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与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由清一色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经营多种职业、收人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阶层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学界对农村阶层分化虽然持不同观点，却有以下基本共识。
一是农村阶层分化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当前农村的主要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即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或仅由夫妻组成的家庭，农民以核心家庭而非以个人身份参与农村阶层的分化。老年人因其特殊性，一般依附于其子代的阶层身份和地位。
二是农村阶层分化在村庄内部展开。虽然较传统时期有很大的开放性，但对多数农民而言，村庄依然是他们生活、生产、休闲以及获得意义与价值的场所，它对成员有着基本的分层与评价标准。因此，多数农民仍主要在村庄内部确认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身份。
三是农村阶层分化的程度决定着阶层之间的关系性质。所谓关系性质，是指各阶层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不同阶层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只有在不同阶层互动中才能发现与解释。
从已有研究来看，我国农村呈现出种主要的阶层分化水平，其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的高度分化，上层把持村庄政治并对下层构成政治排斥，下层通过弱者的武器、集体上访对抗上层。其二是华北、华南宗族型村庄的低度分化，该类村庄的血缘宗亲观念较强，经济分化并未带来强烈的社会分化，阶层关系受血缘、亲情的约束而表现为合作关系。其三是中部农村地区的中度分化，该地区已打破血缘关系的束缚，经济上存在较大分化，但因其上层农户皆已搬出村庄，而留下来的阶层在经济上差距不大，使得其内部家庭间、阶层间形成高度的竞争关系。
在村庄社会生活层面，这些竞争主要表现在对物质与文化产品的消费上，并已成为各阶层凸显自己的特殊符号。农民消费时所注重的不再是被消费物品本身，他们更看重所消费物品所代表的一种身份符号，对这种物品符号意义上的消费可以给人带来某种愉悦的想象。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农村各阶层也表现出对未来地位提升的渴求与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地位下降怀有恐慌感与焦虑感，即所谓的地位焦虑。
地位焦虑在不同阶层的农户中有不同的分布。相比于处于下层的农户，拥有更多物质资源、机会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的上层农户，其地位焦虑较少，释放焦虑的手段、途径、空间也较多。于是客观结果是农村社会性竞争带来的地位焦虑，有向下层农户分配的“集中效应”，下层农户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那么为了释放焦虑、纤解压力，下层农户就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走极端，其中包括犯罪、从事性工作，以及下文要论及的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
代际分工与剥削机制
在以家庭为分化单位的村庄社会，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是农村中、下层农户释放焦虑的更为普遍和较为人们所接受的途径。
在当前农村，父代与子代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经济不能自主之后，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就没有独立的位置，必须依附子代在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与身份。这样，老年人就主动或被迫纳入子代的竞争体系，并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竞争体系。处在农村阶层下层的老年人更可能被纳入子代的竞争体系，主要表现在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上。
代际分工是在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之外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家庭分工模式。随着新一代农民工夫妻皆外出务工成为趋势后，家庭内部就形成了新的分工模式，即中老年父母与年轻夫妻之间的分工年轻夫妻外出进城务工，老年人在农村务农、看家、饲养牲畜、负责人情以及照看孙辈。通过代际分工，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为子代增加了财富、减轻了压力。
代际剥削是农村代际关系平衡被打破之后出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在争取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的同时却不愿意承担养老责任，只想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种只讲对亲代索取的权利，不讲对亲代回报的义务和责任的代际关系被学者称之为代际剥削，其根源在于近年市场经济理性构成对家庭责任的冲击。市场经济下形成的个人主义，即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价值取向，它无视道德规范、乡规民约和法律，无视责任、义务的平衡，导致人们抛弃家庭责任，造成农村家庭的代际紧张和养老困境，传统养老文化迅速流失。
