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八大的结束，关于是否“放开二胎”的话题就再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一部分支持二胎政策的放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人口红利，也同时能够解决繁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则认为不能放开二胎生育，如果放开的话，中国人口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到时候人口对资源的消耗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从国家层面去考虑的话，人口政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以及人口性别比等问题的解决是有内在关联的，从家庭的角度讲则人口政策与家庭的发展计划，家庭内子女可以获得的发展资源等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从国家的角度讨论二胎政策开放与否，跟从家庭角度讨论二胎政策开放与否是不同的。但是很多关于能否放开“二胎”的讨论中，我们并不知道谁是生育政策变动的真正需求者。一些分析和报道，更是从城市人的角度来指责农村人口的高生育率和低独生子女率，这显示出其并没有对中国农村生育与人口问题最新发展进行足够了解。从城市的角度讲，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让多数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再去生育并抚养和教育其长大，因而二胎政策即使开放对在中等城市以上居住的人群生育情况也不会有大的影响。那么从农村的角度看，二胎政策开放是否就会带来大量新生人口呢?我们不能根据自己对二胎开放政策的简单理解，就断定农村的生育数量将会在新政策下大量增加。
一、生育面临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农民都不愿意多生了
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一直从事驻村调查活动，每人每年累积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天。笔者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到过我国的十多个省份进入驻村调查，农村人口与生育问题也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农村干部的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省份的计划生育工作很容易完成，很多地方农村的独生子女生育率是很高的。当然，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还是存在区域差异的。我们的调查发现，除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受宗族结构和祖先崇拜等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影响外，全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的生育率都有非常显著的下降。2012年的8月份，笔者到四川成都农村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发现该村85%以上的家庭都选择生育独生子女，而且该村及其所在乡镇在近3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据当地主管计划生育的乡镇干部讲，他们当地出现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的个案，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不少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生育情况。从人口负增长的角度讲，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更快，因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不足而导致的老年人生活不便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但是调查中间，村干部和村民的一致反映是，现在多生育一个孩子就要多花费50万元的成本，这主要是教育、生活和婚嫁开支。在村民们看来，是否多生育变成了一本经济账，而不是人口账，更不是传统文化的需要。在河南周口农村调查的时候，我们还听到农民这样的说法，“生个儿子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在人们生活过程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经济理性日益主导其生育行为和生育偏好的一种表现。
1、生育孩子是自己的事情，跟祖先和宗族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以前，农民生孩子和多生育都是要延续祖先血脉的，都是在宗族的竞争中出现的。农民认为，只有自己生育了男孩，才算是对得起祖先。但是现在这种观念是越来越淡了。传统时期认为的，多生育子女就会更多服气的想法也没有了。而随着，现代文化与科学理念的冲击，在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和文化所能带来的影响日渐衰弱。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日益感受到养育孩子的巨大压力，与以前时候相比，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的花费更高，以前小孩子不怎么花钱，现在小孩一天都要5-10左右的零花钱。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农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支付更多的钱，离开了钱，农村的生活也会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当代多生育一个子女对自己意味着多大的负担。也正是如此，正如上面成都农村居民对多生育一个孩子成本的计算一样，人们都会在自己家庭的经济能力范围内选择生育一个孩子。
2、现在的生育行为是长期变化的结果
农民居民的传统生育行为从建国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生育行为变得更加少见。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时出现的，而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人们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被现代性外来文化与市场思维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从中国开眼看世界，或者说是从西方人来中国开始的。因此，现在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农民，即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在将来会变得更加宽裕，但他们仍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生育选择和实践。
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与中国本身的快速发展与转型进程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没有对经验事实的足够把握，我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判断;或是当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经验水平之上，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就可能视而不见。在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问题上，我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传统生育文化逐渐淡化和祖先崇拜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加上类似平坟运动对人们社会记忆与民间信仰记忆的瓦解，在生育方面的传宗接代和香火绵延的观念已经微弱了。替代这些观念的则是，人们对经济成就和消费能力的追求，现代社会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费社会和经济社会。正是因为农民本身在深刻地体会着当代社会中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才改变了自己的生育行为。
二、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并不会明显改变人们现有的生育行为
为什么说，二胎生育放开不会明显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呢?1985年，山西翼城县获准成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在试点初期，该县总人口为26万，约占山西总人口1%;在2000年时，该县的总人口是30万多一个点。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人口的自我增长实现了试点前制定的把该县总人口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同时，该县占山西省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2000年以来，该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接近为零，多年依旧都是很低的生育水平。这可以印证，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可以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实现低水平的发展。因此，现有的生育政策的改变也不一定就会引发人们生育数量的变化。
1、二胎生育政策对偏好生多个孩子的地方和个体没有大的影响
我们并不否认，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开放二胎生育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人口增长，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整体层面的生育现状。对于坚持多胎生育的一些区域来讲，地区范围内的亚文化对其生育行为有明显的影响。比如在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广东西部等地方，因为这里存在的宗族结构，人们很难在短的时间内停止多胎生育。而对于其他一些个体层面的多胎生育行为，政策改变与否对于生育行为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现有的已经存在长久多胎生育的地方，在当前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管控政策下，依然继续着多胎生育。因此，放开二胎生育后，他们仍然会生育跟当前状况类似的子女数量。而存在于个体层面的多胎生育行为，也不会因为政策的改变而消失。因此，二胎政策的放开并不会对现有的具有多胎生育行为的区域和个人带来大的生育改变。对于有多胎生育行为的个人而言，二胎政策的放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多子女生育行为带来的遭受罚款的数额;二胎生育的放开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干部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和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而对于传统生育观念和实践相对稳固的地方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生育观念和行为。我们的调查发现，即使是在有宗族结构、祖先崇拜和偏好男孩的农村区域，其近10年来的生育情况也有大量的变化。独生子女、双女户等也在这类地区日益增多，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多地开始考虑经济因素，而非文化与社会因素。
