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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事】重返农村:留守农妇的时代轨迹

陈三白 · 2015-05-11 · 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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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早晨10点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我蹲在大棚外面的田埂上不时感受到里面涌出来的热浪。汪姨正蹲在蔬菜大棚里面给冬瓜苗分杈和掐芽。根据分杈的方向,反方向的芽就要掐掉,只保留下一个主要的,这样冬瓜就能按照人的设计开花结果。

  有时候,人也一样,选定了方向、目标,就要为主要目标努力着,必须“掐”掉其他的目标;不同的是,为了这个目标,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实践路径。但不管选择何种实践路径,日常生活的轨迹已经变更了。

  现今农村中的中年妇女就是这样的人。30多年间,她们先是留下孩子跟随丈夫进城务工讨生活,后又离开丈夫返回农村照顾孩子。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孩子始终是她们简单的目标。

 

  “不得出去的人”

 

  汪姨今年48岁,住在离蔬菜基地大约5里路的牌坊村。丈夫早早就加入了打工大军,跟随村里的包工头一起去无锡等地的建筑工地干活。2009年,汪姨跟随丈夫去建筑工地做粉墙工作,一干就是3年。当时女儿在读高中,儿子在读小学,都由爷爷奶奶代为照看。夫妻两人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光靠家里的4亩田,没法生活,“家里穷的不得了,逼着你出去打工”。工地上的工资是每天120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汪姨觉得值得。

 

  2012年,女儿参加高考,差一本线5分。对此,汪姨深感内疚,一直觉得要是自己能在家里照顾女儿,她应该可以考上一本。和丈夫商量后,汪姨决定留在家里照看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出去的话就怕把孩子荒掉了”。在生计与孩子未来的抉择中,汪姨选择了孩子的未来,钱可以再挣,孩子的未来耽误不起。留在家里并不意味着歇在家里,生活的压力迫使汪姨不时出去打点散工。同样为照看孩子而留在家里的还有来自小汪村的40岁的吴姨。

 

  在农村地区,像汪姨、吴姨这样为了照顾孩子而不得出去打工的留守妇女不在少数。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留守妇女4700万。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丈夫在进城务工之后,汪姨、吴姨这样的妇女则留守农村、独自担负起了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的重担,忍受城乡两隔的家庭生活。

 

  与汪姨、吴姨不同,来自旧牌村、58岁的潘姨“不得出去”则另有原因。潘姨之前一直在苏州做环卫工,扫大街,丈夫则在建筑工地干活。2012年,当地环卫工作承包给了私人老板,因担心老年员工身体的问题,老板将超过55岁的员工都辞退了,潘姨也在辞退名单上。另寻一番工作无果之后,潘姨无奈地告别了城市,回到了安徽农村老家。像潘姨这样无奈告别城市的妇女也不在少数。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估计,50岁以上的老年女农民工约1536.85万人。她们在城市中付出自己青春、壮年之后,被挑剔的市场经济当作次级劳动力无情地抛回到了农村这个“蓄水池”中。

 

  汪姨、吴姨都表示在孩子上大学之后,还会继续跟随丈夫出去打工,毕竟农村里挣钱的机会少、工资也低。但或许她们也已经意识到,她们也只能再出去那么短短几年,年龄的自然界限就会将她们无情地推回到农村,就像潘姨那样。

 

  得来不易的工作:在蔬菜基地打工

 

  本地虽然有不少服装厂,但雇主需要的是心灵手巧的年轻妇女。对汪姨、吴姨和潘姨这样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来说,能在本地得到一份常年的工作实属不易。汪姨她们所在的蔬菜基地占地140亩,常年在这里干活的有8个女工。这样上规模的大棚蔬菜基地在当地只有2家。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蔬菜基地老板“致富后不忘乡亲……帮助解决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

 