子代的竞争压力加速了农村代际关系向不平衡的剥削式代际关系转变。当老年人失去实质性的剥削价值，即生病和丧失劳动能力后，对老年人的治疗与赡养就成了子代的负担。子代为了确保在竞争中获胜，或不被甩出去，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就很可能放弃照顾和赡养老人。而老年人自己也会意识到自己成了子代的负担，并为此负疚于子代。在子代与自我的双重压力下，处在农村阶层下层的老年人很可能走向自杀。农村老年人成为中国底层的阶层竞争的牺牲品，这是最严重的代际剥削。
底层的去道德化机制
道德总是与一定的阶级、阶层相关。去道德化是指特定阶层的人们摒弃既有对事物的评价体系与道德标准，搁置对新兴事物的道德评价。去道德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二个是代际关系的不平衡性。
前者意味着村庄信仰、道德和规范的脆弱性，容易在利益、市场及其他力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在老年人自杀的问题上，村庄形成不了整体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氛围，自杀本身甚至丝毫不能成为村庄的公共事件。
后者是指在代际关系中年轻人处于强势地位，掌握话语权，中老年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意见、情绪和道德观念影响不了年轻人的决策，左右不了村庄的舆论导向。同时，老年人也有不给子代添负担的思想，他们对自杀更多地是往积极方面去思考，较少道德情绪。这样，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年轻人垄断着去道德化的社会机制，从而有助于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权力关系不断再生产。
对老年人自杀的合理化建构，在农村会形成一套对老年人自杀去神秘化、正常化的文化秩序。自杀秩序的去道德化建构，对于老年人而言，实质上是在底层社会的阶层行动者本身合谋的情况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符号暴力”，即他们并不领会到这是年轻人的“专断权力”施加的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
以上通过对农村社会三大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逻辑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底层社会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地被分配与转嫁，最终通过某些阶层的老年人自杀来承担与化解。
农村阶层分化社会性竞争与地位焦虑
（一）农村阶层分化状况与特点
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及他们在村庄的声望，可以将一个村的农户划分为个等级富裕阶层、中上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富裕阶层是农村中收入最高的阶层，这批人大多是世纪年代末和年代初外出经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村，不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一与价值生产，因而也不是被参照的标准。
中上阶层的收人水平远逊于富裕阶层，他们中有近四成住在村里，其余住在镇上。中上阶层的农户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农业机械租借、个体经营等。中上阶层对村庄生活的介入都较深，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和人情来往。
中等阶层属于农村中的半工半农阶层，居住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一般父子都年富力强，父子年龄结构大约是50~55岁和30~35岁，家庭分工是子女外出务工，父母在家种地，家庭刚性支出较小。
中下阶层属于农村中经济收入最低、家庭负担较重的阶层，主要收人在土地上。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举家外出务工，家庭结构是上有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下有正在读书的小孩，家庭收人完全靠中间一代人支撑，家庭的刚性支出较大。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归纳出个村庄阶层分化的两大特点。
1.阶层界限明确，但没有固化。阶层界限以经济状况为基准，且不同的经济状况的农户，在居住地上有明确的分布。因此，居住空间是阶层划分与阶层关系的最明显的“区隔”，受访农民容易以此将自己与其他农户划分在不同的阶层。尽管阶层间有区隔标准，但阶层并没有固化，农民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与动力，如中等阶层通过努力可以在镇上买房子，进人中上阶层的行列。向下流动也并非不可能，如中上阶层在城镇的生意遭受挫折，就可能沦落为中下阶层。正因为没有固化，阶层间的竞争与流动才成为可能。
2.阶层呈中度分化状态，阶层关系呈高度竞争关系。除富裕阶层以外，其他个阶层的年收入都不大。富裕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独占鳌头，但他们早已脱离农村，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参与农村的阶层竞争。仅就后个阶层而言，他们相互之间的差距不大，因此相对于阶层差距大的高度分化而言，这些村庄的阶层分化呈中度状态。也正因如此，阶层之间、阶层内部家庭之间就可以在一个较低水平线上相互比较——这一竞争标准并非遥不可及，因此竞争便呈高度状态。
（二）“比着过日子”：社会性竞争与地位焦虑
对于村庄里的农民而言，中等阶层与中上阶层的竞争很激烈。中等阶层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中上阶层的人，即便他们认为自己比不上中阶层，也会努力让下一代比中上阶层的下一代强。中下阶层与中等阶层的差距最近，他们事事都向中等阶层靠拢。因此，对处于较高阶层的中上阶层和中等阶层来说，除了继续努力攀升、惕被人轻易赶上外，还要努力防止自己掉人较低阶层。这样，每个阶层都“勒紧裤带”参与竞争。
