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校车悲剧?
2000年刚到法国的时候,对两样东西最为惊羡:一是高铁,二是校车。在当时手机都不普及、尚是奢侈品的中国来讲,这两样东西实在是遥不可及。当然,法国的高铁也会出轨,也会与违规的车辆相撞,甚至有人专门到高铁上去卧轨。但丝毫不减法国人对高铁的自豪,丝毫不影响高铁在法国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国际上的软实力效应)。校车与公交、旅游公司相比,虽然明显老旧,但毕竟也反映了法国的物质文明水平。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留法同学都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高铁,也有校车。所以,当突然得知甘肃,这个中国最为落后的省份之一(GDP总量全国倒数第五,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二,不足三千美元)居然发生了校车相撞事件,不由十分的讶然:甘肃,什么时候也有了校车?这种惊讶程度不亚于忽然听说索马里发射卫星失败一样。
悲剧本身令人触目惊心和愤怒万分:一辆核载9人的面包车竟然实载64人!事故发生时路面有雾,载有学生的面包车与相撞的货车会车时,双方车速都快,而且面包车居然逆行,从而导致惨剧发生,21名学生死亡!
残酷的事实、冰冷的数字背后却有着复杂的社会内涵。我们可以指责司机丧心病狂----大雾中超载且高速、逆行,但是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怎么可能珍惜他人的生命?如此不合理性的举动,放到挪威,结论一定是精神病(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精心策划中央政府爆炸案、枪杀77名年青人的挪威悲剧凶手布雷维克已被专家定为精神分裂症)。
当然更令人反思的是,何以这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竟然得不到交警的有效制止?这个民办学校何以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虽然教育部门声称悲剧三天前就已经发现问题并令学校整改,但何以没有跟进落实?应该说,甘肃当地相关部门存在失职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其整体管理水平也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悲剧发生之后,涉及此次事故的正宁县两位副县长(一位是常委、常务副县长)、教育局长、交警队队长已被停职。
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悲剧的根源还是在于贫穷(贫穷是万恶之源,此言不虚)。甘肃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只是刚刚到了拥有校车的程度,但却又处于极低的水平。于是才出现这种惊人超载的现象。其实这种现实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刚起飞时也出现过。大家还记得北京刚使用出租车时的景象吗?车况不佳的黄面的到处都是。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将之淘汰。可以说,从根本上解决校车悲剧,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
这起悲剧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角:民营小博士幼儿园,不知何故并没有成为媒体指责的焦点,而且对它民营的身份,似乎也刻意回避。客观来讲,如果说政府有关部门是失职,这所民营的幼儿园则是第一责任人。雇用一个毫无职业底线的司机、使用小型面包长期超载、拒不执行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都是其所为,是21条尚未开放就凋零的生命的元凶。但不知何故,媒体对之却轻轻放过,但把几乎所有的矛头指向了政府(看看人家挪威,看看人家英国,媒体都是怎样表现的?究竟哪个国家的媒体才是真正独立的?英国公务员举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大罢工,BBC电视主播克拉克森竟然表示,参加罢工的公共部门员工应该当着其亲人的面被枪杀,首相卡梅伦形容罢工为“徒劳的尝试”)。
说来也简单,这和媒体一直关注的所谓的国进民退有关。民营资本由于其逐利性,决定了其在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但也正是由于其逐利性,缺乏道义,许多行业并不适合民营资本进入。比如军队和监狱,全球共性都是国家投资,国家运营。民营资本另一个特性或者不足则是对高投入、回报期长的项目不愿介入。特别是出现经济危机时,它们往往第一个收缩,归避风险。这个时候,担当责任的只有国家控制的资本。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表现如此出色,和控制有一定比重的国有企业密切相关。所以,经济危机这一特定环境下,国有资本扩张是正常的。实际上放眼全球,西方各国也无不如此。但在中国,由于把“国进民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极端者如美国华人学者陈志武甚至认为国有企业存在都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考虑到所有的法学词典都把法治社会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捆绑在一起,这就等于是说,只要有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就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恐怕才是媒体对这起校车悲剧的始作俑者格外开恩的原因吧。