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从中国各地的春节场景入手，指出中国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是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通过仪礼。同时，它又是一种外在形式因应时代 、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要使物质充盈、需求多元、流动频繁、生活节奏快的当代人的春节有着浓郁的年味，就需要树立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最终实现旁观型春节向参与型春节的转型。
引言
近些年来，有鉴于优秀文化遗产快速消逝的事实，风起云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定等实践操作常常显示出偏狭的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左右的功利主义倾向。虽然如此，作为标志性事件，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仍意味着举国上下文化自觉意识整体性的确立。在此背景下，天经地义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年味淡了的春节自然有着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2010年1月8日，中央文史馆、国务院参事室举办了首届“春节文化论坛”,会后出版了论文集。2011年6月16日，为下半年的第二届春节文化论坛做准备，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务院参事室主办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参加者以能“直通”中央并为之建言献策从而具有话语权的参事、馆员以及各省参事室、文史馆的干部为主体。这系列高层次、高规格、高级别会议的召开本身就说明中央已经将过好春节、年味浓淡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也是政府服务于民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这些都是值得称贺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警惕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精英主义两种倾向。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名，忽视文化的流动性与感染性，故意树立文化疆界、壁垒，以至于出现带有革命色彩的“保卫春节”口号的提出与宣讲。文化精英主义又混融着文化虚无主义，不但不认可民众拥有文化及其当下生活的文化性，还无视民众的主体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将自己视为“园丁”,将民众视为“瓜果蔬菜”，不顾民众的感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与话语霸权，主观地将自己视为“文化”的东西强加于民，高高在上地指导老百姓如何过年。要避免这两种倾向，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各类精英，就需要树立自信的、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大春节”观。
基于近些年来的调查，尤其是在全程参与中央文史馆、国务院参事室2011年“春节文化传承与创新”调研组在山东、广东和山西三省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作为、社会参与、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激活与空巢农村的现状等方面对年味浓淡进行分析，并倡导显示文化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的树立和“参与型春节”的打造。
服务于民：春节中政府的作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市场已经与全球市场融为一体。然而，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却与西方迥然有别。鸦片战争以来，在以西方为准绳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最终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原有的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组织基本萎缩。与旨在监控、管理，“我说了才算”的全能型政府不同，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于民、甘心为仆为基本理念和行动指南的。尽管服务型政府在中国才处于提倡阶段，但服务于民的理念的逐步推行已经有了可喜的成效，这在过好春节这个问题也有着相应的体现。
“好客山东贺年会”2011年在山东是第二届，它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山东省旅游局在2009年春节时盘活旅游市场的创意。即，为了拉动内需，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在少了外客的情况下，山东省旅游局首先提出了欢迎在外地的山东人回家过大年的创意。虽然是以驱动旅游经济为本意，但由此衍生的主动服务于民的意识也确实使2009年春节返乡的山东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与春节氛围。
随着经济的回暖，也是在充分总结2009年春节活动的经验教训并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10年春节，还是省旅游局牵头，办起了首届以都市、景区、酒店为核心地带，有着浓郁嘉年华色彩的“好客山东贺年会”.首届贺年会充分发掘齐鲁大地的民俗文化，利用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节点的时长，系统推出了贺年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四大产品体系。2011年春节，既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第二届“好客山东贺年会”由政府部门行为转变为省政府的行为。提前两个月，省政府就下发红头文件，召开电视动员会议，敦促省旅游局、省委宣传部、文化厅、财政厅、商务厅、农业厅、交通运输厅等14个部门和山东省17个市政府共同办好贺年会，在全省同步进行部署、筹备、实施和督察。这样，因为全能型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不但使得齐鲁大地节日期间张贴满了贺年会标识的城市景观赏心悦目，也使得人们真正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有得乐。
