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揭示了中国老龄化及福利缺位的问题，但引发问题的根源实则是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经济殖民化导致民众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外资掠夺；养老、教育、医疗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政府承担的，而非推卸给市场，任由资本掠夺民众。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问题根本不是文章所鼓吹的国防开支挤压社会开支……
美刊《亚洲政策》（Asia Policy ）2006年1月号刊登了美国劳伦斯大学助理教授马克·弗瑞泽题为《养老金、公众观点与中国的老龄化》的文章，该文分析了大众对于养老金、养老金改革以及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前景的意见和态度。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给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和财政优先支出提出了大量挑战，而公众对于养老金的态度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背上了大量社会养老金隐性债务，如果不及时和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文章内容如下。
关键词：社会保障；老龄化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也正在成为人口老龄化最迅速的社会。据估计，在未来的25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会占到全国人口的1/4.“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课题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测算为中国的老年人提供卫生保健、养老金和其他需要的未来成本。但是很少有研究探讨那些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中国公民对此的心理预期和态度。中国公民对政府给与老年人的供养，包括退休金的期望，对于政府的财政预算量、中国经济的消费储蓄水平以及养老金制度本身的可行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给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和财政优先支出款项提出了大量挑战，但是关于中国公民退休后的规划，关于他们打算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和个人储蓄来养老，我们却知之甚少。其次，公众对于养老金的态度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养老金制度，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把大部分的收入存起来养老。基于此种假设，包括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很多人推断，如果中国人相信政府会给他们提供养老金的话，他们就会提高消费水平，而且中国的经济也会大大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第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养老金制度都需要雇主和雇员的充分支持和信任。他们的贡献是养老金的财政基础。尽管中国在15年前就引进了一种基于个人所缴纳费用的养老金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受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对公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理解和参与了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评估。
本文采用了最近的公众民意调查和在笔者监督下进行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访谈法，对中国公民如何看待养老金，如何评价政府和个人各自在提供退休收入中的角色作出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特别是那些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面临许多与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关的不确定性。和传统的储蓄养老的观点相反，这些家庭并没有为退休进行储蓄，而是希望政府提供大部分的养老金。如果这个观察结果有效，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将会极大地制约政府的预算，而且将会影响这个以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政权。
一、到目前为止的养老金改革：高额债务和公众的不满
中国人口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长三倍，老龄人口将占全国人口的24%.2000年中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率为6.4∶1，随着出生率的日益下降，到2040年二者的比率将下降为不到2∶1.而且，到203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将会和今天的日本相似，但是个人平均收入却只有当今工业化国家的20%.尽管有些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但现在才有学者开始探求这一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兰德公司一项最近的调查评估，中国政府在养老金、教育、医疗和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上的开支将由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上升到2025年的15.5%.这项评估的前提条件是假设中国政府将为65岁以上的公民提供一笔数额小但属全民性的养老金，相当于基本工资的20%.中国的老龄人口目前大约有1.3亿，预计到2040年将增加到3.97亿。这一严峻的数字给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为生活和医疗费用的巨额增长提供财政支持。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国家养老金制度时，就已经在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养老金制度比较直接的目标就是提供一些方式以解决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和退休人员的问题。