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一场疫情的爆发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也在家乡感受着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控中治理和动员。
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我回家的几天内周围对武汉肺炎并没有太多关注，家乡城区和乡镇的商业活动一如既往，公交车上、各大商场内人潮拥挤，洋溢着过节的热闹气氛。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的传播后，新冠肺炎的讨论逐渐增多。最容易接触到大量网络信息的年轻人开始督促父母购买口罩，减少拜年走访，但此时，中老年群体重视程度还不高。1月23日一早醒来，便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这成为疫情严重的关键信号。父母一辈的人之前还觉得走访亲戚无关紧要，现在已经略有犹豫。尽管如此，或许基于村庄人群的分散和相对固定，大家对接触到武汉反乡人员可能性预判不大，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做防护的人寥寥无几。
大年初一，人们的防控意识和行动开始转变。不同省市相继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引起警惕，密集而迅速更新的电视新闻报道牵动着大家的心，更重要的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防控工作的全面展开。山东省政府于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让很多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而村委会的基层工作是动员村民共同防控的直接动力。
一是从乡镇政府到村委会进行宣传工作。大年三十村委会向每家每户发放疫情防护宣传单，内容包括请武汉返乡人员及时主动上报;提醒大家勤洗手、不吃野味，减少出门等。不过尚未有出门戴口罩的内容，感觉上防护措施还较为“宽松”。接下来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疫情防护宣传车不断在公路上进行巡逻，宣传疫情现状和防护措施;村内大喇叭也开始播报宣传;线下村委干部和村医看到人群聚集时也提醒大家戴口罩、不要聚集和出门。宣传的措施内容也逐渐严格，在更新的防控工作宣传单中，再次强调不戴口罩不去公共场所，增加了“红事一律不办、白事一律简办”等。
尽管有些措施，比如宣传单发放，不能使得识字水平有限的老年人获得清晰完整的信息，但也不乏效果：一方面这些措施自身就是信号，提醒大家疫情严重，共同防控是每个村民的一种责任，引起中老年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多方面的宣传措施与村庄的社会网络融合共同发挥作用，村干部线下的提醒和监督工作，家庭和家族内部的互相提醒，亲属之间疫情信息的共享，在村庄这一熟人社会中促进了防护措施的传播。
在不断的宣传工作下，人们拜年串门，亲戚走访急剧减少，多数人宅居在家，偶有出门遛弯打牌娱乐的村们也被村干部劝返，戴口罩从年前的不好意思到年后的习以为常和自觉自愿，家人们互相提醒勤洗手，个人防疫全面打响。
二是封闭交通和村庄。1月28日初四市长运公交和市内公交开始停运，进一步减少了人口流动。村庄于1月26日初二逐步开始封闭，村委干部开始在村庄的几个路口设置简易路障，禁止外地车辆进入，劝阻村内人员外出。对于这一措施，村民们也大都配合。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的封闭，村干部对于熟悉人士，在明确其未接触过武汉返乡人员后还是同意其进入，在平衡封闭要求和安全性中发挥了一定的灵活性，这或许也避免了人们之间矛盾和冲突。本村的封村措施较为温和恰当，但不同地方的封村执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有村庄通过挖掘机将路挖断或者进行堆土阻挡来硬核封村，造成救护车辆难以出入，妨碍了必要的交通需求，忽视了紧急情况的处理。
三是排查武汉返乡人员。年前，我所在的村庄已经开始统计武汉返乡人员的回乡日期、车次、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村医开始进行体温监测。据居住在市内其他地方从武汉返回同学的询问，1月20日村委登记其返乡日期，并没有测量体温等行动;直到1月27日，村委开始要求每日测量体温并上报，此时距其返乡已超过了14天，继而镇政府电话来访回乡时间。据此同学描述，年后还有十几位村委和村医人员“全副武装”来探访，自己在家院子里时也要戴口罩。从信息统计、体温检测和隔离过程来看，村庄的疫情防护工作开展较晚，在武汉返乡人员回乡的最初14天内防控欠缺。