  蔬菜基地管理严格,为防止踩破塑料地膜,规定进入大棚必须换上拖鞋,所以除了要草帽、水壶、毛巾之外,拖鞋也成为汪姨她们的“标配”。基地每天工作8小时,从早上7点到11点,中午1点半到5点半,上下班实行打卡制,无故不请假、不上班作旷工处理。虽说是8小时工作制,但前后延长半个小时的情况很正常。路远的吴姨,每天4、5点就要起床,洗衣做饭完毕,急急忙忙赶到基地上班。因为路远,吴姨中午基本上不回家,在田头找个阴凉的地方吃自己带来的午饭,顺带休息下。汪姨家不算远,中午回家随便做点饭吃,喂鸡喂鸭,再收拾下屋子,又该回去上班了。中午一段时间对潘姨来说更像是一场“时间战”,一下班就得赶着回家,给同样是在外做散工的丈夫做午饭。“给别人打工,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汪姨说。

 

  和其他农业生产相比,蔬菜基地更多雇佣女工进行生产,偶尔有临时雇佣的男工在收割后的田块里用手扶拖拉机耕田。女工多、男工少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工钱低,男工不愿干;另一方面则是在蔬菜基地的活是“见不到”的辛苦,一位在蔬菜基地干过一年的男工告诉我,“大棚里的活看着轻松,实际上非常累,这里面的活整天都是蹲着的,一天下来,那两条腿就站不起来,第二天就蹲不下去,哪里受的了啊!”因为请不到男工,所以在蔬菜基地干活,男女分工的限制不复存在:种豆子、秧苗,对花,打药,施肥,摘菜、摘瓜,抬筐,重活轻活样样都得干。因为基地老板还包着200亩水田,平时汪姨她们还要被调过去稻田打药、抬稻子。吴姨说,“想挣老板的钱,哪有那么容易,他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反正什么事情都得干。”

 

  对阿姨们来说,蹲着干活倒也还行,最难忍的就是蔬菜大棚里的闷热和没地方上厕所。4月份的气温已经逐渐升高,但由于西瓜、冬瓜等还没有结果,所以大棚薄膜还不能掀掉,等过些日子天气变更热的时候,进大棚干活就跟进蒸笼没啥区别,时不时就得出来透个气、喝口水。但水喝多了上厕所的问题就出来了,蔬菜基地周边没有公厕。大棚没掀掉的时候,还能在大棚里面解决;大棚掀掉之后,就只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解决了。所以,有的时候汪姨她们都不敢多喝水。

 

  这样辛苦的工作却有很多妇女排着队想得到,不过她们只能在农忙时节得到一份临时工、“突击工”的工作。特别是在采摘毛豆、辣椒等蔬菜的时候,由于等着发货,所以蔬菜基地一上午就要请70、80个“突击工”。这些“突击工”都是基地老板让汪姨她们从各自村子找来的,多是年龄相仿的妇女。她们一早就带个板凳来蔬菜基地采摘毛豆或辣椒,工资不高,5块钱1小时,活干完就付钱。

 

  5块钱1小时,也就是40元/天的工资是2013年汪姨进入蔬菜基地上班时候的工资。去年涨到了50元/天,但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因为从年初到现在,工资还没发。每位阿姨都有一个自己的记工本,上一天班就记下一工,半天就半工。汪姨算了下,一年下来差不多就只能做个120个工左右,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虽说是常工,但蔬菜基地也不是天天有活干,活少的时候,老板就安排汪姨她们轮流来做,“今天你们4个做,明天你们4个做”。

 

  由于工作得来不易,汪姨她们自然不敢提加工资的事情。“我还能做几年呢,省得话讲多了得罪人”,潘姨说。“做事情也不容易,他(蔬菜基地老板)要是不要我做了,我也没地方打工了,就是这样的”,汪姨也很无奈。

 

  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目标

 

  平时不忙的时候,收拾收拾屋子、照看下农田菜园、上街买点孩子爱吃的菜、或者再出去打个散工,成为阿姨们生活的主旋律。

 

  丈夫出去打工后,家里的4亩田一直是公公在种,汪姨只是帮忙。但现在公公年纪大了,种不动了,丈夫回来种田也划不来,汪姨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汪姨就将4亩田流转给本村的村民组长,租金是一亩地400斤稻子,每年能拿到1600斤稻子。因为吃不了这么多稻子,所以汪姨会要600斤稻子,剩下的1000斤稻子折算成现金。

 

