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解释了“独生子女死亡”、“失独”等概念的差异。他说，对于人口结构问题，学者必须细致研究，才能为政策提供参考。
概念不同 结论存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研究者对“失独”家庭数量的测算有较大的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歧?
王广州：在做“失独”家庭数量研究时，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如“独生子女死亡”与“失独”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涉及的人群也不同。
在我的研究中，“独生子女死亡”意味着只要父母领了独生子女证，这个孩子无论年纪多大，不幸夭折，就被称作“独生子女死亡”。“失独”可能是先生育了第一个子女后，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个子女不幸去世，此后又生了孩子，再次不幸去世，也就是“曾生多孩无子女”。另外，根据研究目标不同，有关“失独”的阐释还存在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种，窄口径是曾生一孩无子女，宽口径为曾生子女无子女，前者相对而言数量较少，后者数量较多。
关于父母在生育期内是生育了还是未生育，要等他们结束生育史才能知道。有些研究者关于“失独”的概念与我的不同。
此外，观察对象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观察孩子与观察母亲，最后累计得出的数量不同。如果观察母亲，母亲也可能不在人世了，因此选择哪个时间点观察母亲，也会对结论造成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失独”家庭在2035年可能达到1000万，这一预测数据较为“流行”，其是否可靠?
王广州：如果最基本的概念不同，得出的数量会有很大差距。
2035年“失独”家庭将达到1000万是易富贤的一个预测。我认为，易富贤所用的概念，更接近于“独生子女死亡”或“一孩死亡”，而非真正的“失独”。“失独”是终生无子女。如孩子一岁时夭折，父母比较年轻，可以补偿性生育，因此不能被列入“失独”范畴。
关于易富贤的预测，我与他进行过沟通。他承认这是他利用4天时间得出的，结论太仓促。而我的研究用了10年时间。如果以2035年为节点，我认为届时中国的“失独”家庭将达到600万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报》：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缓解“失独”家庭数量的增长?
王广州：过去，我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会有超过百万的相当数量家庭减少“失独”的风险。不过，实际上，独生子女人口存量大，单独二孩的增量相对较小。如果生育水平变化不大，单独二孩政策对缓解“失独”问题的影响有限。
地区差异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已达百万，且仍在持续增长，这将对我国人口安全、社会保障等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广州：我认为，目前问题才开始显现，且情况被低估了。
造成被低估的原因，首先是潜在的“失独”家庭增长很快。因为我国存在着1.5亿—1.8亿独生子女，凡是学过人口学的人，只要根据生命表预测，就知道随着时间推移，“失独”现象还会增加。
其次，过去认为只要依靠数据，对“失独”家庭进行特别扶助就会解决一些问题，但实际上社会非常复杂，很多并不仅是资金问题。例如，做手术需要人签字，如果无子女，且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住养老院谁来签字?我认为，过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复杂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还应关注哪些方面的相关研究?
王广州：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时面临着迅速、大规模的老龄化，很多问题会随之出现，“失独”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完善政策和社会支持网，尤其当“失独”家庭数量达到1000万时，情况将更为复杂、艰巨。
现在我们比较担心无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如果这些家庭夫妇年轻时有工作，生活能够自理，家庭负担较轻。但当他们一旦步入老年，情况将大为不同，可能配偶一方生活不能自理、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家庭将成为弱势群体。
这类家庭到底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此外，还有一种是终身未婚无子女的情况。关于这类人群，我最近也做了研究，发现这类人数量增长也较快。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性问题，加上人口数量庞大、增长速度较快，带来的连带问题将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认真研究。
另外，我国地域差异很大，如果仅看平均数字可能觉得问题不大，但实际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别很大。例如，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很快，上海户籍人口连续多年负增长;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近15年，总和生育率都在1以下。因此，这些人口负增长及低生育率地区的人面临的包括子女不在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家庭人均养老负担重等问题，都与多子女家庭不同，未来还需要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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