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提供的高度便利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宅”在家中——
“我是都市隐形人”（民生视线）
陆娅楠 金远晴
《 人民日报 》（ 2012年11月29日 17 版）
“宅”源于社会进步
科技越来越发达，居家生活越来越便利，“宅消费”创造大价值
起床，开机，刷牙，登录QQ，打开股市交易系统，洗脸，上厕所的同时看手机报和微博……这套起床流程已伴随了赵磊两年。两年前，31岁的赵磊从深圳一家网络公司辞职，加入了居家办公的SOHO一族。
“每天上下班都要闻公车上的汗臭，上班就对着电脑赶工，午餐还要在快餐店抢位子，和同事寒暄。有时我看着街头的人流，觉得我像是都市隐形人，很累很忙却没什么存在感。”大都市中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与越来越稀缺的宜居资源，让赵磊感到不适，“我总觉得生活不该是这样的。”
辞职后的赵磊几乎不出家门，却感到舒心多了。他每天吃着电话订的外卖盒饭，用着网购的生活用品，网页设计的生意也在网上谈好，闲暇时间就窝在沙发上看看电影、NBA。“当‘宅男’挣的和原来差不多，可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和花销，自由多了。我就算只穿个内裤拉订单，也没人计较。”
在赵磊看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宅”生活成为一种可能，并且很便利。“回想10年前，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宅男宅女！宅在家里哪有这么多事儿可做！现在足不出户就能了解世界，享受便利生活，多好！”
这是中国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城市家庭数字化趋势明显的十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底，中国家庭宽带用户已经攀升到12430万户，比2002年底增长了近42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人，是2001年的13.45倍；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1.87亿人，是2001年的50倍。与此同时，网购、微博、在线娱乐、电子支付等“宅消费”的产值规模越来越大。仅今年“光棍节”一天，天猫、京东商城等20余家主要电商的销售额就近300亿元，较去年翻了一番。
不过宅在家中，也有让赵磊烦恼的一面。“科技越来越发达，世界越来越小，看起来社交圈子天南海北，但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今年夏天赵磊与大学的舍友聚会，结果四个人都忙着刷微博、看手机，一顿饭吃了不到一小时就草草收场。此外终身大事也是个麻烦。远在家乡的父母几乎每个周末都电话逼婚，他总是以事业为重推脱。“别看QQ上聊得热络，可是现实中都是‘见光死’。我也习惯了现在的生活模式，真成了家，恐怕都是矛盾，反倒不自在。”
“便利改变生活，也改变性格。”晓丽的妈妈抱怨，原本爱说爱笑的女儿，工作之后，整天跟电脑、手机生活在一起，既不出门也不说话，一切喜怒哀乐都跟网络绑在了一起，“宅”得厉害。别人问起女儿的性格，“宅”就成了典型特征。
人到中年的地产商人吴荣平也爱“宅”在家里。“我不是不善于交际的人，但是这几年我越来越‘宅’了，只要不谈生意，就爱呆在家里上网看书。”与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不同，吴荣平不热衷于闲暇时间外出交际，更愿意呆在家中逃避一些可有可无的会议、应酬。
不过对于下一代，吴荣平却不同意他们“宅”在家中。“我一直有意识的培养我两个孩子的社交能力。人脉是最重要的财富，而社交能力是最基本的谋生技能。我甚至不强求他们有很好的学习成绩，但是我要求他们必须学会交朋友。”
“宅”是情非得已
工作压力大、免费的公共资源有限、出门社交成本高，不少人“被宅”
29岁的海归陆平凡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宅女”。美国读研回来，她没回浙江老家，在北京国贸一家外企工作。从此，她开始了“平时两点一线，周末蜗居在家”的生活。
“‘宅’本身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完全是被自愿的。”和大多数工薪阶层一样，陆平凡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每天要花两个多小时在上下班路上。如果加班，9点多能到家就谢天谢地了。“起早贪黑的，回到家筋疲力尽，根本没力气出门，周末就更想多休息休息，看看美剧，上上网，收拾屋子，做点好吃的犒劳自己。”
除了工作压力大，需要休息，出门社交成本高也是陆平凡不得不“宅”在家里的原因。她算了一笔账：在北京下馆子吃饭，两个人一次大概要花去170元；看一场电影，电影票加零食两个人又要200多元了；如果再逛逛街，至少要五六百元。
“这样出去一次，加起来大概要花费八九百元，还不包括打车钱。”陆平凡月薪8000元，月房租要3000多元，还要给父母汇一些钱，自己手头的余钱还要存一些以备看病等不时之需，剩下的零花钱仅够出去消费一两次。“而且北京这么大，每次出去找个人，一出门来回路上就得花两个小时，时间成本也太高。”
像陆平凡这样担忧出门社交成本高的“宅男”“宅女”不在少数。电影票七八十元一张，演出票二三百元一张，景区门票动辄上百元，连农家乐的食宿价格都在节节飙升，无论是看文娱演出，还是旅游出行，成本都不低，反倒是“宅”在家里更能满足娱乐需求。
“去电影院看电影，去郊外旅游，人不要太挤，花销不要太多！”大学毕业后，江苏人陈伟留在上海，找了个月薪近4000元的工作。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入不敷出：隔三差五，同事间就要AA付账搞聚会，吃饭、唱歌、泡夜店“一条龙”，没有一次花销低于百元，不参加就会被认为不合群。最后他干脆辞职“宅”在家里，每天醒着就是对着电脑，替人“打游戏练小号挣点散碎银子”，累了就从网上下载最新的电影看。“我这种经济能力有限的还是宅在家里自在些，也算大隐隐于市嘛！”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中老年“宅人”的规模正越来越大。6年前，67岁的退休工人程阿姨为了帮助大儿子带孩子，和老伴来到了北京。在老家，程家二老不仅常走亲戚，还参加老年协会的各种演出、座谈，可到了北京后却变成了“宅女”、“宅男”。
