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9年4月5日，食物主权三位志愿者苜蓿、侯银、侯钢(下面简称蓿银钢)赴珠海拜访人民食物主权公众号的热心读者黄老。
黄老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在香港读书到高中毕业后于1965年考入了广州暨南大学，随后的二十年间，他亲历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期间两次下乡，这段宝贵的经历也奠定了他做农业养殖的基础。1975年到1992年间，他回到香港生活工作，最终在1992年移民加拿大，专注乳鸽的生态养殖。2011年，黄老结束加拿大的养殖生活，回到珠海定居。
历经了前后三十年的巨大变革，也亲身实践了中加两国的养殖之路，黄老对资本化、工业化养殖有哪些体悟和思考呢?下文就展示了黄老的答案。
采访|苜蓿、侯银、侯钢(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蓿银钢：您提到在1967年、1968年和1970年有三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您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黄老：有两次下乡和半年军垦农场的经历，但我在农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方面，当时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那时候下去主要是学校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安排我们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去学习他们的品质。有了两次共计两个多月与贫下中农三同的经历后，我对农民的关怀和农业的兴趣方面就被培养起来了。
蓿银钢：自1992年移民加拿大后，您正式开始接触并从事养殖业工作，请谈谈在这些年中养殖的经历，是否顺利?您对西方养殖业有何感受?
黄老：先讲讲我为什么会选择在加拿大做农民，从事养殖业。在去加拿大之前，刚改革开放初段的时间，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虽然下乡用过很少量化肥，也从书本上听过除莠剂(杀草水)，但没用过，至于基改就更没听过。而到了加拿大之后，他们的养殖特别是养鸡业，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慢慢地，我对农业养殖知识技术方面就越来越关心了。
说到我对西方养殖业的感受，当我自己从事乳鸽养殖开始，逐渐知道西方很早开始就用非天然的方法，比如激素、抗生素、甚至基因改造，来进行养殖了。在香港移民潮之前，加拿大人基本是不吃鸽子的，他们把鸽子、鹑鹊、鹧鸪等称为“玩鸟”(game birds)。正因为鸽子市场小，而且饲养复杂，难以工业化，所以那些大财团是不会做的，大财团唯一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和劳力的最小化。所以，市场上没有规模化供应。加拿大人就只能吃大集团用已经成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劳力的最小化的方式饲养的鸡了。
加拿大的养鸡业很发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超市买鸡，常年供应一种烤好的鸡，吃的时候不用刀斩，两只手指就可以撕开来吃。而我们从小到现在吃的鸡必须刀斩才能分块的。
这两者的差异引发了我探索的兴趣。他们的鸡是怎么养出来的呢?通过朋友引荐，我找到一个当地洋人经营的“现代化”养鸡场，场主同意让我参观(那时候幸好还没有什么“禽流感”，否则场主不会那么轻易答应)。这一次参观，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那是一个估计有上千平米的房子，到鸡场大门，场主先用拳头用力地“蹬蹬蹬”敲门，说是要把鸡赶离门，否则开门后鸡就会被压死。一进去，比电影院还黑，一千多平米的大棚，只有几个电灯；也很臭，是很臭很臭的那种。我停下来差不多半分钟，才能看到地面很多鸡，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地面，都是白的，看起来不到一斤。他告诉我这鸡从放进场已养了一个多星期，再有四个星期就可以送去屠宰了，宰干净能有两磅多三磅（大约两斤）净重。
为什么能在孵出六星期内就能长到两斤多，问场主，他的回答是他只按鸡董局(chicken marketing broad)的流程养，其他都不懂。后来，认识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朋友，他是饲料学博士，才从他口中了解到美国加拿大养鸡业的详情。
首先，加拿大人要规模化现代化养鸡，必须先参加鸡董局（chicken marketing board）。这个董事局的权力很大，如果没有它的许可，就不能一年内养超过两百头鸡投放市场。农户只有参加这个董事局才能拿到配额，才有资格养鸡。而加入这个董事局的条件是，一定要有资金，表示自己能够建立这种“现代化”的工业养殖模式，才能成为会员。每年它会分配配额养鸡，每一只鸡的生长期是六周，加上前后对鸡棚的清理需要一周，另外，每年必须有四到六周打开所有门让棚内通风，所以每年就能养六批鸡。而且每只鸡送宰时的重量也有规定，太重或太轻了都会扣减配额作惩罚。配额也可以转售，2011年每只鸡的配额可卖70多加元(约400多人民币)。而一般鸡场的规模都不少于1万只，大的上十万的都有。这规则是受政府严格保障的。美其名曰是控制生产，以免过剩，所以用配额来保障既得利益者。
