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应该涵盖哪些内容呢？我认为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更应关注公民常识、人格修为、品德培养等。”难道公民常识、人格修为不是意识吗？品德培养没有政治吗？还说：要“如古人教《三字经》、《弟子规》那样，教会他们不闯红绿灯、不随地吐痰、尊敬师长和父母、爱国爱家等公民常识。”崇高的思想与具体的行为规范并不矛盾，拾一块砖、积一次肥、参加一次义务劳动就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做一件好事、帮一个人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崇高思想的感召下，做的每一件具体小事都会是全心全意的、实实在在的。离开了具体的爱国英模的思想感染，还有什么对学生“爱国爱家”的教育更具教育感染力？“至于那些关乎宏大的政治叙事的教育，留待初、高中和大学老师去完成吧。”连美国都知道培养资本家的奴隶、培养自由主义者、妖魔化共产主义、妖魔化印第安人也要从娃娃抓起。在学生启蒙阶段不进行政治熏陶，到高中大学再讲，事实是让我们大跌眼镜，这样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让我们的教育见鬼去吧！
附文：
王学进：别让小学语文教材变成政治手册
10月7日，《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发布会在杭州晓风书店举行。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对目前使用最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了点评，认为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新闻回放：语文教材编纂者回应造假问题称修改是必然)
该书的主要曾邀我参加发布会，因故没去，却听了9日在绍兴南方书店举行的郭初阳的讲座。郭初阳在讲座的最后，提到了一个隐蔽课程问题，即三套教材大量地引进了有关旨在意识形态灌输的文本，并以人教版为例，通过幻灯片逐一念出每一册所选的此类课文，12册共计46篇，平均每册4篇，涉及毛泽东的有7篇。并说，经过这样6年的教育，有两点突出的成果：其一是问学生最推崇的人是谁，学生答“毛泽东”；其二是在一系列战争故事和暴力教育中，传递了对于日本人的仇恨。
从对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蒯福棣的专访中可知，此类课文对学生的影响很深，且深受学生欢迎。蒯福棣从学生的回信里，摘录了这样的话：“《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特别感人，一读就想流泪，好像自己也去送总理”；“《倔强的小红军》中的小红军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很敬佩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品德”等等。蒯主编借此说明他们很尊重学生的反馈，随时对教材进行“挖改”，字里行间不乏自得之意。
韩国教授高英根在研究大陆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课题中认为，“大陆中小学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门课的教材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教育的意义，即通过每门教材使中小学生形成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此乃教材编写的一大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入选的篇目数量。但要找如此之多的经典文本谈何容易，于是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如《陈毅探母》)，或者来个滥竽充数，将一些非经典的描述领袖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文章也选入。这才导致“四大缺失”。
我同意郭初阳的判断，随着多次教科书的修改，语文教科书作为年轻一代的政治手册功能已有所淡化，但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小学语文教科书。那么，小学语文教材到底有无必要选编如此多的旨在意识形态灌输的文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小学语文的功能说起。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教会学生识字写字、遣字造句及作文，其次才是落实文以载道的功能。但这个“道”应该涵盖哪些内容呢？我认为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更应关注公民常识、人格修为、品德培养等。
现在的问题是，小学语文教材承载的“道”太宏大、太高尚、太沉重了，只怕小学生承受不起。试想，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大字不识几个，就要教育他们发扬小红军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他们最需要接受的是启蒙教育，如古人教《三字经》、《弟子规》那样，教会他们不闯红绿灯、不随地吐痰、尊敬师长和父母、爱国爱家等公民常识。换言之，就是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文明人。至于那些关乎宏大的政治叙事的教育，留待初、高中和大学老师去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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