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山（http://blog.sina.com.cn/liuzhengshan）
8月30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国 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总之是靠前。”这并非新观点。其实，此前，建设部总经济师谢家瑾也说过，中国住房私有率超过了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位居世界第一。
但问题在于，“住房私有率世界第一”的中国，住房问题为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列为“新三座大山之首”？中国百姓的“住房痛苦指数”为何位列世界第一？
分析起来，原因很简单，官方使用的概念含混、政府职能缺位所致。
所谓“住房私有率”，在海外多指私有住房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住房存量的比重。这里的“私有”，说的是住户拥有该套房屋包括土地的“所有权”。例如，在美国，“住房私有率”为70%。但是，这70%的住房是独立房屋（single house，即独门独户的住房），不仅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也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中国住户只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且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限；中国这些几乎所有的住房，都是单元房，海外俗称“鸽子笼”，是海外的中低收入阶层选择的住房。
我想，比较中国、美国的“私有住房”，不难发现，中国的“私有”住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私有；美国的“私有住房”，相当于中国的“别墅”，中国的“私有住房”相当于美国的穷人或者准穷人的住房。
既然中国与发达国家所使用的“住房私有率”这个指标的口径不一致，我们总是拿这个指标与海外国家比较，有意义吗？更何况，中国住房分配及其不均衡。根据中国国情研究会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发布的《2006中国生活报告》显示，年收入超过11万元高收入群体中33%的人拥有两套住房，10%的人拥有3套及3套以上住房，所有被调查者的户均住房面积为113平方米。这就是说，即使中国的住房“私有率”很高，这些所谓的“私有住房”也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如果政府真正搞清楚自己的职能定位，就不必炒作“住房私有率”了。我一直强调说，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国家应该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将住房问题解决掉。也就是说，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住房，应当主要依靠政府提供或者政府管理的保障性住房。譬如中国香港，住房私有率很低，大约30%。但是，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公屋”和“居屋”中。香港的“公屋”，就是我们说的廉租房，凡属低收入者，均可租用，租金相当于同地段同期市场租金的40%。香港的“居屋”，就是经济适用房，那些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政策不允许他们租用“公屋”，可其家庭月入又不足2万5千港币，买不起商品房，这样的人可以购买“居屋”，售价是商品房价的60%左右。香港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住在居屋。
发达国家的住房私有率也不高，根据丰业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加拿大房屋私有率为67%，欧洲一些国家的住房私有率则维持在40%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居民并未对住房问题产生如中国这样的抱怨，其房价收入比非常低，住房痛苦指数也很小。为什么？这些国家大力搞保障性质的公房建设，很好地解决了困难居民的住房需求。
看来，似是而非的“住房私有率”，并不能作为政府政绩的衡量指标，毕竟政府的天职是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政府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住房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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