因为整个养鸡的流程太规范化，所以任何人投资设备都可以生产。实际上，这些会员又哪里是养鸡?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养鸡的流程，不知道鸡是如何孵出来、自然放养是什么、饲料的成份是什么这些问题。他们唯一知道的只是一些机械的数字，比如这个大棚可以养两万只鸡。以下的工作，鸡董会有专门公司做，场主只需要打电话：打电话找公司把大棚消消毒，并喷木屑碎，便于将来好清理;然后打电话去鸡苗厂定两万只鸡;再打电话订饲料，这饲料厂会送来并直接泵到饲料塔里。饲料是什么成份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他只按既定流程：第一个星期完了打电话给饲料厂换另一种成份的料;第三星期再换第三种，到第五星期换最后一种(这一种最关键，因为只有最后这一种没有抗生素)。到了第40天，就打电话叫公司抓去宰，宰干净了就称总重。屠宰场就全数收购。他们的工作除了上面打电话外，就是看自动化的供水供饲料设备是否正常，然后进去把死鸡捡出来。
我很诧异，养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宰杀出卖了(当时我们国内的放养鸡至少得三个半到四个月呀)。后来，我有一个屠宰场的朋友说，曾经有一个台湾人按照加拿大的生产模式养鸡，他在六周之后又多养了一周(当然是喂最后一种没抗生素的料)，结果是第六个星期后多养的一个星期，死亡率到了一半，而前六个星期这些鸡的死亡率只有3%到5%。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喂食的这些饲料中，前面五个星期都有很重的抗菌素，是要把鸡的命顶住，保证鸡的存活率。到第六周就不用抗菌素了，抗菌素的衰退效果是7到10天，所以最后一个星期以后抗菌素的残留基本上就没了。这个台湾人用着第六个星期没有加抗菌素多养了一星期，这时抗菌素的残留已经没有了，所以第七个星期，鸡就大批死亡。
关于我自己养的乳鸽，乳鸽有一个特点是，它出生后的第一个月进食需要父母喂的，所以饲料的配比要以天然成份，同时满足成年和乳鸽生长所需。为了保证乳鸽的质量和真正的有机养殖，我的饲料都不加一丁点抗菌素或者激素。我有一个养乳鸽的朋友，为了让乳鸽更肥更大，把蛋白增加了，蛋白质多一点，乳鸽确实变大变肥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母鸽的产蛋量大大变低了。当时，有很多人想要增加乳鸽的经济成效，就会在饲料里加激素，我光顾的饲料厂，推销员曾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加激素。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不用那些药。我只是靠管理，我为每一对鸽子设立生产记录，登记重量、乳鸽产出量等数据，到要留种时，就选那些记录优良的乳鸽留种，把产量好的品种留下来。
有一年冬天，我养的鸽子死亡率变得很高，去化验也没发现什么，后面我发现了原因，原来是我把鸽笼封闭得太严实，因为考虑到温哥华的冬天多雪，我怕鸽子受冷。但我没想到如果鸽笼不通风，鸽粪是不能清理的，是要保持笼内的温度，这样就会导致鸽子的粪便发酵，产生有害的气体，结果鸽子吸食后就会感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用抗菌素。后来，我通过把中药，甘草、龙胆草混在饲料里和在水中掺双氧水这些措施来改进，当时我养的鸽子死亡率在同行里是最低的。
黄老的农场：景岗农场(KING KONG FARM)，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博茨福德市。鸽笼外景，摄于2004年4月4日
养鸽场鸽笼内，摄于2004年4月4日
蓿银钢：在很多人看来，西方养殖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而且有着先进的管理方式，以您在加拿大的农业实践，您是怎么看待的?
黄老：工业化养殖的模式就意味着大量的激素抗菌素的使用。就在我退休前的一段时间，我的饲料学博士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了新的饲料生产出来，号称既能做到产量又高又好，而且也对人体无害。我问他，你相信吗?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不信。怎么可能激素抗生素对人体无害呢？
再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加深了我对抗菌素的认识。今年过年我的喉咙很痛，西医给我开了抗菌素，吃完确实很快就好了，但是到了第九天，开始出现不好的症状，我记起了多年前在加拿大时，因为不小心伤到手，医院缝针时因为消毒不足发炎，医生开了强力抗生素消炎，那时就出现过与今天相似的症状。那年刚好有个医生朋友，他说是抗菌素把消化系统中好的坏的细菌都杀死了，到抗生素给身体清除得差不多后，大肠里面可以自己培养一些有益的细菌，就自然康复了。有了这教训，我这次就不看西医了。因为看西医以后，他们只会给我开更多的抗菌素，在我的身体里产生另外的副作用。这一次不用药物，一个多月后，症状消失，康复了。
加拿大是资本主义社会嘛，他们养鸡的工业化养殖只看重经济效益的。一定的饲料能换多少公斤的肉，这个数字他们希望越高越好。养鸡场的环境必须密闭，因为一通风，鸡棚的温度就变低了，就需要更多的饲料维持鸡的体温，饲料消耗就大了。他们宁愿用药，因为药的成本是最低的，所以这样的环境下鸡生病了就直接用药。另外，不能放养鸡，鸡不动有什么好处呢?鸡一动就会消耗能量，鸡不动饲料就能全部转化为肉。他们注重的就是饲料和肉的比例，至于肉健不健康，好不好吃，统统不关心。
其实加拿大很少人吃乳鸽的，因为乳鸽养殖要母鸽喂养，养殖成本高，难成工业化的养殖规模，没有财团做这一块。我能做乳鸽养殖，是由于香港移民潮带去的消费需要，所以还能在这种工业化的浪潮下赚点钱生存。
蓿银钢：经常有人觉得工业化养殖标志着现代化，也常会用集约化、规模化、技术高、经济效益好这些词语来形容它，作为有着20年亲身经验的真正有机养殖种植人，您怎么看待工业化养殖的生产模式呢?它和生态养殖有何不同?