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私营资本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方面都发挥了极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样也要承认的是,今天社会几乎所有的问题也大都来自私营领域:矿难、食品卫生、地沟油、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跨越短缺阶段的今天,私营资本带来的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焦点。更令中国以至全球不满的是,当私营资本制造问题的时候,为之买单的却是政府和所有的纳税人。这一次校车悲剧发生后,救治、高额补偿都由政府来承担,已经无法经营的肇事幼儿园也只能被政府接管。只是中国民间对民营资本的不满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表现,但这种不满在美国就发展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
而解决的办法除了加强监管,国进民退也是办法之一。比如这一次面对校车悲剧,政府提出建立更多的国有幼儿园就是一例。不过比较奇怪的是,面对这一次国进民退,媒体似乎予以默认,显然在它们看来,幼儿园这个领域也不适合私营资本进入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他们,英国94%的幼儿园是公立,法国也同样。
平心而论,任何国家都会发生问题。但问题发生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却是衡量一个国家制度优劣的标准。这次校车悲剧发生后,中国各级政府做了高效及时妥当的回应:救治、补偿、处理责任官员、逮捕幼儿园董事长、接收事发幼儿园继续运营、当地政府立即把更新公车的费用用于购买校车、承诺建设更多的国有幼儿园、教育部工作组前往甘肃、全国整顿校车安全、温总理责成有关部门一个月内制订出《校车管安全条例》。自由派经常批评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胡作非为。可是有这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此积极高效的回应出现的问题吗?反观西方,经济危机这样大的事件可有一人为此负责?挪威中央府爆炸案、在执政党组织的青年团活动发生死亡数十人的悲剧,到今天可有一人为此负责?(假设是中国共青团组织活动发生类似悲剧呢?)伦敦、进而席卷全英的骚乱发生后,英国政府和媒体除了众口一词指责肇事者是暴徒,大肆抓捕,可有一人为此负责?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令美国政府反思?可令美国政府处理责任人?不但没有,我们看到的却是强行清场和大规模抓捕。难道这就是自由派心仪的、权力受到制约的模式吗?
中国有句古话:亡羊补牢。当然我们也可以唱唱道德高调,比如为什么不能未雨绸缪,防范未然?但是放眼人类历史,可有几人、几国能够做的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吸取教训,认识到和平的可贵,才走向欧洲团结。当年的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之后发誓美国绝不介入亚洲的战争,结果他一下台,美国又立即跳进越南战争的深渊。美国每年有数万人死于枪击案,但世人早已麻木,习以为常,这已成为美国社会无法解决的痼疾了。也难怪CNN著名主持人《后美国世界》的扎卡利亚这样评论: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华盛顿!
如果你对这种解释还不满意,不妨看看陈志武先生怎样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辩护的。当《21世纪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他并询问从一个学者角度怎么解读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他有如下精彩的回答:“首先我要强调一下,在美国过去两百多年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发生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经济危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吃一惊的。有的人早就预期美国的这种金融支持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最终会出现金融危机的。要我去预测的话,我也可以这样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还会再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历来就是这样子,需要很多的人去做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里面也要允许很多金融创新。在这些金融创新的品种和形式变成我们的常识之前,期间肯定要经过很多发展和出问题的过程,也会出现一些危机。”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且通过危机积累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他还上升到如下高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
从陈先生的逻辑出发,美国人民不但不能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应该感谢华尔街的巨头们,要知道他们是在为美国积累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和方式啊!只是做为一个中国人(不是外籍华人),我还是希望这种每十年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的制度不要搬到中国来为好。只是本人还有一问:既然“有的人早就预期美国的这种金融支持消费,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最终会出现金融危机的”,何以就无法避免呢?