与此同时，养老金改革也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就是在养老金款项支付中引入费用分摊这一要素。所有的国企职工曾经享受过几乎免费的养老金，与此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养老金改革将成本分摊给了中国公民和中国政府。以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途径：一是由国家发放的基本津贴，二是职工在强制性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积累起来的津贴。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养老金筹资模式的一个巨大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的一份报告认为，相比过去的企业福利，个人缴纳养老退休金这种观念就是一场“自我革命”。
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杰，1997年在上海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政策演说里解释了个人养老金账户背后的想法：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体制后，工人们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由原来的为别人交养老金到现在为自己交养老金，交或者不交，交多交少，都直接关系到自己以后退休的收入。养老金账户属于工人个人所有，根据规定，养老金的金额可以转让，部分可以继承。这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自我保障意识，激励工人努力工作。”
在这个新的体制下，所有城镇企业职工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和获得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比如医疗福利和失业救济；但同时他们必须向个人养老金账户缴纳约为工资的8%的养老金。而企业和公司需向该账户另外缴纳相当于职工工资3%的金额。中国政府是在世界银行的顾问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采用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体制。
用“城镇企业职工”作为获取养老金的资格标准扩大了缴纳养老金人员的范围，也使其执行复杂化。该制度试图覆盖所有公司（不管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公司）的职工，只要该公司位于城镇地区。通过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从国企职工扩大到所有的城镇企业职工，该制度成功地将养老金缴纳人数从1989年的4800万扩大到了2003年的1.16亿。随着数百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以及随着乡镇企业改制成为城镇企业，养老金潜在缴纳人数迅速增加。但是，该制度的覆盖范围只限于“城镇企业职工”，这就意味着将乡镇和村办企业的员工排除在外。此外，城镇企业的兼职工作人员和临时工所处的地位模棱两可，加上一些小公司的企业管理者可以相对容易地逃避养老金制度，这就意味着，有多达50%的城镇劳动力没有享受到养老金制度，尽管这些人在法律上本该有权利享受。随着养老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广大职工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国政府未来在养老金上面的资金缺口很大。养老金的债务问题由此而产生。
以下三项证据让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养老金债务的规模。首先，养老金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到1999年增加了三倍，从0.8%上涨到2.4%.养老金开支的增长明显地反映出在那个时期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长（大约从1000万涨到4000万），但这一增长还表明，中国政府已经逐渐进入了养老金筹资者的角色——尽管政府原本打算让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为养老进行储蓄。置换率（退休金占过去收入的百分比）估计为77%，退休金占人均GDP 的百分比为99%——这一数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高，除了中东地区。
为了给退休金筹集资金，中央政府继续调动上百亿资金补贴地方。从1998年至2001年，这些补贴估计共达1170亿元。中央政府的拨款破坏了养老金改革的如下目标：削弱政府作为退休金主要提供者的财政地位。这些来自中央政府的所谓一次性拨款，被用来填补地方养老金的缺口，而中央政府是极不愿意下拨这些补贴的。中国政府担心这些补贴会降低地方政府筹集养老金资金的积极性，会让地方政府产生期盼，认为中央总是会下拨这种补贴来解救他们。
最终，中国政府给自己背上了大量的“社会养老金隐性债务”。这些债务大部分是由于地方养老基金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支取了数量未知的钱来支付退休金造成的。而职工缴纳费用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始于1991年）中本身却没有实际现金。1995年，国务院的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来支付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这一做法得到了普遍的实行。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地方政府把个人养老金账户基金和基本养老金福利基金结合时，1亿养老金参与者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被“掏空”。现在那些从90年代初期就缴纳养老金的职工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既支付最低的养老金金额，又支付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复利（compound interest ）储蓄和逐渐增加起来的金额。“养老金隐性债务”或者目前中国政府对在职人员未来福利的欠账，至少达到2至7万亿元人民币。养老金隐性债务最高估计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
