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名学生只剩下四十多人——这是新冠疫情对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最直接的影响。
疫情的阴霾久久未散，同心实验学校(以下称“同心学校”)前途未卜，至今仍然没有开学的准确时间。这对于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一边是饱受“神兽”牵绊无法谋生的家长，一边是等待学费续命的学校，都因疫情而进退失据。
因疫生变
教室桌椅整齐摆放，桌椅板凳明显有些年头了，墙壁和后面的黑板报上随处可见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小提示，以及垃圾分类的各种知识。静悄悄的校园里，偶尔只有教职工的子女出没。
同心学校位于北京著名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距北京市中心约20公里。6月8日开始，北京市小学低年级陆续返校，而同心学校的家长迟迟没有接到返校通知。
抓狂而又忧心忡忡的家长多次咨询校方，得到的答案一直是：“等教委通知。”
同心学校校长沈金花告诉《中国慈善家》，打工子弟学校招生的峰值出现在2005年和2012年。“2005年，是因为北京奥运会需要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来建设场馆及配套设施;2012年，则是因为北京4环内大量拆迁，使得许多外来人员来到了郊区。”
2012年的下半年，同心学校的生源数量达到了顶峰，学校招收了将近900名学生。此后，在校学生人数开始回落。直到去年年底，整个学校，包括小学和幼儿园，总共只有213名学生的规模。
据了解，在同心学校，还有部分“特殊儿童”，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以及罹患罕见病的儿童。对于这些特殊儿童，同心学校的收费标准和其他普通学生一样。而在专门招收“特殊儿童”的特殊学校里，收费标准要高得多，有些孩子的家庭根本无力承但每月数千元的学杂费支出，于是就把孩子送到收费相对较低的同心学校里来——在同心学校，一学期的学杂费加起来大约2800元左右。
“当然，我们也会对这样的特殊儿童进行评估，如果会对其他的孩子造成影响，或者随时会有突然的危险的，我们也不会收。”沈金花说。
对于在北京的务工人员来说，大部分人都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同心学校也扮演了“托儿所”的角色。早上6点，就有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晚上七八点钟才来接;有时候，有些家长临时没做完手头上的工作，甚至会让孩子在学校里过夜。
年初暴发的疫情让同心学校陷入了充满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今年春节期间，学校开始统计年后能返校的学生数量。当时的返校意愿显示，小学为140名学生，幼儿园有40名。彼时，已经有三十多名学生家长改变了计划，打算让孩子留在老家上学。
“很多家长觉得回到北京没有工作，路途上也不安全，而且回到北京之后还要隔离14天，权衡各种因素后决定先在老家待一段时间，看后续疫情发展的情况再说。这里面，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要看他们在北京是否有工作的机会。”沈金花说。
疫情期间，同心学校也开设了网课，但只有95名学生正常在线上上课。
6月8日，教室里玩手机的孩子。摄影/本刊记者 温如军
直到5月份，不少地方城市小学已经陆续开学，而北京还没有对外公布开学时间，家长心里实在没底，又有部分家长决定让孩子在老家上学。
直到6月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北京小学高年级开学的日子，即6月8日，彼时，不少家长在微信群里询问同心学校开学时间。学校告诉家长，需要等教委的排期，进行评估检查，通过后才能开学，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最终能不能开学真是个问题。” 不少家长因此对学校的未来不再看好。这时，又有一些学生退出。至此，只有83名学生明确表示，开学后仍继续在同心学校就读。
显然，遥遥无期的开学时间导致生源骤减，这对学校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6月7日下午，同心学校从所在地村委会处得到通知：将于第二天对该校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多达一百多项，包括学校制度、落实情况、演练记录、卫生状况，等等。
为了应对检查，校方一阵忙乎，当晚有人刷厕所，有人完善规章制度，有人规整教具，教职员工一直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6月8日，在对同心学校进行检查后，朝阳区教委指出了不少问题。教委还告知学校负责人，包括教委在内的七部门将汇总整改方案，学校需要按照方案完成整改再反馈给教委，完成整改后才能开学。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长期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并主编了2019年的流动儿童蓝皮书。她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对打工子弟学校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设定过于苛刻的开学条件。她还呼吁，在疫情当下的特殊时期，针对无法入学的流动儿童，社会组织应该开展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救助项目。
世事难料。对于北京其他公立学校家长来说，“神兽”刚有归笼消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再次被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搅乱了分寸。突如其来的新一波疫情，让北京学生的开学前景更是没了定数。而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这可谓是雪上加霜。“下学期小学部2~6年级总共应该也就五六十人吧，实际秋季开学后可能会更少。”沈金花在7月16日告诉记者，又有一些家长耗不住了，计划去浙江、江苏一带寻求发展。
刘女士是一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一个女儿。她原先在昌平区当保姆，与上家雇主结束劳务关系后，迟迟没有找到工作，于是选择来到皮村。这里的房租相对便宜，每月支出850元就可以在村里租一间房，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
除了房租便宜，刘女士搬到皮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同心学校。几乎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女儿就可以在这里上小学，一学期2800元的学杂费也在她承受范围之内。让刘女士感到十分贴心的是，今年上半年报名时，由于受疫情影响她还没有找到工作，学校同意她缓交学费。
对于王先生来说，送孩子到同心学校上学是出于最现实的考虑：接送方便。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打拼，13岁的儿子在身边让他们心里感到踏实。他们的工作是在工地上开叉车，如今工地复工后，他们只能让儿子白天一个人待在家里。
在他们的计划中，等儿子小学毕业后，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就送到内蒙古老家上学。然而，现实如此，如果学校一直不开学，他们只能另做打算了。