阶层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阶层都承受着竞争的压力，而压力最大的是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中下阶层的竞争压力最大，因为他们家庭收入较低，而家庭的刚性支出较大，“赶超”面临较大困难。但压力再大，他们也不可能退出竞争体系成为不要“面子”的人，而是拼命地往中上阶层“制造”的符号标杆中挤。中上阶层则不断地制造“标杆”，以证明自己或避免被赶超。
在这个高度竞争的体系，每个人都紧张地生活着，生怕赶不上人家，落在人家后面，或者因掉入下一阶层而被人讥笑。一旦在竞争中被甩出去，在这个阶层结构中就没有一席之地，在村里就没有面子、地位和说话的分量，得不到他人的尊重，等等。说明高度竞争的阶层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高度地位焦虑的体系。
阶层分化下的代际关系与焦虑释放
（一）高度竞争与代际关系逻辑的转变
高度竞争要求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参与进来，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老年人被拉进这个阶层竞争体系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农村的养老模式还是家庭养老，老人需要子代养老送终;二是老年人对子代有较强的情感寄托和“恩往下流”的思想。因此，老年人也切身地感受到了子代家庭的竞争压力和地位焦虑，子代期待或“强迫”老年人为家庭的竞争服务，或者至少不添负担。
这样，老年人在子代的竞争中能不能发挥正面作用，就成了子代考量代际关系的最基本标准。“有用”即能为子代在竞争中创造财富，或多或少减轻子代的负担，那么代际关系就相对平和。“没用”即不能为子代创造财富，甚至要子代为其付出，从而使子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代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代际关系性质就会由传统反馈模式向阶层剥削模式转变。
反馈模式更多地带有伦理色彩，其基础是尊卑孝梯的伦理秩序。剥削模式讲究的是父代对子代在竞争上的付出，而不是子代对父代在抚育上的回馈。在这里，父代对子代有着无限的责任，除了将子代养育成人、为其成婚成家外，还要为子代的竞争耗尽毕生，否则就换不来子代的送终义务。如果说反馈模式是一种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的话，那么剥削模式则是极度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它以对子代较少付出与对老年人的剥削为基础。
老年人在剥削式的代际关系下，没有任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在子代的算计中，犹如木偶一般任由摆布。可以说，在缺少伦理关怀、丧失父权和经济缺乏独立条件下，老年人成了子代参与阶层竞争的一颗“棋子”，有用时用，没用时弃。除富裕阶层之外，其余个阶层的代际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算计和剥削，中下阶层最高，中等阶层和中上阶层次之。这说明，富裕阶层的代际关系反馈性较强，剥削性较弱，代际关系较为平衡，而其余阶层的代际关系更具有剥削性质，反馈性较弱，代际关系失衡较严重。
（二）焦虑的释放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
农村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使老年人服务于子代的社会性竞争，以此释放子代某种程度的地位焦虑。下层农户的竞争压力越大、地位焦虑越大，代际分工就越明显，代际剥削越严重。总结相关调查资料时，当前农村代际剥削有以下典型形式。
1.老年人有劳动能力时，直接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成果。当老年人能劳动时，子代倾向于推迟分家，老年人单过的诉求就没有合法性。但是，一旦“身体”被榨干、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竞争的包袱。跟子代生活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代际纠纷，这是老年人激愤、绝望自杀的诱因之一。另外，要劳动到没有劳动能力止，让很多老年人因看不到生活的尽头而自杀。
2.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得了大病后，子代不予养老、医治，间接剥削老年人。老年人成了子代纯粹的“负担”，丧失了实质性的剥削价值，代际关系就会变得十分紧张，家庭氛围对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觉得生活得很憋屈。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连基本口粮都要自己向儿子要，要看儿子、媳妇的脸色，有时还拿不到口粮。有的子代甚至公开辱骂、虐待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绝望地自杀。
3.老年人空虚无助，子代未予照料，间接剥削老年人。在当地农村，丧失劳动能力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一般都单过，即便与子代名义没分家，但因子代长年举家外出务工，老年人实质上还是单过。如果老年人的老伴在世，则可以相互照料，相互驱除寂寞，一旦有一方去世，单过的老人便会遭遇精神空虚、生活无助等问题。在选择是留在家里照顾老年人，还是将时间、精力花在竞争大业上，前者机会成本太大，很可能受拖累而失去赚钱的机会，所以一般情况下子代会选择后者。
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底层的去道德化建构
（一）阶层分化与底层的去道德化建构