政府负担着大量养老金隐性债务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这种隐性债务反映了对缴纳个人养老金费用的未来数代退休人员的欠账。例如，美国政府采用的是扣除在职人员的部分工资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就是现收现付制养老金（payasyou go pension）的本质。养老金改革促使世界各国注意到即将来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积累这一危机，因为退休高峰的来临既使劳动力缩减，又削弱了养老金收入来源的基础。中国同样也面临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比例不断缩小的问题。然而，中国已经负担了大量的、与经合组织国家规模相当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这一事实很重要，因为，尽管中国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多项养老金制度改革，这些隐性债务仍然表明中国实际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对更多公民的债务。
除了养老金的长期债务问题，中国政府还面临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人口高峰带来的各种短期挑战。在一些国外的援助计划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委托很多的项目组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制度改革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做详细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连同中外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所做的报告，不断地使人们担心中国政府不能承担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
养老金制度改革未来无法为退休和下岗人员提供福利这一可能性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维持社会稳定的执政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退休人员和由于企业倒闭而被迫退休的职工抗议不发放养老金福利和遣散费分配不公。威廉。赫斯特和凯文。奥。布莱恩写道，养老金似乎成了一个“国家和企业对于职工多年辛苦工作的象征性认可”。退休人员同样也会利用一些法律或半法律性质的途径来弥补其不满和追求正义。这些退休人员包括在低收入和低消费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下辛苦工作，因而得到了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和福利作为回报的数代工人。这一群体似乎获得了城镇人口的大量的同情和支持。1996年一项针对上海和广州城市居民的社会调查发现，90%-96%的受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以下两点：“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政府有义务为在上海和广州工作的职工提供退休养老金”，“为了保障最低生活标准，养老金应该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发放”。受到公共资助的养老金在中国似乎和在其他福利国家一样受欢迎，而对养老金进行调整的举措看起来也同样有争议。
从宽泛的角度与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深入的对比，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不再适应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包含养老金和医保在内的社会福利在被称为“一个国家，三种体制”的制度安排下运作。党和政府官员享有和以前一样丰厚的福利，所有的费用包含在预算进程中。农村居民——尽管有些实际已在工业部门工作——一般未被任何养老金和医保项目所覆盖。改革局限在城镇区域，城镇国有企业曾经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现在这些企业将这些功能以及养老金和医保费用转移给了政府。因为关于谁能够被划分为“城镇企业职工”的定义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仅约半数城镇工人被社会保障所覆盖。兼职的工人、个体户、在郊区的企业打工的农民工，还有其他类型的雇员，本应被养老金制度所覆盖，却未能参与。
政策精英们逐渐意识到养老金改革需要获得公众支持。在2000年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文章认为，一场公众信心的严重危机正在严重削弱养老金改革。指出好多职工怀疑他们退休时能否拿到养老金。公众对于能否拿到雇主存入养老金账户的那笔钱持悲观态度。而且，对于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以及由于企业破产而失业的工人，不存在任何政策条款规定如何支付养老金账户。该文的认为公众信心的危机延伸到各种类型的工人，不论部门和雇佣身份：“就其范围和影响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次信心危机是自改革开始以来最严重的。”
该文出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份政论杂志上。也许，是从公众对中国新养老金计划的担忧得出存在一场“公众信心的严重危机”这一结论的。然而，下文所分析的社会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公众决非在政府为未来几代人提供养老金的能力方面存在信心危机，相反，他们对政府的财政能力过度有信心。在转向这一研究结果和其他研究结果之前，我先有序地简述一下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
二、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的设计
2004-2005年，笔者与中国两家学术机构和一家商业研究公司的同行进行合作，目的是为了开展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焦点小组研究。此项社会调查从2005年3月到5月在上海和北京进行，分别抽样多达540名和618名个体。在北京，目标群体是登记在户的18到65岁的城镇居民，他们是基于“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method）从8个城区的50个社区或居委会随意抽取的。与1099名个体沟通，其中618人完成了问卷调查——答复率为56.1%.在上海，从3个城区中抽取了3个街道，又从这3个街道中抽样调查了9个社区，这9个样本在所属每个街道内部按照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进行了分层。社区志愿者在每个社区调查了60个居民，受调查者总数达540名（都有城市户口）。因此，北京和上海的抽样方法在主要方式上存在差异，要合并这些数据进行推论是不明智的。即使这些抽样程序不同，仍然可能探究诸如年龄、收入以及先前在国有企业的工作经验等因素是如何形成人们关于养老金和退休制度的态度及观点的。
