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话题是公共舆论中的大热点，两边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试着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来描述这一论争的发展态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挺转派”和“反转派”。
在既有的争论中，核心议题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个议题当然重要，但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到安全性上，就导致了对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议题的忽视，即与转基因相联系着的知识产权议题，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工具的资本扩张和积累。
好比鸦片，我们记住了它对国民体质的伤害，但也别忘了，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给晚清的经济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
让我们暂时搁置安全性的争论，来谈一谈转基因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上丰富多样的物种属于谁?理论上，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但法律上，又是无主的领地。有人对自然物种的基因做了一下改动，便申请了专利，使之变为私产，要求使用者付费。
更有甚者，大农业公司还利用这个技术生产与种子配套的农药，挤出传统的物种，将农民锁定在其轨道上。好比一个软件公司，自己制造病毒，再开发杀毒软件卖给你。在软件业，这么干是犯罪，但在农业领域，还不是。
这样，农业成了资本更便捷地跑马圈地、积累增殖的领域。转基因已经给很多地区的农业带去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不都是好的变化。
这个变化得以成立，知识产权的逻辑在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要分析知识产权理论在转基因领域的应用，也反思这种应用导致的伦理危机。很简单，知识产权越界了。
这一切背后的元推动力是资本，它组织起一个包括“官商科”的利益集团，裹挟舆论，通过钱的流行引导研究方向。它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做的事情与科学无关—对基因进行“修饰”(Modify)是一项技术而已。
它要改变世界，也正在改变世界。
明白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这种改变表达立场，愿意接受，或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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