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杨程雪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导读]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2020年，也是中国向世界承诺消灭绝对贫困的收官之年，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节点。而减贫正是实现全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从贫困问题与反贫困运动的角度，回溯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与初心。指出，贫困问题是引发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危机最为重要的动因，是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完成这一艰巨使命的有效路径。2012年以来，扶贫之所以成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中心工作，是因为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革命党领导下的国家仍面临革命使命——消除贫困，且这一使命日益复杂难解。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轨道的话;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是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挑战。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根本上来说，是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力图保持其革命性质的具体行动的思想准备。不仅如此，在治理手段和策略层面，近年来的“脱贫攻坚战”也表现出另类革命实践的特征。因为在后革命时代，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很难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解决革命议程中未完成的任务，就很难依靠常规化的国家治理模式来落实。认为，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开始，贫困依然是困扰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目标的重要问题。脱贫攻坚战总要结束，但那些具有另类型革命特点的举措将何去何从，值得继续观察。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6月刊，仅代表观点，供诸君思考。
脱贫攻坚：
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脱贫运动
激进革命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革命成为一种珍藏的记忆。在全球化扩张的时代，革命党治理下的国家依然面临未完成的革命使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期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种修辞性的提醒，而是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力图保持其革命性质的具体行动的思想准备。贫困，就是这个行动的先行场域。
自2012年以来，扶贫上升为由党的总书记亲自负责的全党全社会的中心工作，从科层技术治理角度开始的精准扶贫发展到制度治理创新的脱贫攻坚，从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工作扩展到全国上下的“脱贫运动”。显然，扶贫超越了扶贫本身，被赋予了新时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新内涵。我们看到，在脱贫攻坚中，贫困被寓意为“敌人”，扶贫被寓意为“战场”，脱贫行动被寓意为“攻坚战”，大批青年干部被派往扶贫的“战场”，生命的极致性付出被弘扬为“战场牺牲的英雄”，扶贫工作会成了向贫困的宣战会，脱贫的总结表扬会成了“战役”胜利的庆祝会……脱贫攻坚的战场充满了“革命”话语。革命化语言和标语也让扶贫这一社会问题产生了神圣感和宏大的仪式感。这一“革命化”现象，说明“扶贫”不是简单的“脱贫群众运动”，也不只是后革命时代社会动员的需要，而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理念的日益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政治回应和象征性暗示。换句话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后革命时代针对如何把握社会利益分配这个全球性难题上向革命本质议程的某种回归，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阶段力图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巩固“初心”和“使命”的先行实践。
用革命色彩衬托的扶贫当然是隐喻性的。阶级敌人不再存在，自当需要告别革命;但革命当初誓言要彻底消除的贫困依然存在，革命的“敌人”自然存在。因此，革命的本质任务仍未完成。在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其掌握的政治和体制资源超越现有科层技术和社会利益群体的束缚，对扶贫的社会经济资源展开重新分配，动员资源的力度和强度几乎达到了历史之最。中国共产党通过其领导的国家体制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展现出相比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国家能力的根本性提升，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既能发动面向市场的改革，同时也有能力矫正发展差异的强大体制优势。脱贫攻坚的实践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社会发展行动的范畴，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外溢。但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后这场极为少见的大规模的民生实践，却很少有从贫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的关系角度展开的讨论。
近年来，在党史界对于革命主题的传统关注以外，社会学家提出了“把革命带回来”的学术倡议。思想界和社会学科界似乎正在为从“革命”的发生逻辑出发，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文明和现代中国的思想变局这样的宏大叙事做学术准备。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形态”的脱贫攻坚实践，为研究中国党政国家的机制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塑造新的政治传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并非对革命和后革命的含义展开学术讨论，也不是对脱贫攻坚展开评价，而是旨在借用“革命”和“后革命”的表述，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的变革逻辑上，讨论这场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民生运动的意义。
▍贫困：一条穿越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主线
革命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表述。革命几乎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段最主要的标志。与中国历史上江山异姓、改朝换代的“革命”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发生的革命开始脱离朝代更迭的传统模式，逐渐开始与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西方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相联系。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进入一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主要是因为清王朝统治体制之内已经不存在应付外强内乱的可能，体制外的倒逼机制自然形成，这就是地方势力(中下层官绅和民族资产阶级)、民间社会(会党和新知识界)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新军)的自下而上、内外呼吁的造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的体制外造反力量与晚清之前改朝换代的造反力量，在构成、思想资源及行动样板模式上都完全不同。
尽管有学者从儒学的自我批判、阐释和修订机制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晚清以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延续和本土现代性的结果。但是，19世纪中叶国门逐渐开放后，中国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应对性”的变革动力的观点并非完全来自推演。当清王朝几百年统治走向没落之时，欲取而代之的反抗者不再是那些重复历史轨迹的传统变革力量，而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之落后根源与制度的革命者。如果说民不聊生是中国历代朝代更替或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的话，那么清王朝统治的危机也不例外;但与历史上的造反者不同的是，清末革命者的主张是通过与西方的对话和反思后获得的，是中国历史上继宗教文化的学习之后，又一次系统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全面反思性学习。