黄老：“现代化”这三个字应该加引号，真的不是好的东西。我们经常觉得西方是人道主义的，从他们生产工厂鸡就知道，哪里有什么人道?我有一个孵蛋厂的越南朋友，他说每单生意都会多出一些鸡，这些鸡怎么处理呢?放在垃圾袋里闷死扔掉。不同品种的鸡有不同的一套系统，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肉鸡和蛋鸡就不同。比如蛋鸡，他们怎么分公母呢?为了区分，他们用基因改造，把公鸡培养成全身黄色绒毛，母鸡头顶有三道咖啡色的线，这样，在传输带上他们就能很快把公鸡捡出来，也是直接扔垃圾袋里。
曾经我从朋友那里弄来20只鸡，用放养的方式养，我养出来的这些鸡跟工厂鸡完全不同。我的鸡白天四处跑啊玩，它们是很开心的状态。而我朋友鸡棚里的工厂鸡，就像小老头一样，笨笨呆呆的，我们把大门打开，它们就待在门口不动了，赶一下也是慢慢地走。更可怕的是，我养的鸡不管多大，都有完整的羽毛和身体，但是工厂鸡，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太快了，皮的强度和韧度根本就支撑不起它们过大的身体，所以到六星期左右，大腿那里皮肤就裂开了。西方人把自己打扮得很仁慈，他们批评中国人吃狗肉不文明，但他们养狗怎么养呢?比如说，他们为了参加狗展，有一种叫洛威拿的狗种，一出生耳朵是耷拉下来的，不好看，结果他们就给这种狗的耳朵穿一条不锈钢线，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移民加拿大的这些年，让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虚伪有了深刻的认识。
黄老放养的鸡，摄于2004年4月4日
黄老的放养鸡栏，摄于2004年4月4日
蓿银钢：您怎么看待内地养殖业的发展?内地大力推动的土地流转、城镇化，会对养殖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老：盲目地推广城镇化对真正的养殖是一个打击。我的看法是，人类发展畜牧业，根本的道理是用剩余的资源来增加人类自身的营养。但是，现在我们推广的养殖业的生产方式不是这样，城镇化和现代化就是使得自然和我们人类争粮，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只是从资本效率去考虑，而不是从整个社会的人类资源思考。人类不吃的或者吃得很少的，就做肥料给猪鸡鸭来吃，剩下的东西为反过来为人类带来营养，形成良性循环，这才是人类发明畜牧业以来的最基本道理。
但是现在不是，资本为了赚钱，反过来还牺牲了人。如果这样增量的话就会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要不断增加粮食，对地力和环境等其他方面都会造成综合性的危害。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媒体还把我们原来很好的饲料宣传说是有害有毒或者不卫生的，比如，将社会有益的资源硬生生说成是社会的负担。例如，鸡是杂食的，以前养鸡，鸡都会把我们的厨余吃掉，甚至我们还从朋友的餐馆取得原来要特别处理的剩饭菜来喂鸡，这样我们的鸡和蛋味道都特别丰富;我们以前养猪也有城市的厨余等加糠，煮开了再放凉喂猪;在珠海(2012年左右)，我也亲眼看到有人收集厨余喂鱼……但这些都被西方卫生“专家”禁止，认为是禽畜病的源头。他们的说法是厨余与生活垃圾不同，会腐烂产生异味和细菌。这样一来，家禽家畜就吃不到他们在正常的食物链下营养丰富的食料，还需要额外的社会资源去处置它们。
流转的土地如果还是用来做农业生产，是好事。但是很多土地流转不是做农业上产。据一些媒体报道，现在中央还推行农业土地的资产化，这就更糟了。因为涉及到资本，在今天，资本的力量往往比政府大，中国的耕地本来就少，如果更多人不愿意去种地，那农业就完了。
我们国家那些专家们有一个很错误的数据，以美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低来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标准，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说什么我们国家农业人口比例很高，就是不文明落后的表现，这根本就脱离了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原理和需求。现在很多人不做农业，赚大把的钱，只是做一些对人类社会生产力没有帮助的东西。
蓿银钢：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来自种子，但今天的农民正逐渐丧失拥有种子的权利，像孟山都或杜邦那样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拥有基因改造技术，透过控制种子来直接影响全球的食品及农业网络，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粮食主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黄老：很悲观。国外的奶牛也都是加激素的，杂志上这些公司推销激素，通过增加产量吸引购买。除了养殖，我再说一说基改种子。现在我们吃的黄白玉米，我曾经在加拿大买过种子来种，第一年种植，结的玉米确实粒大饱满，我想留下几株长得很老后第二年来种，结果第二年要么压根没有结棒，要么长出来的也是疏疏落落。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了资本其实已经控制了种子，它要种子不能直线遗传，不能自己留种，一定要再去买，资本绑架违背了自然的发展规律。如果粮食也被这样的势力操纵，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堪忧了。