与山东的热闹、红火不同，近几年来，在中央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的基本方针和长官问责制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多数地方政府停留在慰问、维稳、安全等基础性也是形式化且不担当任何风险的工作层面。政府出面组织、引导，实实在在对春节氛围的营造、对群众积极参与的春节活动的规划设计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事实上，只要地方政府服务意识增强，有所组织，提供平台，那么在当地，尤其是城市，就会有着相对浓郁的春节氛围，并能有效地推动地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建设，实现双赢。
2011年春节，山西省孝义市市委市政府组织得力的第二届“孝·义年俗文化节”举办有广场文艺表演大赛、传统文化庙会、游园灯会、个人才艺表演擂台赛等14项活动。每个街道、村落的活动都细化到了从大年初一到十五的每一天。文化品位不同、文化需求不同的男女老少都有活动的去处，有展示自己的舞台，城乡群众的主动性被大大激发，参与性极高。位于孝义市郊区的贾家庄、苏家庄的百姓纷纷换上服装，或展示当地婚俗、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串演过去老辈人有的春节习俗。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场中表演。这样，村子中的每一个人或直接或间接都参与到了节庆活动中，相互熟悉的演者和观者脸上都洋溢着欢乐。在这两个村子的活动现场，春节是“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得到充分体现。
上述这些来自各地不同的实践和事实说明：为使老百姓过个热闹红火的年，政府不但能够有所为，确实可以大有作为，关键在于有无服务于民、甘心为仆的基本意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就当下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老百姓春节过得有没有味，好不好，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意识。在此过程中，春节活动组织得好，群众的参与性高，主体性得到体现，全能型的政府也就部分地实现了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
群策群力：社会的广泛参与
“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成功就在于作为主办方的政府理解并顺应了民众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群体心理。同时，省政府还通过行政等多种手段，充分调动专家、旅游公司、商家、酒店、景区、传媒等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官、商、民多方的共赢。在5.12震灾后的四川广元，政府对春节活动的组织完全是紧扣民生、民心与民声，即感恩下的“灾后重建”与“奋发”.这些主旨的拟定，这自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参与到活动中来。
同理，孝义的“孝·义年俗文化节”,得到了“煤老板”等企业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2011年，商界及个人捐款总额达一千多万。不仅捐款，不同的企业、公司、单位还组织节目、制作花灯，参与到节日氛围的营造和节日活动中，与市民、村民一道成为节日现场无处不在的风景。在活动现场，政府由活动发起者、组织者自然过渡到管理者、尤其是服务者的角色。春节也就成为公务员最为紧张的“忙月”,官变为了仆。
与孝义类似，同属于吕梁地区的柳林县近些年来因为煤产业，经济飞速发展。数百年以来的元宵节期间，在柳林县城及城郊穆村，人们都有着过盘子会的习俗。以自然村落为单位，人们会纷纷在元宵节前用木头搭建一层或数层的多角小塔，内供神马。在元宵节期间，各个盘子都张灯结彩，香烟缭绕，人们纷纷游走在不同村落的盘子之间，纳福祈祥，互道祝福。虽然柳林县委县政府2008年在元宵节期间组织盘子庙会背后有着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旨趣，但正因为政府的组织，社会各界热情地参与了进来。除群众捐款集资，很多街道、村落的盘子都主要是由“煤老板”或其他有钱人出资搭建。搭建盘子的材料也从木头向钢架结构、钢化玻璃等多元化发展，装点盘子的彩灯更是多种多样。不仅如此，依托盘子，政府还在环绕县城的河道组织办起了灯会，彩灯的制作也多是企业主动出资。这样，企业做了广告，有钱人做了善事，也有了口碑和脸面，而同一村落、街道居民的认同感也得以加强。
与西北的孝义、柳林二地的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不同，广东佛山因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早已形成富翁比比皆是、安居乐业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寻根认祖的华侨将在内地一度中断的民俗传统带回佛山，激活了生活富足的佛山人的文化记忆。在与因民工潮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的交往中，佛山本地人的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被强化。佛山本地的民俗文化成为佛山本地人与外来人交往的基本标志，民间社会在这里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虽然佛山市委市政府没有发红头文件，大规模、成系统地组织老百姓过年，但几乎村村都有醒狮会，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醒狮活动。大年初一行祖庙、初六游神祈福、万福台演大戏、初九的乐安花灯会、正月十五的官窑生菜会、正月十六的行通济等更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常是数十万人的规模。政府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通疏散和安全保卫工作。
同样没有政府组织，在北京西郊的门头沟深山区的庄户、千军台两个小村，每年元宵节两村的人们都会在会头的组织下，热热闹闹地过三天幡会。与中国多数地方习惯一样，在这里，正月十五过了，才算过完年。从正月十四开始，人们擎举着本村的幡旗到另一个村“串门”.这三天，在外的人一定回家与家人团聚，家家开门纳客，外来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吃喝。“这几天比过年都热闹”是当地村民的口头禅。