从上述对老年人自杀的分析来看，代际剥削是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因代际剥削导致的老年人自杀数量仍在走高，说明这一现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对老年人自杀进行合理化、去问题化处理的机制。通过这种处理，一方面对代际剥削及老年人自杀进行去道德的包装，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强化这些行为，使这种行为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种机制便是底层的去道德化机制。
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性竞争日趋强烈，代际剥削越来越成为人们释放竞争压力和地位焦虑的手段，老年人自杀越来越普遍，子代在老年人自杀“当天就抬起头来了”，甚或“从来就没有低下过头”。老年人自杀对子代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失，说明对老年人自杀的评价已从不正常向正常转变。在农村各阶层中，至少有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参与了这一去道德化的过程。富裕阶层较少介人村庄社会生活，同时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妥当地安置老年人，因而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底层的去道德化是处于较低阶层的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彼此同情性理解的产物，也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做声共同制造的“合谋的沉默”。去道德化之所以能成立，一是参与共谋的各阶层的资源占有量都相对有限，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中，如何获得更多资源，以及如何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消耗，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二是一切以有利于子代的社会性竞争为主的评判标准。三是子代拥有对老年人的“专断权力”。去道德化以子代群体的单方面认可为准，老年人无法在村庄层面发声，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匿名的，包括自杀。
（二）底层去道德化的策略
基于上述前提，各阶层使用了以下去道德化策略。
强调子代的难处。子代处在高度的社会性竞争中，必然有其难处，底层一般将这个客观因素放大，以冲淡传统“只要老年人自杀，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儿们不孝”的道德判断，从而建立子代在事件中的“无辜”形象，给子代解套。
强调老年人“恶”的方面。这主要是针对家庭矛盾导致的老年人自杀，将过错归咎于老年人，给老年人上套。受访的中年人一再强调，家庭矛盾“也不只是儿们的问题，老年人也有过错，老人不会做老人，搞得兄弟、女由嫂都不和气”。
强调年轻人“善”的方面。在强调老年人“恶”的同时，阶层间还从侧面给子代解脱。受访者在评价有老年人自杀的子代时，总是要额外地强调，“他人很好，与邻里的关系都处得好，人并不坏，他也不想出这个事”。
强调老年人自杀的国家责任。调查中，无论自杀者家属，还是其他村民，都宣称老年人自杀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认为国家不管，以后老年人自杀会越来越多，从而建构了老年人自杀的国家责任。
强调老年人的道德境界。老年人在老死、病死之前自杀了，对子代来说，无疑是减轻阶层竞争负担的有益之举。因此，底层最终建构了一套不追究自杀原因的话语体系，只要是老年人自杀，都是“老年人觉悟提高”的表现，即能够意识到了、病了，成了子代的负担了，自杀既是对自己的解脱，更是为给子代减轻负担，为子代着想。
综上，通过给子代解套、责任外挂，给老年人上套、戴上光环等策略，农村底层在彼此同情性理解中完成了让老年人合情合理、心甘情愿地走向自杀，让子代没有心理包袱的去道德化建构。“自杀秩序”在各阶层共谋的“符号暴力”中得以生成。
结论
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不是单纯的孝道衰弱问题，更不仅仅是代际关系结构转型中的问题，它是中国底层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本研究的阶层分析中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下层农户资源占有的有限性。这是农村之为底层社会的根源。如果中国的资源向农村积聚，农村各阶层占有的资源都很丰富，即便展开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他们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地位焦虑问题，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作为释放焦虑的途径也就不会被使用。各阶层的老年人便可得到妥当的安置，老年人自杀就不会普遍出现。然而，事实上中国资源向城市积聚的现象仍在加剧，因此从这方面考虑解决老年人自杀问题，应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
本研究还认为，老年人之所以被拉进子代阶层的社会性竞争，并最终被剥削致死，根本原因是农村的养老模式主要仍是家庭养老。只要老年人还主要依托儿子养老送终，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老年人都必然进人高度竞争的体系中被剥削。反过来，如果能退出或不进入这个竞争体系，也就是养老送终不完全依托儿子，子代也就无法对老年人进行剥削。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定政策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
本文原载《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原标题为《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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