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十度，售票厅外的买票队伍已蜿蜒了几十米
2009年，零下十度的北京，街边堆着还没化的雪。北京西站早上七点开票。凌晨三点，西站售票厅外的买票队伍已蜿蜒了几十米。队伍被蜿蜒的铁栅栏分成了一个个“方阵”，等前面一个方阵进站了，后面方阵的再补位向前。冷风呼啸着往身体里钻，不少人把棉被裹在了身上。虽然广场上搭起了临时棚子，但是起不到任何防风的作用。
图片来源：北京时间
我那会刚上大学，车票还还没有实名制，电话、互联网、手机这些订票手段统统不存在。那年学校订票不利，车票代售点又不卖学生票。正好，另外两个同学也没票，于是几个相约三点前往火车站排队。完全没有经验的我们还以为，一定可以占到前排的位置。
等待开票的人们用棉被、纸箱、马扎、油漆桶，搭建出一个个移动的“床位”。而第一次来排队的我们，连衣服都没有穿够，只能每半小时分着保温杯里的热水喝。为了转移注意力，一旁的同学拿出MP3开始听相声。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边抖动，一边和周围的人聊天。
聊到和周围的人没话说了，天才蒙蒙亮。快到七点放票的时间了，我们前面还有好几个方阵没有进去。没有带干粮的我们又冷又饿，但是想着出去买个东西得好久才能挤进来，只能放弃。
影片《归途列车》剧照
“下一队，下一队”，武警哥哥提着扩音器，整个夜里都在重复这句话。窝在方阵里的我们，心情随着你所在方阵的位置还有时钟波动，一开始焦急、然后后无奈，终于挪动了会感到兴奋，可当你发现还没排到自己的时候还会愤怒。那时突然特别理解为了排队大打出手的人。当脸已经冻麻木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痛恨排在前面的人为什么不能快一点。
终于，上午八点四十，好不容易排进了售票厅，暖和一点了。结果根本不是进到大厅里面。人流被引到了外面搭的临时售票大棚。排到自己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不出所料只剩站票了。“心想算了算了，特快的站票也要比学校订的绿皮慢车强”。
买完票，我们几个回学校睡了一整天，醒来还觉得冷。
这节香肠里能坐在地上已经是幸运儿
乘车的那一天，我带着自己买的小马扎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气温接近零度，返乡客们挑着桶和被褥驻扎在车站广场上。他们大部分是这个远郊或者周边城市的打工者。不像市区人可以说走就走，他们得提前大半天或者几天到达车站。
拥挤的春运列车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候车室乡音亲切，让人有种提前到家的感觉。临近检票，几个戴着红帽子、身穿好马甲的工作人员开始过来要喝：“有没有提前上车的，十块钱一位，一块去一位啦。”
这列车实际上只有四节硬座车厢。当时，我还不知道 “花钱可以坐餐车”，就紧跟着人流堆在狭小的车门口，用尽全身的气力往里塞。多数人都扛着比人还要大的包袱，有的包袱先进去，有的人先进去。我两手抱着马扎，凭借着娇小的身材优势，见缝插针总算是挤了进来。
可是进到车厢里又能去哪里呢，我呆呆这站在车厢连接处的中间，旁边的洗手池都坐满了人，往前往后都没有下脚的地方，更别提展开我的小马扎了。我就这么举着马扎，背着重重的包，等待着列车开动了。
旁边有个大叔，在靠近连接处的座椅旁边坐着，看到我举着一个马扎，向我示意说可以坐他旁边。我穿越人堆，来到他的身旁。大叔把身边塞满行李油漆桶挪了个位置说：“你把凳子放下，坐这吧”。
小红帽 图片来自网络
漫长的旅途刚刚开始，大叔开始跟我讲述他以前当兵的丰功伟绩。万万没有想到，火车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大叔的故事还没有进入千禧年，我的小马扎就散架了。屁股重重落地的那一刻，对于一个没有吃过什么苦的学生来说，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跌到了谷底，但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凳子坏了你还笑”，大叔说着就让我起身帮我把马扎的架子拆了，让我坐在马扎上面的几个大布条上。在这节车厢，不这节香肠里，能坐在地上的我已经是幸运儿。周围不少人，屁股实在没着没落，全程站着。
由于离连接处比较近，在下火车的门边上，基本上每到一个站，我们就要乾坤大挪移一次给人让出位置。一路上刚刚眯了一会儿，就会被弄醒，要么就是被路过的人碰醒，要么就是被这节“香肠”里的高温热醒，要么就是被小孩凄厉的哭声吵醒。
我们一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但是我发现周围坐着的人都没人觉得口渴。实在是渴到不行了，我拿出水壶灌了一大口。见我喝得如此肆无忌惮，大叔小声跟说：“人家到座票的中途还能去趟厕所，回来照样有座位，可我们这些占了块地的，你花二十分钟挪过去上厕所，回来就连这片地都没了”。
影片《天下无贼》剧照
争夺绿皮车厢里最后的尊严
2010年，我通过学校订到了一张“临客”坐票。这些为了春运临时加开的绿皮车，速度慢、绕路多，被戏称为“农民工专列”。