与时俱进：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激活与参与型春节
虽然与岁时更替的自然转换关联，但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传统佳节的春节集中展现了尊老、爱幼、睦邻和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传统。作为主要衍生于农耕文明的节日，长久以来，春节的衣食住行等外显形式、人们的消费观念、伦理取向和行为实践都与农耕文明的物质相对匮乏关联。与其他传统佳节一样，春节期间的庙市、社区、家庭以及个体都尽力在他者面前表现出其物质的充盈。
但是，在与西洋文明的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当下在中国并存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从根本上撼动了千百来农耕文明的基石。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实践或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交往方式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众相纷呈。在这样整个社会处于巨变，又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下，怎么过春节，如何过好春节显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亦关涉到明显有着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时髦的命题。无视大多数国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浓厚的春节情结，华而不实、高高在上的官媒精英不但焦躁不安、自鸣得意地高喊“保卫春节”的革命式口号，更将传统春节视为静止的，急迫地反哺，教育民众如何过年。在这样良莠并存，喧嚣而杂乱的语境下，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如何在当下激活，与时俱进，获得新生，使老、中、少不同年龄段的国民都高高兴兴地参与进来就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首先需要认清中国春节文化的本质，明白它一直是开放的、流变的，从而树立兼容并蓄的“大春节”的节日文化观。
伴随自然时令的转换，人们在这些特定日子从日常忙碌的生产生活中歇息下来，用春联、福字、财神、剪纸、鞭炮、新衣、年猪、饺子、汤圆、年糕、鲜花等符号装饰其生活空间与生活，用祭灶、祭天地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用上坟表达对先祖的追思，明白自己的根源，用磕头跪拜表达对长者的尊重，用压岁钱避免邪祟祝福小孩健康成长，不同日子给牛羊等不同家畜提供美食表达着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在传统春节的上述活动中，老人被尊重，小孩得到关爱，父亲的能力得到认可，母亲的巧手得以展现，亲友的情谊得以表达，每个人的价值、意义和尊严在与他人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由此观之，中国的传统春节实际上既是大、小群体的自我强化与认同，是一个群体或社区的通过仪礼，更是一年一度个体感受自己、认识自己、定位自己同时也了解他人、明白社会的通过仪礼。简言之，从腊月延续到正月，时长近一个月的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而且，当下人们津津乐道，并自以为是前卫的环保、生态、安居等理念同样是传统春节就有并完全可以在今天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核心价值。
之所以人们常常留恋儿时的春节，主要就是因为数十年前的儿时的他在过年时被众人关注，从感觉到知觉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春节期间小孩穿的、吃的、玩的实际上也是相对简陋的。但是，过年时，在与长辈、与他者的交往互动中，从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个感官层面都让小孩觉得自己处在了中心位置。这是当今所有成人都留恋儿时春节的心理动因，也是北京的老人念念不忘厂甸庙会的大糖葫芦的原因。与其说如今的这些老者念念不忘的是大糖葫芦，还不如说他们感怀的是拥有大糖葫芦那一瞬间的满足感和被众人关注的自豪感。
因此，就是今天的北京厂甸庙会有当年的大糖葫芦，去买了吃的老人也不会太多，而今天味觉自小就改变的都市孩童以及年轻人对大糖葫芦的兴趣也肯定无法与数十年前的小孩相提并论。从这个层面而言，今天说年味淡了，不仅仅是因为少了传统色彩和韵味都浓厚的物品、表演，更主要是在物质充盈、格外关注个体、小我的年代，人们的感觉变了。每个人都在凸显自我，较少甚至根本不关注他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转而感觉自己被别人冷落了。同时，春节期间，可置身其中的活动少了，个人的位置感、成就感、群体感、归属感、认同感以及安全感自然也就没有了。
因此，要想在物质生活方面“天天都像过年”的今天，使生活方式与观念已经基本改变的大多数国人的春节有滋有味，就必须在激活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同时，因应今天人们的所思所想，融进新的时代内涵，尽可能让每个年龄群体的人都感到这个节日就是自己的。这就对政府的服务意识、组织能力、管理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能够让百姓积极、主动参与的春节才是政府组织的最终目标。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对春节活动组织的失败就在于仅仅把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活动设计成“看”的。“旁观型春节”变成“参与型春节”势在必行。
在相当意义上，让市民“看”春节，即旁观型春节仍然是北京春节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近些年，在政府的组织下，延续了曾经一度中断的传统，庙会再度成为北京春节文化活动的主体。虽然近几年庙会越办越多，但却千篇一律，少有创意，市民的主体性无从体现。不仅春节期间吃的、看的与平常无异，商品甚至较日常更为低劣，并无吸引力。这导致春节文化活动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衡，卖家与买家不相匹配。