“北京太大了，老年人出行太困难了。我自己普通话不太好，跟别人交流起来也有点吃力，所以不敢出门。”程阿姨所住的小区里像候鸟一样迁徙来京的老年人不在少数，但大多不怎么出门。“对于我们这些外地来京的老人，跟周围邻居不熟悉，也不知道社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不过，北京空气也不好，人行道上都挤满了机动车，出去也没意思。”
“宅现象”凸显“宅文化”
“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其消费取向预示着未来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不同种类和程度的“宅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批“宅男”“宅女”。那些一整天不出家门、只坐在沙发上抱着零食看电视的“宅群体”，被称为“沙发土豆”。后来，这种“宅群体”相继出现在日韩等国，再与日语词汇一起通过台湾和香港传入内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越是现代社会，人越有条件去“宅”。“如果没有网络和快递帮我们解决生活需求，怎么‘宅’呢？‘宅’的背后，有一整套健全的供应、保障系统支撑，这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的社会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让人们有条件去逃避现实交往。”
如今，我国的“宅现象”表现形式很多，堪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媲美，只是分布区域不如发达国家普遍，发展程度还比较有限。比如，目前“宅现象”主要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日益普遍的“宅现象”背后的“宅文化”。
文化人类学博士、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建新教授介绍，“宅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消费文化的发达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宅群体”的涌现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象。
“从新型社会关系建构方面，‘宅群体’表现出非常超前的意识状态和组织智慧。他们不愿受制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文化所支撑的组织机制的束缚，而是积极寻找方便进入也容易退出的、更容易发挥个人能动作用的组织模式。”王建新说，这是“宅文化”的核心。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评述，“宅群体”所提供的人际关系模式，很可能数十年以后就是社会的一般模式。除个别有损正常社会道德秩序的个案举动，“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可以理解的。
顾骏认为，“宅文化”是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又分为两类。其中一种是自愿选择，他们觉得“宅”自由自在、心满意足，社会应尊重和包容他们的选择；另一种则是“宅”在虚幻世界里走不出来的，这是心理问题，需要自己克服或者找医生解决。
在大众媒体中，“宅群体”常常被赋予“负面形象”，是问题人群的代名词；“宅文化”似乎代表着惰性和逃避，有一些消极意味。
王建新认为，选择“宅”在家里的人不一定就是心理上或者社交能力上有问题。在现代信息通讯发达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宅生活”，是因“宅”在家里能够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兴趣点上，通过信息手段获取更多、更广泛的交流机会和有效信息。
“既然有了新的技术条件来支撑‘宅’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去完善这些条件，让‘宅群体’幸福感更高，而一定要把他们从家里拖出来呢？”顾骏说。
针对因为基本生活困难才居家不出的“宅群体”，顾骏认为，社会应帮他们创造条件、解决困难，比如创造职业游戏玩家、微博营销等新的就业岗位，实现发展新兴产业和鼓励就业的双赢。
据介绍，在日本，宅群体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受到实业界的重视，很多制造企业都设有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宅群体”的消费状况，并预测其消费取向很可能成为未来趋势。
“‘宅群体’的消费是产业界关注的对象。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统计，2005年日本‘宅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在5000亿日元左右。我个人认为，近年其经济规模应该已经接近1兆日元。”王建新说，社会应该容忍、赞赏并支持“宅群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要使他们因逆反而走向极端。“借用费孝通先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名言，‘宅群体’与其他群体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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