设计此问卷调查时利用了如下研究性假设，即那些在国有部门（包含但不限于生产部门）工作多年的受访者关于养老金制度所持的态度及观点将非常不同于那些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工作的人。为了证实此假说，国有部门的职工就必须对政府为他们提供养老金表达出更高程度的依赖和更大程度的信任。与此相反，在国有部门以外工作的人就需要表现出更大的自立意识以及对政府的养老金项目之外的其他选择的更大信心，比如商业退休储蓄手段。后一种态度包括了对非政府性的养老金方式的依赖，这恰好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寻求的要通过养老金改革逐渐灌输给中国民众的态度。
焦点小组调查于2005年3月在6组制造部门的职工中进行，包括北京、长春、南京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以及被北京、南京、佛山的非国有企业雇用的职工。比起可能比较拘束的社会问卷调查而言，焦点小组调查的目的则是以更自由的方式，收集公众的观点和态度。焦点小组由8个从每个城市的不同公司召集来的个体构成。地域上的选择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即长春这种一直充当着国有企业基地的城市的工人的态度与佛山这种成为许多外资合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大本营的城市的工人的态度也将会证实，工作场合的经历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养老金以及政府在为养老金筹资方面的作用的态度。一个在焦点小组研究方面受过很高水平培训并熟知养老金政策的中方协调人领导着焦点小组的讨论，讨论持续90至120分钟。
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调查结果
我们将北京和上海抽取的受访者按照就业状态、年龄（例如，40岁以上或以下）以及性别进行了分组。显而易见，这些人中教育、收入、住房空间以及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的差异很大。例如，来自北京抽取样本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与非国有企业员工相比，受教育的年数更少，收入更低，但或多或少都同样参加了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收入、受教育水平、住房空间在40岁上下的人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当我们考察住房空间和社会保险的覆盖情况时，虽然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年轻的员工参与社会保险远少于年长的员工。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年轻工人对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不够关注。北京的情况揭示了在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一差异表明99名失业人员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没有被社会保险所覆盖。事实上，39%的失业人员没有社会保险。
上海的抽样调查显示了一个与北京的抽样调查类似的整体格局，比起那些40岁以上的人来说，年轻的受访者有更高的年平均收入和受过更好的教育。同样的，正如预期的那样，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相对较少。然而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国有企业员工和退休人员与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在收入和教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就社会保险而言，各小组的平均值表明其参与率在性别、年龄、就业部门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只是在可预想到的就业人员与失业人员之间存在差别。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在78名失业或下岗职工中，大约15%的人员没有社会保险。
北京和上海的调查反映出改革以来城市中利益和损失的分配问题：那些非国有企业的职工比国有企业的职工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后一个群体，尤其是老一辈的国有企业工人，通常受教育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由于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改革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工人，因此人们会期待他们的态度反映出一种对国家在养老金筹资方面的作用的“补充性”立场。鉴于国有企业的实力和国有企业职工享有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已经被削减，这些工人可能在政府为他们在低工资、低消费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中作出的长年累月的付出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如养老金）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城市中的大部分年轻人由于在非国有部门工作，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拥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对于他们而言，关键问题是在退休金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和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员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这一制度并愿意为其做出贡献。非国有部门的城市职工的态度对于中国退休金制度的未来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收入可以通过工资贡献和个人退休金帐户来为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提供资金。