如此，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想满足需求多元的异质性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就应该让春节成为中国当下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念的展演平台，应该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公民的寓教于乐的教育场。不但应该全方位地展演诸如京剧、昆曲、秧歌、中幡、老北京叫卖这些表演类、技艺类等各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展现当下新兴的文化产业，动漫、卡通、摇滚、街舞等各门在年轻人中有着消费市场的艺术;不但应该让不同需求的人有得看和买，还应该提供更多可以让人直接参与到其中的活动，可以让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竞技，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
如果能将传统的形式融进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时代内容，新旧显然会双赢。如剪纸这些技艺，传统的福禄寿、喜鹊闹梅、鲤鱼跃龙门等题材应该剪，大量呈现，但现在孩子们喜欢的芭比娃娃、变形金刚、铠甲勇士、喜羊羊、灰太狼，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明星同样可以剪。泥人、绢人、鬃人、面人肯定要做四大名著等传统的题材，但同样可以拓展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题材。如果能现场让年轻人及其父母有亲手操作和实践的机会，能够举办滑冰、卡拉OK、红歌、传统戏曲、曲艺、包括机器人、航模在内的手艺制作等不同群体都能参与的竞赛，能够提供父亲抽陀螺抖空竹、儿子玩遥控车变形金刚，母亲剪纸绣花跳绳踢毽子，女儿画画跳肚皮舞跳皮筋转呼啦圈等阖家或老少、男女同台玩乐的现场，能够同台并呈饺子、老北京炸酱面、豆汁、大糖葫芦和薯条、汉堡、意大利面、可乐、巴西烤肉，等等，北京春节庙会现场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附带提及的是，在电视尚不普及、网络不发达，个人主义仍被集体主义主导，娱乐相对单一的年代，早期的央视春晚因为服务于民、娱乐大众的献声精神，确实在相当意义上丰富了千家万户的年味，一度成为春节的标志性符号。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裹挟，服务于民主旨的偏离，民众审美口味的多元与提高，中后期的央视春晚实际上成为有演技无思想没美感的明星恶搞百姓与社会的最大平台。吃年夜饭与看央视春晚一度共生的新年俗已经不再普遍。片面追求声、光、电等视觉效果并自以为能一统天下，“充满欲望的艺术资本主义”的庸俗化、“青少年化”的“群星”春晚的吸引力正在快速消减的同时，也滑向了低俗、媚俗、庸俗的边缘。春晚身不由已的这一转型使得遍布各地的空巢农村年味增强更加艰难。
瓶颈：“空巢”农村的艰难
在中西部广袤的农村，因为人口流动，农村的春节活动不但难于组织，而且非常萧条，这使得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这些弱势群体在春节期间被忽视。
这些年，一方面因为经济花费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一票难求，很多来自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青壮年民工基本都不回家过年。与此同时，因为担心民工春节返乡后流失，闹工荒，江浙闽粤一带的企业、公司也想发设法在春节期间留住民工。在浙江绍兴柯桥镇，一些工厂为了使工人春节期间不回家或是在过完年后再回家，早早就开始统计回家过年的员工名单。对于一定要回家过年的员工，为了能保证买到火车票，工厂以几十元一张的补贴，雇人排队代购车票。对于不回家过年的，有的工厂特地为之置办年货、年夜饭等。不少工厂明确规定，春节期间上班的外地员工，除了法定的工资和加班补贴外，每人每天额外补贴100元。这些举措留下了不少原本打算回家过年的民工。
就是打工者应景回到老家过年，多数也是过完大年初三就再次踏上打工之旅。与众多地方的春节一样，湖南省麻阳县岩门镇传统的春节活动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二十多年前，这个镇的每个村子都还有舞龙队在正月十五互串耍宝献艺。但是，随着当地由农作物生产向柑橘果林经济的转型，最多到了初五，人们就开始忙活了，以前的闲月事实上成为忙月。摘桔子，包桔子，卖桔子都集中在了腊月以及正月进行。而占了人口近一半的在外打工的人们初三就开始陆续拖着箱子，离开家乡。尚未到初十，打工者早已走了大半。原先有的舞龙、烧龙等节庆活动基本消失殆尽。回家呆三五天过年的民工实际上成了家乡的过客。
与麻阳岩门镇完成了向果林经济的转型不同，在地处山区的四川剑阁县石堰村，种地仍然是当地基本的生计来源，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在年迈父母支持下外出打工挣钱。不少家庭仅有一人留守。2011年春节，因为近三分之二的打工者没有回家过年，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也基本在初三就再次出发，村里往年春节还能看到的打麻将、打长牌的桌子也围不上了。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农村的荒芜、清冷或者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与经历的阶段。如何使农村的春节也能够像前述的众多大小城市一样，多少有些氛围，在村的人多少能参与其中，真正做到万民同乐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这就首先要求各级政府真正正视、重视边缘地带与弱势群体，尤其是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下述现状：1.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且居住分散的农户难于集中、组织;2.村组文艺骨干基本流失，乡镇文化专干虽然一般每乡一人，但如同文化站一样，形同虚设，素质不高，职能不明;3.区县乡财政收入有限，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保持基本运行，投入到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资金严重不足;4.受改革开放人口自由流动和城乡文化融合的影响，更受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影响，农村老百姓眼界日益开阔，审美标准已经多元，对本地文化活动的兴趣、热情减弱;5.处于转型期的乡镇党委政府对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尚未适应，对文化重视不够，组织文化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欠缺，对于自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都在增强的乡民，政府的号召、组织动员力度也相对减弱。