贫困问题是引发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危机最为重要的动因，是穿越不同革命阶段的重要线索。1904年光绪发布的一道圣旨中指出“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光绪皇帝虽然认识到了中国民力已极凋敝，也就是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是他无法认识到清王朝的体制和机制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从而缓解贫困的现实，而革命者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通过实现现代化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严复认为贫困是中国的大患：“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严复不仅将贫困提到了中国所有问题之核心的地位，同时提出路矿扶贫(可以认为是“要想富先修路”思想的来源)、教育扶贫、综合扶贫与小农经济扶贫的一系列扶贫主张。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也是建立在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上，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贫困形成的原因。他在1924年出版的《民生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以民生为重心”的三民主义的治国方略，力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通过推动现代化实现中国富强并消除贫困，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的一致主张，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实践并未使国家步入摆脱贫困的轨迹。对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民间社会和市场极不发达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发生。先由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重新建构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型国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是正如罗荣渠指出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清王朝解体后并未建立起一个现代型国家。国民党虽然在民国的国家建设中试图通过以党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克服辛亥革命之后多元地方权力中心导致的现代型国家建设的障碍，但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依然是一个由多元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左右的联合体，其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与中国乡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国民党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威，无法有效动员社会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旨在解决的贫困和工业化问题，在民国时期没有取得进展，国民党的党治统治因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将改造贫穷之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作为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初期与国民党联合的基础，也在于国民党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国民党的有机构成决定了国民革命不可能动摇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而解决中国的贫困和现代化的问题，又需要一个依靠社会大多数人(也就是农民)的政治力量的政治权威。很显然，这个权威的建立需要采取激进主义的手段重构中国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消除贫困和现代化的任务也就从改良主义的路径转移到革命的方式。地主、资本家和封建割据势力以及帝国主义，被认为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因而被确定为革命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性质上依然在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即反帝反封建);但在范畴上，这一革命已经被纳入共产主义革命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背景。中国近代的三大革命实践是在中国传统德治秩序崩溃、民族存亡危机逼近以及现代化迟缓的背景下发生的，脱贫与现代化虽然是中国近代不同形态革命的共同诉求，也是联结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纽带，但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这一问题的解决才出现希望。
▍解决贫困：中国共产党政治议程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最大分歧不在于中国是否贫困落后，而在于如何解决贫困和落后。虽然人们对于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剥削与封建帝国腐朽落后的观点可能持有异议——比如奥斯特哈默在《中国与世界社会》一书中的讨论。但显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个观点。关注中国革命的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大多从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政党建设以及群众路线等方面，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动员和取得政权的机制;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谋求政权的动机，在于通过激烈的革命形式重构能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含义。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间社会缺乏有效推进工业化的自组织力量。中国的工业化既然不能通过民间社会自发组织，那么国家出场，运用国家力量和国家方式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重视国家的理由是一致的。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在于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即国民政府，无力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承担起推动工业化的任务，国家的重建最后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下实现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合法性在于能够完成国家的建设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就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他还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性特点及其在扶贫与工业化方面始终如一的追求，也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动改革开放的内在机制。这一点有别于工业化阶段西方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议程。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展开革命斗争的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广义的扶贫实践。这些实践带有“后革命化”国家常规制度建设的色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初衷。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展开的土地改革、教育、医疗和最低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工作等，与当前正在展开的脱贫攻坚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极为相似。
其一，这种相似突出地表现在围绕边区经济落后问题所展开的经济开发、制度调节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呈现了当代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的雏形。首先，在边区的经济工作中将农业生产确定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其次，在边区实行累进税制，除了赤贫者免税外，一切阶级均需要按照累进原则向政府交税，同时实行减租减息;再次，建立负责社会救助的专门机构，拨出专款用于救助灾荒，安置难民。
其二，在苏区发展教育。这一措施类似今天的教育扶贫。到1934年1月，苏区各乡全部办了小学，对所有的小孩都实行了免费教育。在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苏区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扫除文盲。例如，兴国县共办夜校1900所，35岁以下不识字者均上夜校，其中女性学员占到69%。在开辟中央苏区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不论性别、地位、身份，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规定：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所能进行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这个大纲中提到的工农劳苦民众免费普及教育等条款，今天看属于典型的教育扶贫范畴。
其三，中国共产党还在中央苏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成立劳动人民委员会，下辖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和社会保障局;各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都设立相应的机构，主要进行因战争和灾荒而产生的难民的救助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苏区还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民间互济会。党不仅领导政权组织，同时也有领导民间组织的传统。这一传统从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治理实践中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针对中央苏区的民生工作，毛泽东强调，不遗漏一个人，不失落一个人，平等地对待和尊重所有的人，特别是妇女、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这些提法与今天脱贫攻坚战所要求的不落下一个人是一致的。