我们利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员工进行的简单的经济状况调查初步评估了北京和上海的抽样调查的答案，评估结果没有显示出他们在一系列有关态度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在收入、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养老金和国家的作用上出现了观点的一致。我们没有列出一长串在统计方面没有意义的、涉及态度问题的经济状况调查数据，而是报告了来自六个与态度有关的问题的比例数据（proportional data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倾向从这些结果中显示出来。首先，绝大多数受访者——无论其就业状态、年龄、性别——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中国早期的退休年龄（在生产线上的女性职工为50岁，管理职位的女性职工为55岁，男性为60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以便于导致了大量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国有企业的改组。然而，这个策略为政府带来了一些负担，其代价就是要为那些改组带来的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正如下部分对焦点小组的研究结果进行的讨论所揭示的，中国的职工认为这一退休年龄非常合理，因为对于50岁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要获得就业机会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
受访者对于将女性和男性的退休年龄改成相同年龄的问题上表现了一种长久不变的态度。在北京和上海的抽样调查中，约三分之二的女性并不同意男女退休年龄应该相同的观点。对女性而言，同比男性早五年领取退休金相比，在劳动力市场参与更长时间显然没有那么重要（对于生产工人而言，要比男性早10年领取退休金）。在2004-2005年所做的实地采访和焦点小组讨论表明，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即40岁以上）的女性强烈反对逐渐延长其退休年龄。她们认为，从50岁或55岁开始领取退休养老金（从事危险工作的人甚至可以更早）比起在劳动力市场奔波来更好，因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受到年龄和性别方面的歧视。
调查结果中体现的第二个重要倾向是强烈支持一种包括所有公民在内的全民性养老金制度，以及支持国家在提供这种养老金方面发挥强大作用。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出对全民性养老金制度以及国家作为养老金主要来源的这一角色的强烈支持，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希望通过一项法律来保证这些权利。占大多数的90%甚至更多的人支持退休金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观点，而同样多的人认为一项关于养老金的法律——中国必须通过这样的法律，但现在还处于起草阶段——可以为养老金的获取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这个态度因为承认了如下现实而打了折扣，即中国尚未实现足够的繁荣从而达到所有公民都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阶段。该倾向的唯一例外出现在一些北京的男性居民当中，一般而言，他们的年龄在40岁以下，在非国有企业工作，在这些非国有企业中，没有那么多人支持养老金权利的观念以及赞同国家在提供这种养老金中发挥强大作用的观点。
调查中反映的第三个一般倾向关系到，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以及参与管理这些养老金的各机构的支持和信任的。相关数据显示，受访者对中国的公共养老金的前景以及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为这些养老金提供资金的能力拥有相对较高的信任。例如，大多数上海和北京的受访人员（包括失业人员）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有较高的信心。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特定群体中数量不算少的人也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前景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信心：例如，在上海的抽样调查中，有28%的40岁以下的人表示缺乏信心，非国有企业员工中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些非国有企业的年轻员工正是那些将被依靠来为中国的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提供资金的人。在北京的抽样调查中，38.4%的失业人员表示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前景缺乏信心。然而，总体上人们对养老金制度的前景表现出了高度的信心，这表明受访者要么是忽视了媒体上关于养老金赤字和融资问题的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要么根本不知道相关讨论。焦点小组的讨论揭示出，小组参与者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增长将保证未来国家提供更为丰厚的养老金的能力。除了少数例外，参与者对当前的养老金结构在财政上的可行性提起关注。
在北京和上海的调查中，每一组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对管理养老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高度信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访者对商业保险公司持一贯不信任的评价。只有24％的北京抽样群体和14％的上海抽样群体指出，商业保险公司是相对或者非常值得信赖的。唯一例外的是40岁以下的受访者群体，其中46％的上海受访者和35％的北京受访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在处理养老保险方面是比较或非常值得信赖的。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角度看，受访者对商业保险公司的信任度较低这一状况是令人不安的。商业保险公司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三大支柱”式的养老金筹资模式中发挥潜在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模型中，养老金的来源混合了政府支出、养老金个人账户、个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以及其他的个人养老储蓄。
四、焦点小组：不确定性、不满和期望