显然，活跃贫困地区农村的年味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工程，绝对不能仅仅就春节谈春节，否则永远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大春节观的树立
无论是历时性观之还是共时性观之，春节本身就是一种外在形式因应时代、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在都市，圣诞节已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且全国大中城市的基督徒也为数不少。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密切互动交流的年代，故意忽视甚或敌视外来文化都不是历史悠久、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应该有的姿态。如果考虑到当下的元旦节是与西方文明在百余年前的交流碰撞之后的结果，那么今天作为拥有决策权的政府以及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居高位的各类精英也完全应该有气魄和胸襟将圣诞节纳入我们“大春节”文化的体系之中，甚至将圣诞节作为春节文化活动组织安排的序幕。在元旦、春节、元宵节同样可以利用一些基督教、圣诞节的文化符号，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教徒、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红火热闹的春节文化活动中，也丰富了我们一直在发展的春节文化本身。这样有引导的吸收，为我所用的大春节观的确立及活动的开展才应该是“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
真正强大的共同体也是更加开放透明的。中国的汉代、唐代如此，今天的美国也如此，文化强国亦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今天的西方世界并未对华侨的春节活动显示出拒斥以及敌意，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被当地文化认可、接受。
2010年5月，英国政府启动“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大社会计划的主旨就是要强化在英国生活的个体与群体，尤其是拥有异文化的少数族群对他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社会的认同，明确意识到这个地方、这个社会就是“他们”自己的。针对少数族裔、异质文化，“大社会”计划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但为华人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春节在英国都市广场赢得了充分展示的公共空间。2011年的中国春节得到了威斯敏斯特市政厅、市长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多方的公众赞助。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伦敦市长为这次庆典筹备签署的第73号市长决议中，市长同意从市政预算中拨款10万英镑，用于此次庆典活动。华人商会也得到了活动当天特拉法加广场的免费使用权。节庆期间，伦敦政府官员纷纷发表新春祝辞，感谢华人为英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繁荣做出的贡献。显然，对多元文化的宽容、认同与扶持的“大社会”计划更多地表达出了英国人对本土主流文化的自信。反之，这些异质文化也丰富发展了大不列颠文化，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同在英国发生的这样，在相当意义上，当下世界各地华人的春节活动成了当地洋人了解、认知中国文化的窗口。海外是这种态势，在中国本土，尤其是集中展现现代中国的大小城市，更应该有一种开放和兼容并蓄的心态对待基督文明。将春节与圣诞节简单地对峙起来，既有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老大帝国的没落心态，也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而生的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蔑视众生的文化精英主义和掩耳盗铃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共谋作祟的表现。不同文明互动中的文化的安全与安全的文化绝对不是靠壁垒的建立、边界的划分确立的，要做的是如何不迷失方向并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当下城市年轻人热衷参与的圣诞节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是春节年味不浓的敌人，更不应该认为使圣诞节等洋节参与者减少是“过好我们的节日”的前提。相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圣诞节为何吸引人。遗憾的是，官媒精英及其“保卫春节”等快意恩仇的革命式口号的提出与多数谈及过好传统节日的文章都是以对抗圣诞节等洋节为思考前提的。事实上，圣诞节在西方有的宗教内涵已经被中国节庆文化固有的“全民性”与“狂欢”色彩稀释。相较而言，虽然仍主要停留在形式与夸张的表述层面，但主动走出去的“孔子学院”多少还显示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古国的自信。
总之，春节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春节的问题!它涉及到国计民生、内政、外交、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政府职能转型、新型公民教育、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外来文化的吸收等多个面向，考量的是有决策权与话语权的各类精英的智慧与能力。这些构成了“大春节”观的基本内涵。加快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充分理解并激活传统春节“以人为本，尊重个体、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以开放的心态树立兼容古今中外的“大春节”观，充分整合文化界、商界、娱乐界、传媒界和民众等社会力量，切实扶持农村建设，关注弱势群体的感受与心声，实现旁观型春节向参与型春节的转换，年味也就会越来越浓。
本文原载于《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文章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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