在信息统计和排查过程中，县区内所有武汉返乡人员姓名、所乘车次、身份证、具体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等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在微信群中不断传播。对于其他群众来说，了解返乡人员的分布和活动路线有助于在明确当地疫情现状的基础上减少恐慌，做好防护工作。但对武汉返乡人员来说，却承受着信息泄露的风险，一位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表示“感觉有些工作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工作太过粗暴，自己的信息和权利受到漠视”。一方面，面临传染性疾病时，对潜在传染源和行动路线信息的及时公开十分必要，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防控意识，互相监督和提醒，从而合理地安排防控工作;另一方面，信息公开需要重视方式方法，不可忽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以减少矛盾，例如在返乡人员的分布信息公开的行动中，完全可以通过选取关键信息，例如社区地址、所乘车次来进行公布。
除了信息公布不当，我还了解到其他排查和隔离措施，例如在返乡人员的大门口拉上横幅，门口贴温馨提示。这能直观而迅速地做到宣传告知，在紧急情况下尚可理解，但新闻中将家门用木头密封的做法令人费解和不满。对病毒未知的恐惧，人们之间不信任和恐慌心理，促使产生了对武汉和湖北回乡人员的非理性行为。隔离是必要的，但在隔离措施的落实细节中还需注重平衡有效性和人性化，避免社会恐慌心态的加重和非道德非理性行为的出现。
疫情防控下的群众参与
网络使用的普及为村民群众参与疫情信息的分享提供了平台和渠道，成为重要的宣传窗口和参与渠道。村庄的微信群以中年人为主，在疫情逐渐严重的时候，人们纷纷分享疫情现状、防护措施、不同地区的防控政策、辟谣信息，还包括有关疫情的文艺作品。首先，人们通过信息的分享和交流中传播防疫知识，提高防疫的意识和责任感。同时，其他地区防护措施的网络传播也为本村工作的开展和施行提供借鉴，有助于人们对防护工作的接受和支持。除此之外，人们在微信群形成的集体联系中也形成了共同应对疫情的氛围，缓解了大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虽然微信群也存在谣言传播，诸如飞机喷洒消毒水、某些地区发现确诊病例，但据我观察，辟谣信息和权威报道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分享和信息的及时更新抑制了谣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另外，村民群众也参与得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主导下的线下防控工作中。我所在村庄共有七八名村干部，人数有限，为分担干部的执勤压力，村委干动员村民群众自觉自愿报名参与到封村的执勤工作。截止目前，三十多位村民报名参加志愿者，排班轮流每天到村口执勤。还有村民为志愿者们捐赠食物、生活用品、消毒液等表示支持和感谢。抗击疫情成为集体的共同目标，人们思考着“我能做什么”。由此，村民群众的力量得到动员，在自觉参与和互助合作中促进疫情防控持续有序地进行。
祭祀是村庄的传统，在面临疫情时，少数六七十岁的老年女性也通过祈福活动为家庭和村庄的安全做出努力，祈求地方神的庇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家乡的民间信仰仪式和参与的群体规模在缩小，但不可否认其对于增强人们应对危机的信心，减轻焦虑和恐慌的社会心理发挥着积极作用，也推动更多人参与到防控中。
从疫情防控情形来看，在疫情指令下达后，我所在村庄的基层组织的运作效率较高。在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下，群众参与防控被调动起来，两者相互配合，促进防控工作有序稳定进行。加上市内没有确诊病例，恰逢过年有充足的食物储备，乡镇商店还部分营业，武汉返乡人员较少，村庄也算是平静安稳。
这场无硝烟的战役仍在继续，无数的人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力抗击疫情，在人民群众力量的汇聚中，胜利终将到来。而我们也要牢记苦难中的牺牲，牢记在这场艰辛斗争中涌现的种种问题，在不断反思中推动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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