“再怎么样也要比去火车站守夜买票强”，从来没坐过临客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边安慰起同样订到临客的室友，一边窃喜这临客实在是太便宜了，不到一百块钱，可以坐三十多个小时。
图片来源：《一个桶》
到了返乡的日子，我提着小箱子驾轻就熟来到了北京西站，找到了小红帽，交了服务费，成为第一拨登上列车的人。上了车我才知道，临客是最古老的绿皮内燃机车，全车是没有空调的。
放好行李不到五分钟，车厢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了。这还是绝大部分乘客没有登车的样子。很快，人潮的声音越来越大，乘客们提着比自己还要重的包袱、油漆桶，奋不顾身地往里挤。
我隔壁坐了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小吃店，父母和爷爷奶奶分别买到了一张坐票，剩下三个小朋友是没有票的。这一家人坐定以后，父亲打开一张紧实的行军被往座位底下一铺。三个小孩依次排开，刚好睡在座位底下。
大家榨干车厢空间后，火车缓缓开动了，车里虽然没有空调，但有锅炉可以供暖。密不透风的车厢里，脚味、汗味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窗上的水蒸气凝结成的黄黄的水珠，结成冰了，又有新的水珠附着在冰上，一点点往下滴。
这趟车像是没有限制站票的数量，无座的人里有三分之二都是站着的。每个人眼见汗往外透，但没有空隙让伸展脱衣服。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有需要的吗?”听到这熟悉的叫卖声，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这么挤了就别卖了，过不去的”，“这人都站不稳了，还卖什么饮料啊”，人们开始声讨这位不近人情的列车员。
“我这是工作规定，必须得过去啊，麻烦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列车员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小哥，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寸步难行的环境里，小推车在他手里有了披荆斩棘的本领，逢山开路，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已经闯完一截车厢。
车摇摇晃晃到了夜里十一点，熟悉的声音回来了，“最后一趟了，最后一趟了”。“开点窗户吧，我们要闷死在这了，我们这有老人，已经快不行了”，一位站在车厢最中间的大姐开始喊。“开窗户，开窗户，有人要晕倒了”，另外几个乘客也开始呼喊。
车里突然喧闹了起来，伴随着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坐在窗边的我都已经有些透不过气的话，那么车厢最中间的早已在高温和缺氧的状态下支撑不住了。我们这节车厢刚好是火车的第一节，按照规定，在行使过程中，车厢里即便是有活动窗户也是不能打开的。
列车员小哥见情形慢慢失控了，态度逐渐软了下来，终于把车厢与车头连接处的门打开了。清冽的风迅速灌进来，逐渐枯萎瘫软的肺泡开始伸缩膨胀。整个车厢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开始欢呼。
十五分钟后，整个车厢的温度开始回归正常，氧气也充足了，但是靠近车头乘客开始抗议，“快关门，快关门，我们要被冻死了!”
一位大叔冲到了值班室，找列车员关门。由于火车连接处的密封性和保温本来就不好，车厢两端的温度并没有比车厢外温度高多少。这车门再一打开无异于将前面的乘客直接丢到冰天雪地里。
图片来源：环球网
腊月二十八凌晨，新年的前两天，在一辆由北京西开往南方的临时客车一号车厢里，一场关于开门还是关门的征战开始了。双方都用了极尽刻薄语气和词句争夺对自己来说事宜的温度和空气。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这样，我们中间有老人，都要晕过去了”，中间的大妈像是压缩了中间地带本就稀薄的空气，向车头嘶吼。
“要不我跟你换换位置，你来我们前面试试?冻得骨头都掉了”，车头的大叔并没有示弱，死死守住他能随时关门的地理优势。两边就这么吵了十多分钟，整个车厢眯着眼的乘客基本都醒了。
双方僵持了很久，列车员小哥出来了：“你们再吵我就叫乘警过来了!”小哥对着拿出对讲机报告了一番，十分钟后列车长带着两个乘警过来了。人群慢慢安静了下来。
列车长提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每二十分钟开门两分钟，既保证空气换新，有不会让车头的乘客着凉。夜深了，车里声音逐渐被喊声和小孩哭闹取代，列车员组织车头的几个小哥承担了“人工空调“控制器的工作，负责把门。
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那个晚上的光景与气味，那个晚上的撒泼打滚与据理力争。一群在中国漂流迁徙的穷人用最古老的方式争夺温度和空气——那节车厢里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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