  现在,汪姨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丈夫打工的打工收入,而汪姨一年挣的6000块钱,补贴家用都不够。农村挣钱机会本来就少,为了多“抓两个钱”,汪姨会在最为炎热的“双抢”季节到农户田里去帮忙做“突击工”。那几天工资高,120块一天。汪姨说,“抓两个钱,给小孩买点水喝,降降温”。而吴姨则会不辞辛苦,去黄山茶叶产区“突击”几天。

 

  在家里留下的一分左右的菜地上,汪姨会种点小菜,豇豆、青菜、茄子、莴笋、南瓜、丝瓜、西红柿等都有。自家的菜蔬瓜果可以减少生活上的花费,“种点小菜,平时就不用买菜了,买点鱼、肉就行了”。土地流转出去了,家里没稻谷、米糠,汪姨只养了5只鸡,因为养多了还得买稻子来喂,那就不值得了。

 

  汪姨的大女儿现在合肥上大学,一年11000块学费,每个月1000块生活费,这对家里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汪姨的儿子今年中考,每天学习到很晚。汪姨心疼孩子,牛奶、鱼、肉一样不少,“小孩念书也不容易,晚上看书都要到12点,比我们还辛苦。”看到父母的辛苦,子女也很懂事,这让汪姨感到欣慰。大女儿学习努力,拿到了奖学金,也在勤工俭学,去年寒假就在酒店后厨帮忙,一直到大年二十七才回家。儿子成绩优异,有望考上县一中,更让汪姨觉得自己留下来照顾孩子的决定是对了。临近中考了,汪姨想请蔬菜基地老板破个例,允许她只去上半天班,那样她就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了。

 

  虽然农田流转出去了,汪姨也会考虑以后继续种田,“等以后在外面打工打不动了,就回来种自己家里的田,老了么,就在家里种种田……到时候我就在家里养点猪啊、鸡啊……到时小孩子也都成家了,就不用靠我们了,我们两个自己靠自己也能过得去”。愿景美好,但不知道在今天席卷全国的土地流转大潮下,土地是否还能要的回来。

 

  土地流转的加速,在汪姨所在镇造就了70多户种植规模超100亩的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潘姨的丈夫于2013年返回老家,现在就在这些大户和家庭农场主的田里打短工,帮忙打农药、撒化肥和搞其他田间管理。每天工作8小时,有的雇主包饭,有的不包饭,一天工资100-120元不等。“现在年轻人都不种田了,田里干活的都是60多岁的老头子,50多岁的都少,70多岁的都还有”,潘姨说。潘姨家还种着自家的7亩田,两夫妻起早贪黑,也硬是把这7亩田种上了双季稻,“种得动肯定自己种,粮食不用买来吃么”。

 

  对于现在的生活,几位阿姨倒是感到满意。吃穿不愁,虽然简单,但已满足。“老公多赚点钱,我就可以轻松点了”,吴姨笑着希望能过得像村里那些“在家里玩玩,打打麻将”的妇女。汪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两个小孩把书念出,然后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样就中了,也不希望他们做出多大的成绩,在社会上不做违法的事情,规规矩矩的、踏踏实实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也就没有过高的要求”。潘姨则希望自己和丈夫能再多干几年活,能在儿子要在县城买房时帮上一把。

 

  结语

  像汪姨这样的中年农村妇女,是当前农村社会中最为普通的一个群体,她们依旧像以前那样,做饭洗衣,照顾家人。同时,她们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群体,因为她们除了依旧照顾家人之外,还要在丈夫外出打工之后,肩负起农村生产的重担。她们生活简单,目标也简单,只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挣钱培育孩子。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愿意抓住农村中一切能赚钱的机会,“抓两个钱”,补贴家用。

 

 

  像汪姨这样的中年农村妇女,她们也是最为社会、家庭所缚的一群人。在急剧变化的30多年中,她们经历了太多。八九十年代,农村经济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又趋于凋敝的时候,她们刚结婚生子,她们陪伴丈夫种田过日子,养育年幼的子女;新世纪初期,生活的艰难逼迫她们留下孩子跟随丈夫进城打工求生活;而现在,或是因为孩子,或是年老力衰,她们又回到农村,成为“不得出去的人”。中国社会的剧变,在她们的日常生活里刻画下了一道最为深刻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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