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8日报道，北京市新版《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以及配套使用的《北京市房屋出租经纪服务合同》和《北京市房屋承租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已于当日正式发布实施。
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合同增加了禁止违法群租的相关要求，强调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等内容。
纵观合同文本，虽然部分条款更加合理(如租期内不得单方面涨价，同等条件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权)，但整体上仍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执行此等规定的结果，更可能是劳民伤财，结果只是把群租房的房东与房客逼入地下，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打游击。
如果条件允许，没人愿意住群租房。群租房对租户而言，要么是一个过渡，要么是不得已的选择。为什么要群租呢?因为租一套、哪怕只是一间卧室，其价格对一般工薪阶层都是很高的。比如即便相对便宜北京东五环外定福庄地区(距市中心约10公里)的一套一居室，整租要4400元/月，即使与人合租也便宜不了多少。
而大家的承受力是多少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61元(城镇居民67990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城镇居民39251元)，中位数24336元(城镇居民36413元)。按最高的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5196.75元。
支出方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城镇居民26112元)，其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4647元(折合每月387.25元)，增长13.1%，占全部支出总量的23.4%。不仅占比较高，而且增长迅速。而且这是包含了农村居民的平均数，城镇居民对居住支出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白领更是把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交房租了，北京与上海的房租收入比在51%左右，甚至更是高达59.2%。
进入城市(包括向大城市聚集)就代表了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所以房租这笔支出是免不了的。
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房租，另一方面是有限的收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结果就是要么压缩其他开支多付房租，要么就是搬到更远更不方便的地方，要么就是忍受群租房相对恶劣的居住环境。
但群租房面临身份不合法的问题。早在2013年7月，北京市《关于公布北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明确规定，禁止群租，每个房间最多住2人。
不过一纸文件显然拦不住旺盛的需求，穷则思变，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按下葫芦起了瓢，尽管时刻面临被查的风险，但群租房的生命力就像野草一样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以下是一位群租房租户的描述：“为躲避监管，群租房里的朋友上班之后，房东会将客厅和卧室里的弹簧床收起，等到夜幕降临，租户回来时，再将床铺满客厅和走廊过道。并且房东会特意叮嘱租户，在家时即便有人敲门也不要轻易开门，整个过程堪比打游击”。
群租房的存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行政监管既无法禁绝群租房，也会使执法成本飙升，更会同时招致房东和租户的反对，加剧矛盾。
进一步地，对住房市场长期以来供不应求的现状视而不见，不从增加供给改善供求关系入手，反倒是以行政手段管制所谓的“乱象”，这难道就能抑制价格吗?就能让更多人改善居住环境吗?不可能的，这只是缘木求鱼、掩耳盗铃，典型的“管不住温度，就管温度计”。
高房价、高房租正在把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赶出”北京，这无疑会伤害到城市眼下和更长久的竞争力。比如媒体报道应届大学毕业生普遍感到租房压力大，他们对租金敏感度高，在现实的压力下超过八成人表示会选择合租。很多群租房租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法承担更贵的房租，不少人表示想在城市打拼几年积攒一些钱和经验后回乡发展。
即便他们最终选择留在了大城市，但高额的房租已经成了财富二次分配的一把利刃，将最有消费欲望的年轻群体的消费能力切走了很大一块，年轻人想消费但囊中羞涩，房东一本万利却带动不了多少消费，这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向以内需为主的一个巨大阻力，对中国从全球最大工厂转变为全球最大市场具有十足的危害性。
行政管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
归根结底，堵不如疏，这是远古圣王早就告诉我们的经验。要破解高房价高房租，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增加土地供应，当购房者和租户有了更多的选择，价格自然炒不起来。
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其中通过高房价向居民收取的“隐性税”功不可没。不过接下来如果延续这种模式，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小，而高房价带来的贫富差距、阶层流动性冻结等副作用却会越来越大。改革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
诚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的，房价不能大跌也是维持金融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但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停下改革脚步的理由。尤其在这个全球化停顿的历史时刻，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越来越接近瓶颈，而且还面临某些国家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贸易战压力。
越是在这种艰难时刻，我们越是应该坚持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因为只有让中国的国内市场发达健全，才能在对抗外部压力时更有底气，不惧讹诈。
总结一下，小修小补的管制手段不仅成本高效果差，而且治标不治本。现在中国需要加速调整经济产业结构，而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土地供应模式，逐步加大土地供应力度，让居民收入增长超过房价与房租的涨幅，减缓居住支出的压力和痛苦，让居民更有能力消费。这不仅能提振内需，更是中国面对外部压力的终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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