2、二胎生育政策对没有多胎生育的地区和个人也没有明显影响
以上是对有多胎生育习惯和传统地区和个体的讨论。那么对于原本有过二胎或是多胎生育，后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不愿意多胎生育的地方，放开二胎生育，是否就一定会带来生育数量的大增长呢?我认为，政策变更并没有那么大的效应。放开“二胎”并不会出现一些人担忧的农民的高生育率，因为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并没有改变。在面临很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农民的多胎生育会使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变得更差。因此，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大多数人仍是只会选择跟当前阶段一样的生育行为。而其他选择更多生育的农民也是少数，多数农民的经济条件并不足以负担更多子女的抚养成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和农村的市场化对降低农民生育水平的贡献也是不应被忽视的。正是农村自给自足生活的打破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农民开始按照经济思维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动。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施了近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也认识到了优生优育的重要性。
农村生育者现有的生育行为都是跟自己的生存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其生存环境发生大的改变，其生育行为才会发生大的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人们在传统生育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经济理性思维和现代生育知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生育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具有合理性和惯性的，在人们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善之前，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并不会改变人们现有生育模式和行为。
三、富有者与一般人无法平等享受二胎放开的政策
1、一般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不会在政策放开后增加生育数量
如果，大家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历史过程有了解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是最为严格的，所谓的拆房、牵猪牛、流产等比较恶性的超生处置手段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从那个时候往后，中国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所放松的。但是人口增长率在政策执行放松的情况下，并没有出大增长，反而是下降。199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7‰，而到2005年为5.89‰，而近几年，这个数值变得更小。类似的，一些人所称的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很可能在城市引起更加的问题，也都是不够严谨的说法。一些支持放开二胎生育的研究者认为，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养老压力的快速增加，需要我们通过开放二胎生育以改变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但是现实是，城市生活者要对新的生育政策进行回应，会更加困难。城市生活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开支，而多数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者是不敢生育二胎的，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巨大潜在成本将会是抑制其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他们希望能够在少生育的情况下，给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等条件，而多生育不仅改变现有状态下，一个子女的生活环境与发展空间，同时将会让整个家庭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我们可以说，现有的城市生活者要比农村居民更加现实，因为他们处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更多方面的压力之中。即使，我们的政策对城市的二胎生育保持允许，城市居民仍然不会觉得他们有能力并有意愿进行二胎生育。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政策放开并不会改变其生育行为，因为生育行为是嵌套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压力和空间当中的。
2、二胎政策放开后富有者多胎生育将会更加多见
笔者在多个地方的农村调查发现，违反现有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多胎生育的家庭中，富有者家庭占据70%以上。因此，二胎政策放开将使得村庄内富有者的生育数量发生变化，因为超生面临的政策障碍没有了。没有经济层面的压力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宽松，经济条件允许的人是会选择二胎生育的。在政策未能改变的情况下，一些富有者就存在多胎生育的现象，而若是政策开放二胎生育的话，富有者的多胎生育行为就会有了更多的便利。当生育政策的放宽只是引发了富有者多胎生育的出现，那政策的改变一定会引来人们的批评。这样的话，在一般经济条件的家庭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就更多地为富有家庭的生育提供方便了。
四、政策应追求实现公平与正义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放开二胎的话，政策实施后的效应也只是在一小部分社会群体得以体现。而对多数人来讲，生育政策的改变并不会使其生育数量发生变化，而这一点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可能都是相同的。当然，当这个政策的结果只是对富有者有利的话，该政策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就面临考验了。当人们质疑计划生育政策改变是为富有者生育开路的话，那么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就受到挑战了;而其背后也可能会隐藏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一个政策是否能够实施或者是实施的时间是否合适，同时还要考虑到，这同样的政策实施后对不同经济层次的人们将会带来何种不同的社会结果。当政策遭受金钱逻辑而发生改变时，政策的实施对于富有者更加有利的话，那么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就会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针对不同区域的生育情况，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对于不同经济层次的群体，政策实施也应该使其能够受益。政策应该在更广大社会群体的范围内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效益。
即使是在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因为不少地方将计划生育的控制工作转变成了收取社会抚养费。在计划生育变成收取社会抚养费的情况下，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是无法负担社会抚养费的家庭，而不遵守计划生育的则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富有的人。像在河南和山东等地，超生一胎将会被收取6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当经济贫困者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因而不能生育二胎，而富有者因为能够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可以进行多胎生育，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居民看来就是很不公平的。只有这种公平是不因经济差异而一致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
生育政策上的公平与正义，不仅涉及我们的政策是否对计划生育当事人是否公平和正义，其还意味着，公共政策应该是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公平与正义的标杆，要倡导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风貌。去年发生在陕西安康的孕妇引产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计划生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巨大不满，计划生育工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若当事人的家庭状况要是较好的话，当地的计生部门也就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了。当出现同样的超生和违规生育事件，而受到处罚的只是无背景、无关系和家庭经济较差的家庭，那么我们公共政策的良心会在哪里呢?我们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社会道义又会在哪里呢?平等对待与一视同仁，不光是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手段。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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