焦点小组对定量调查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见识和可能的解释，焦点小组的协调人拥有数份关于北京养老金的调查结果，并且被指派领导参与者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尽管没有按照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组织讨论）。如上所述，2005年有关养老金的焦点小组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国有制造企业工人和私人制造企业工人在如何看待退休金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差异。有三个议题在焦点小组的讨论中是容易确定的，而且这些认知在国有部门的焦点小组和私营部门的焦点小组中都是共同具有的：失业和家庭开支增加带来的威胁所导致的财务上的高度不安全性，对官员腐败的强烈不满，以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转变成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所发挥的强大作用的假设。
尤其是焦点小组形成了一种明显一致的表达不满和焦虑的模式。这个不安的原因在于就业和收入方面巨大的不确定性。许多参与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可能会随时失去他们的工作，并且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此外，参与者表达了对自己或家庭成员生病或遭受意外事故时如何支付医院费用的忧虑。受访者一致表示，他们为自己所居住的低质量的住房感到担忧。当参与者被问及希望退休能带来什么福利时，他们似乎列出了目前不曾拥有的所有东西：稳定的收入、更好的住房、使疾病能够以合理的费用得到治疗的保障措施、更多的闲暇时间、将来出国旅行的机会。
尽管有这种愿望，但各焦点小组参与者一致认为，他们的退休将导致生活水平的实质性下降。南京的国有企业工人组成的焦点小组中的一位参与者说：“一旦你退休，你的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其他人也认为，他们最多能领取到刚刚够维持生活的养老金，而且他们对于退休后获得一份能够补充其收入的工作没有什么期待。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即自己的孩子来赡养年老的父母这一观点相反，没有一个焦点小组的参与者宣称他们期望依靠自己的孩子提供经济支持。许多参与者（其中一些已退休）指出，他们不可能要求他们的孩子为他们提供资金，因为孩子们也在为自己年轻的家庭苦苦奋斗。
有关官员腐败的话题会招致焦点小组参与者的快速关注和鄙视，这不需要焦点小组协调人的提示，此时，第二种非常生动的倾向就会出现在特定的焦点小组中。最常见的情形是，当讨论他们目前的生活和有关退休的看法时，某个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会提出官员腐败这一问题作为一种参考点（reference point ）。一些参与者迅速大声发表意见，强烈反对官员工资高、花销低（因为他们的食物和住房几乎是免费的）以及丰厚的退休福利由国家预算提供这一事实。“他们有什么资格获得这么多钱？”北京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焦点小组的一名参与者这样质问。南京国有企业职工焦点小组的一名参与者指出：“那些官员能够工作到80岁而不必考虑退休的事情，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底层工人没有任何安全感。”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还指出，退休干部的家庭成员也享受免费医疗和其他福利。南京私有企业的一位生产工人就改革如何对官员和工人产生影响进行了对比：
“如果我在一家政府机构，我肯定会说改革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有钱，对不对？但是作为工人，我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赚钱的门路。我是一名工人，我们都是最苦、最累、最忙和最穷的第一线工人。”
对官场的强烈反对似乎与参与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在提供养老金方面的整体上的信任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差异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也对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为养老金筹资的能力表示了高度的信任。这些参与者似乎要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为他们提供退休福利的“国家”与引起他们愤怒的存在腐败行为的单个代理人之间作出区别。
焦点小组参与者达成共识的第三个重要领域是，政府应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养老金。焦点小组参与者普遍认为，如果养老金是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基础之上的，那么农民工和农民就应该得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待遇。人们普遍不满的一点是，尽管农民工实际上是在建设城市的蓝图，但他们的老年没有任何依靠，因此需要享受某种形式的政府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焦点小组的发现与社会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都反映了对全民性养老金制度的强烈支持。由于资金方面的制约，为本研究所组织的社会调查和焦点小组没能将农民工包括进来。然而，城镇居民普遍表示了对这些农民工的高度同情，感觉政府在退休方面欠农民工一些东西。如果中国政府真要满足农民工的要求，那么，政府将会有更大的财政负担。焦点小组参与者还指出，他们期待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结果会提高中国政府的能力，从而为他们提供目前所缺乏的福利，他们预期养老金能大约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80％。
五、结论
本文初步介绍了公众对养老金的态度，并且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政府具有潜在的重要的政策意义。根据上海和北京的社会调查来做全国性的推论，当然有些草率。然而，即使其他城市的城镇居民对养老金的态度与北京和上海发现的情况极少一致，中国政府转变人们对退休的态度的策略似乎也远远低于预期效果，尽管经历了15年多的改革。在未来的15至20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中国政府将要面对的是对养老金和养老金权利持强烈的中央集权论的老龄人群。虽然无法通过投票来解除在职人员的职务，但如果医疗和养老金费用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老龄人口则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在东北的某些城市，已经能够看到贫困老人在市区人行道和公共场所摆卖小饰物，甚至乞讨。在一个城市，一群60至70岁的退休工人聚集在市政府前，并前往信访办反映情况，因为他们从企业破产中得到的遣散费已经花完了。人们强烈支持政府在提供养老金方面发挥作用，供养这样的群体所带来的费用将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资金带来重大限制。