关于校车悲剧,我还可以提供一个角度。事发之后,我遇到一位法国朋友,随口问我中国正在关注什么事。我回道:“正在关注一起校车车祸,由于违章、超载,21名儿童丧生。”这位朋友叹道:“真是一个大悲剧。不过车祸全球每天都发生无数起,这样的事也能成为你们关注的焦点,真有点羡慕你们。你也知道,法国都在关注什么。欧债危机,金融危机,欧元的命运,经济衰退。如果你们这样的事现在在法国发生,绝不会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法国社会也有可能只关注此类事件啊”。我沉默没有回应,其实十一年前,当我出国时,法国就曾经如此。当时全法国都在关注疯牛病,不计其数的牛被屠杀,政府支付了大量的补偿金。而整个疯牛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过三到五人!这对刚踏上法兰西这块土地的我来讲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有企业攻坚特定阶段,整个社会讨论的是庞大的下岗工人,上升的失业率。为此有人大代表竟然写出让妇女回家的提案。显然哪个时候,中国不可能去关注一个类似疯牛病的问题。不过,从此之后我就感觉到法国的停滞和下滑,直到今天让这位法国朋友发出这样的感叹。只是,法国未来是否还有这样一天,我深表怀疑。
最后,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谈。在甘肃校车悲剧发生后不久,中国捐给马其顿共和国23辆校车,引发举国强烈争议。应该说,捐助本身并没有不妥。之所以引发社会反弹,是和校车悲剧的背景有关。特别是做为网民,发出一些激烈的声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观点则显然不属此类。他在微博声称:“即使马其顿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在自己国家的孩子还60人挤一辆小面包的情况下,也不应援助马其顿。中国政府是中国纳税人养的,不是马其顿人养的”。
如此民粹的话语发自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还是令人震惊。众所周知,国际间的捐赠要么是商业行为、要么是政治行为(也包括人道行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高低无关。日本发生大地震,中国不可能以还有多少贫困人口为由拒绝捐赠。同样的,欧盟也不会因为中国人均GDP仅是其十分之一而不向中国求助。具体到这次对马其顿的捐赠,对中国来说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政治行为。中国宇通公司承揽了马其顿政府的公交车项目,所以由它再生产校车捐赠给马国政府,这自然有其商业目的。像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地震,中法关系虽然正处于最低点,但空客公司仍然包机把各界以及它捐赠的物品送往中国。因为中国是空客最大的采购商之一。政治行为则是,马其顿独立后曾和台湾建交,为此台湾支付了1亿5千万美元的代价(能买多少校车?)。后来马其顿转而和大陆建交,这背后自然少不了交易。这次由中国政府出面主导这次捐赠,也有这一层原因。更何况放眼全球,英国自己的百姓还在骚乱,还需要救济,法国的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停滞,不也还是打着国际人道主义的名义发动了利比亚战争吗?这个时候张鸣先生为何不质疑“英国和法国政府是英国和法国纳税人养的,不是利比亚人养的”?我很难相信做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张鸣先生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如果挑白了,无非是借此事以民粹式的手法煽动不满罢了。只是张鸣先生要明白,民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民粹,如果以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去推动民主,恐怕是南辕北辙。(当然,现在如张鸣先生般的人物也还不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曾有这样的高论:中国政府是把改善本国百姓医疗的钱,借给美国去改善百姓医疗了。完全一幅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模样。他怎么不说中国政府把三公消费的钱借给美国投到阿富汗战争的无底洞了呢?堂堂美国的大使如此水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还是回到校车悲剧做个结尾吧。这起悲剧,暴露了西部地区的落后状态、政府管治水平低下、民营资本极端逐利导致的丧心病狂,但同样也反映了即使中国的落后地区所达到的经济水平、中国各级政府对待问题的严肃态度和解决问题的高效。一个校车悲剧否定不了中国模式,反而印证了中国模式的纠错能力、反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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