蓿银钢：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吃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近些年，越来越多城市里的年轻人乐于以“吃货”自居，各类美食综艺节目、电影电视中也不乏对美食的关注，展开了食物中所包含的传统、人情、人与自然等丰富多元的面向。在您看来，怎样的农业才是真正能让人民大众吃得好的农业?
黄老：我自己吧，每次听到这就觉得忧心。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的个别人很幸运，他们可以选择，那大部分人怎么选?那大部分人也需要机会去选择。
其实要解决这个，不但是在农村，整个社会要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去解决实质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说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是有钱，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钱放在需要的地方。如果农业我们能够大力投入，国家组织够健康，农民就有能力通过种地发家致富，小农不用药不用化肥也能把果子卖出去，有机养殖能在社会普及。
蓿银钢：结合您亲历的或是知道的成功的生态农业的案例，请简要谈谈真正生态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环境的正态发展关系是怎样的?在各个环节分别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黄老：我的看法是，养殖要回到初心，养殖业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行业，现在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很大的行业，而是作为我们人类取得营养的辅助，就是说尽量用我们人类剩余的资源去供给。但是现在的工业化养殖是纯粹从经济效益出发，成为一个需要环境生态去付出代价的行业。
如果可能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打压和妖魔化一些原来好的有机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呢?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有个梅州的朋友，在山沟沟里种柚子，他自己是不想用化肥的，同时他也养猪，他建了一个三级循环装置，有沉淀池、化粪池和发酵池，用猪的粪便来为柚子树施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自然界循环，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但是他说这一旦被政府发现就毁了，那些专家根本不懂的，他们说这是不达到卫生健康标准的做法。化肥是看起来很干净，却是最毒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挺大的问题，除了自己要做好，还有抗拒资本对我们的丑化，要让没有这个觉悟的人知道，这些才是好东西，那些不是好东西。这个是很难的。第一步是意识层面的，但也是要行动，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资本，它能引诱和控制传媒，所以一走资本主义，很多东西就被资本绑架了，一旦这样就很难脱离出来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
结 语
本文是对黄老访谈的整理。既带着新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实践的烙印，也有对当下社会的透视;不仅亲历下乡和由此培养出的与农民的情感，而且还拥有加拿大养殖生产的实践。黄老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农业生产的议题也有了基于充分实践后的观感。通过这次访谈，三位志愿者也有了自己的收获——
侯银：食物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产品。以养殖业为例，如果任由“无形的手”对养殖生产进行调控，不仅会直接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更会使人民丧失选择吃不吃肉、选择吃什么肉的权利。让人民重新掌握食品生产的所有权和决定权是必要的、是紧迫的！
苜蓿：访谈前，自己抱有的预期是得到更多关于工业化养殖的知识，但访谈完成后，自己收获的远不止这些。作为亲历者，黄老的感受是那么深刻真切，也正是这些饱满的实践的基底，才使得他能够跳脱出“围城”，得出理性的判断。
侯钢：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在食品和日用品的生产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者真正在乎产品的品质，要生产对“社会”负责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者根本上是“自私自利”的，关注的是资本的扩张，嘴上说着“顾客是上帝”，其实是糊弄人们好使他发财，“上帝”们看不见的地方多着呢，他们就为所欲为。具体到养殖业中，工厂化养殖出来的“鸡”是不是“鸡”，对“社会”有什么负面影响，黑心资本家们一概是不管的。他们脑子里没有对“社会”负责这根弦，这正是资本对他们的熏染。
—END—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