前文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从如下假设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安慰，即假设只有国有企业的职工因为对养老金持有的传统社会主义福利心理而受到伤害。北京和上海的调查在被设计时是带着如下预期的，即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工人对退休金持有明显不同的态度，这一差异是年龄以及收入的反映（因为更年轻、收入更高的职工更多是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与此预测相悖，本文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两个部门的工人的态度似乎更具有一致性。虽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私有部门的城市工人的情况，但这一调查结果似乎表明，他们对养老金的意见与国有部门的工人没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调查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它放置在福利国家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并考虑到少数关于对养老金的态度所做的公众舆论研究。例如，正如约翰。格里森指出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地中海国家的社会保障结构并不成熟或并不完善，因此家庭在供养老人方面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些对社会保障投入很少（按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国家中，民意支持国家在提供养老金方面发挥强大作用。换句话说，格里森认为，不成熟的福利国家的公众期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提供养老金，而成熟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如法国、瑞典、德国）鉴于关注税收和养老金的费用，往往倾向于减少国家对社会保障的干预。如果格里森在认真分析欧洲晴雨表数据的基础上提出的观点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公众似乎与其他新兴的或不成熟的福利国家持有相同的态度。
就像北京和上海的统计调查结果和焦点小组的讨论所显示的，中国公民期望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养老金、医疗和其他养老福利。虽然他们没有充分了解养老金体制的具体情况，但中国公民认为获得养老金是一项基本权利，应该被比现在覆盖更多的中国工人享有。公众不满现行的退休金支付水平，再加上他们对政府不久后将更有能力迅速增加养老金的支付拥有很大的信心，这很可能给政府未来的财政资金带来大量的压力。减缓这种压力的代价是否是要降低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无法预测，因为国际环境的外部因素将更加直接地影响国防开支。但是这一关于公众对养老金态度的分析强烈地表明，中国的老龄化只会加速已经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展开的关于“枪炮与黄油”的辩论。正如前面引用的兰德公司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养老金将产生重大的财政影响，限制了现有资金用于包括军费开支在内的其他用途”。
当我们谈及关于民用开支和军用开支的争论时，通常的背景是立法议会，其通过选举产生的成员代表了不同选民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决策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来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断增进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的基础上。除了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该政权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执政合法性”作为统治基础能多长久不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以生存为基础，而这种生存依赖于能改善中国民众生活的持续的经济表现。如果养老金焦点小组参与者的回应可以被视为城市居民中存在的更广泛的不安定的指标，那么“枪炮与黄油”的争论所涉及的利益将是实质性的。
尽管这个争论的解决方式是很难预测的，但不同的结果预示了中国未来不同的轨迹。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决心以牺牲社会开支为代价来增加国防开支（即枪炮压倒黄油），那么城市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广泛贫困化将是肯定的。对于大多数那些现在已经或将要退休的人——年龄大约处于45岁以及45岁往上的人群，日常的医疗已经超出了他们现有的收入和养老金的承受能力。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那么中国将如一些人预测的，出现“拉美化”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领导人选择一种最低的但是广泛普及的国民养老金制度和全民性的医疗覆盖系统（即黄油压倒枪炮），那么，这给雇主和缩短工作年龄的人群带来的费用可能是相当大的，这些人的工资所得税和工资扣除将被用来为国民养老金筹资。如果错误处理有漏洞的政策，那么，社会福利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是以牺牲私有部门和国外投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为代价。不管枪炮或者黄油谁最终取胜，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养老金带来的费用问题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将与党的合法性、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北京的国际形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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