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造成贫困的基本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上述障碍逐渐被清除，但乡村贫困的基本面貌并没有改变。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说，中国现在还很穷，要想中国富起来，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毛泽东在1975年会见泰国总理克里·巴莫时，还说“共产党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贫穷”。这些思想反映了贫困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议程中的地位。
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了系统的社会改造，目的还是消除贫困。作为一个继承了革命传统的革命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同时，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改造小农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推动了互助合作和合作化。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社会改造，推进了包括农田、水利、交通、教育、卫生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78年之后，中国实施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他指出，我们不是要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消除贫困。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并继而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除贫困”。邓小平的思想明确了现代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也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开始面临现代化、贫困、农业、工业化等一系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问题。虽然毛泽东认识到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以后，现代化不会马上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实施的生产关系变革，并没有能够大规模减少贫困，“大跃进”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展开的革命议程，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改革开放告别了理想主义，回归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上，解决了一个普遍贫困的农业社会如何走向富裕的道路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始终强调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还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开辟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通过经济增长推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的机制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系统地关注贫困问题，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实施了“三西”地区的扶贫开发以及“八七扶贫攻坚”等一系列扶贫行动，但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贫困群体脱贫越来越难。很显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重大挑战。
从中国历史来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长期迟缓，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民间力量形成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国家政治权威脆弱，无力推动国家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力量，从而在体制上具备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和行政能力，避免了朝代更替的循环，将改造中国社会的进程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但是，在后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调节和分配问题。
▍脱贫攻坚：另类的革命实践
在某种程度上讲，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力图借助自身体制优势协调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念的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习近平在针对扶贫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中，反复强调“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是论述贫困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轨道的话;那么，在进入现代化轨道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挑战。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后革命时代的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执政党无法应用革命手段进行社会利益分配。同时，规范的科层技术治理机制也无力调节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贫困问题依然是结构性的。因此，对利益格局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既基于现有体制，同时又需要超越现有机制，这就造成了某种“革命”形态举措的回归。这些举措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利益和其成员个人利益在内的利益格局的调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是能否解决中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在即将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最后阶段实施精准扶贫，并将精准扶贫推向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政治考量。从科层技术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演化为大规模的“运动式脱贫”，并非“大跃进式”的大众非理性运动，而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所熟悉的大众动员和凝聚共识的社会行动，是后革命时代在“革命”的象征符号的鼓舞下解决继续革命问题的实验。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会逐渐淡化;对客观存在的贫困进行反复渲染和广泛动员，正是旨在强化全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初心”理念的记忆。从为适应经济增长而采用的党政分开，到需要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失序而回归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级书记挂帅、总书记亲自领导的脱贫攻坚战的政治寓意，正在于通过扶贫这样一个“道德战”重新建立起能应付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的新的政治权威。从这点可以看出，脱贫攻坚在领导体制上的创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扶贫工作本身的领导。
具体而言，为解决农村现有绝对贫困群体如何脱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大量非科层技术理性的举措，打破了已有行政和技术规范的制约，使得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议程超越了行政技术的理性程序：如集中资源投向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将扶贫工作比喻为脱贫攻坚战，在解决易地搬迁等问题上实行挂牌督战等。不仅如此，在脱贫攻坚战中，还出台了许多基于市场同时又是逆市场化机制的举措，如消费扶贫、扶贫车间、“万企帮万村”等。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短期性和不计成本的行动，背后隐含了政治议程压倒技术理性的含义。与此同时，将脱贫攻坚最终的胜利以及取得胜利的质量，放置在监督和衡量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上，重置了公平和效益的议程优先性。在后革命时代解决革命议程中未完成的任务，很难依托已有的规范性国家治理框架来落实，因为追求经济现代化很难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中国共产党有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又警示了中国共产党需要确保体制秩序稳定。因此，脱贫攻坚的很多超常规政策的含义，隐含了另类型革命的实践形态。
▍结语
本文使用“后革命”时代，并非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去革命化，也非主张任何革命行动的继续。中国共产党将现在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为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部分生产关系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激进的革命实践自然也缺乏合法性。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张力会长期存在。如何完成革命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绝对贫困的解决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开始，贫困依然是困扰中国共产党实现百年目标的重要问题。脱贫攻坚战总要结束，但那些具有另类型革命特点的举措，是随着胜利进入纪念馆还是作为新政治传统的不动产，则值得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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