两亩承包地，可能当初分田时只有他一个人的，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没赶上。或者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的，三个孩子肯定没有份。土地承包关系的困化，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使这样的家庭只能走出去打工。
除了这样的因学致贫，还有很多的因医致贫。在这一章中有一组数据：在建档贫困户中，2017年毕节“因病返贫”的占返贫总数的58.41%，2019年仍占56.25%。
当代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复合性的。除了分散的、不成规模的小农经济，外出务工的雇佣劳动模式，还有整个社会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都已经成为压在农民头上新的大山。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一是有待于国家调整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克服过度产业化、市场化弊端，另一方面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来，提高农民个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巩怕这也是将此单列一章的目的吧!
三、农村社区和精神家国建设
乡村能否振兴，除了产业经济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条件以外，还必须有农村社区和精神文化家园的建设，才能凝聚人气，弘扬正气，让重新振兴的乡村有精气神。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传统老旧的农村社区必然面临着改造提升，有的改造重建，有的转变为小城镇社区，还有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需要异地搬迁重建。这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一个是硬件层面，包括住房和居住环境的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另一个是软件层面，即制度、文化、科技、信息、风俗等精神文化活动的健康发展。
笔者过去研究农村社区问题时，曾提出过“人气指数”的概念，做为判断哪些农村社区有生命力，哪些必然趋于衰落的标志，要看人气指数。人气指数走低的，将逐渐失去活力。而要使村庄人气指数走高，各种软、硬件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张凌回乡以后，感到农村不仅仅是缺少钱物，更缺文化知识，缺乏一种精神。他在看了《塘约道路》中说的“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后，深受触动。他总结自已家乡贫穷的原因，一是没组织起来，二是产业没选准，三是精神没有焕发。他学习塘约村的做法，首先搞了民居环境的改造。改厨房、改厕所、改沟渠、改道路、改圈舍、改炉灶。各种改造引发了整村环境卫生的大整治，全村都动员起来。为了提升社区的整体形像，还靠大家捐款建起了高高的寨门。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文化场，要有自已的底色，如红色精神和集体主义，才能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社区建设相适应。张凌在开发产业、整治环境的同时，进行了各种制度建设。他的“酿蜜模式”，把党支部比做峰王在中间，村委会、村集体公司、合作社、基金会、老年协会等等围绕四周。为了形成良好村风民纪，他们制定了“红十条”的村规民约，大家互相监督，认真执行。这样的农村社区，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走向乡村振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全面振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民族复兴的一幅宏伟蓝图!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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