许可证之难
同心学校已有15年的办学历史，学生从最多时的九百多人到目前的数十人，始终就没有拿到办学许可证，甚至几次面临关停的困境，而每一次，都是家长和学校教职工给有关部门联名写信，最终才得以保全。
根据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类似这样学校在北京还有九十多所，在校学生约四万多人。和同心学校一样，它们中有不少属于“无证经营”，随时面临被关停的风险。
打工子弟学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产物，其性质属于民办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学许可证是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资质的证明。
2005年10月，北京市教委印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根据该文件，将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采取“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这基本确定了其后十年北京的管理思路。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就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拿到了办学许可证。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同心学校错过了这一次机会。2006年以后，北京市没有再给打工子弟学校发放过许可证，全北京市拥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定格在63所。
6月8日，同心学校门口设有检测签到处。摄影/本刊记者 温如军
事实上，获得许可证的63所学校也不一定达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标准》规定的门槛。按照这个标准，学校需要有200米的跑道，校舍要能够抗8级地震——这些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很难做到。
“光说拥有200米跑道的操场，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有地方，即便有合适的地方愿意租给你，租金也承受不起。”沈金花说，办学的成本一旦提高，没有财政补贴，无疑就会转接到学生身上，“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这种学校存在的意义了”。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关停了24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1.4万名学生。
2012年，同心学校和朝阳区其他3所未经审批的学校也接到了关停通知，同心学校在与朝阳区教委、金盏乡政府沟通的同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数位教育专家甚至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呼吁保留同心实验学校。
“不管是老师还是志愿者，我们坚持把这个学校做下去其实是出于一种情怀，是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这一社会问题的情怀。”沈金花说。
2005年7月，同心实验学校成立之初，当时正在中华女子学院念大四的沈金花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学校的建设。一年后，她留了下来，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一干就是15年。
沈金花对“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名称有着强烈的感情，“打工子弟学校明确了学校的就读人群、所在的阶层、经济状况，实际上就是流动儿童学校。”
2018年6月，北京市教委发布了修改后的《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建设部分-试行)，这是自2005年以来，北京市首次修订该标准。新标准统一了城乡学校硬件指标，明确将设有足球场纳入了办学的硬性标准。显然，标准较之前版本更高了。
因此，即使2005年幸运获得办学许可证的那些学校，也不是一直“高枕无忧”，办学许可证均有有效期限，证件到期后，延续行政许可也是个问题。
“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北京同类小学还剩九十多所，学生规模约4万人，其中，属于“无证办学”的至少有24所。
该公益组织和北京大多数类似的学校合作过，其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同心学校在同类学校中，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不算最差的。
今年6月8日，朝阳区教委在对同心学校检查过程中，主动询问校方，“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申请办证?”
“想过，我们也试过，但办证的条件也太高了。”同心学校相关负责人这样回答。
财务困境
同心学校学生的家长多数为在外务工人员，包括装修工人、保洁员、保姆等，收入都不高。该校的学费为一学期2800元。如果家里有多个孩子读书还会免掉餐费;如果家里经济困难还可以缓交或申请减免。正是因为这样，家长对同心学校有极高的认同感。
同心学校在今年4月做过调查，受疫情影响，当时有一半以上的家长还没有复工，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入，但学校的房租和生活费需要正常开支，于是，学校向参加线上上课的学生每月收200元学费。
但这基本上还是杯水车薪，财务还是面临很大缺口。
据沈金花介绍，去年学校有213名学生，这一年的收入和运营成本基本持平。其中，主要的运营成本包括房租、教职工工资、伙食、水电等。
面对经费方面的缺口，学校一般会面向社会筹款，但效果并不好。目前，校方寄希望于开学后，家长也能复工，收齐学费就能解燃眉之急。
疫情期间，学校给教师每人每月发放2000元生活补贴，承诺等开学学费到位后再给教师补齐工资。
“熬过下半年，甚至到明年疫情完全结束，经济开始复苏，这些家长一定还会把孩子送回来。”沈金花比较乐观，在她看来，家长总是要出来打工，在老家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而对于孩子来说，和父母在一起肯定会利于他们成长，总比把孩子变成留守儿童强;而且这些孩子大部分本来就出生在北京，对北京的环境更熟悉，并不愿意回到老家上学。
同心学校校长沈金花。
“我要在北京上学，可以经常去天安门、去科技馆、去动物园，这些在我们老家都没有。”同心学校六年级学生小亮告诉《中国慈善家》。
另一名四年级的学生在旁边插话：“我才不去老家上学呢，我的好朋友都在北京。”“现在的大人对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期待，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有保证的前提下，家长很在乎孩子的幸福感，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沈金花说。
面对难以为继的现状，沈金花表示将尝试向社区未来学习中心转型。“设计师问我，是着眼于建设未来的学习中心还是构筑社区的未来，我很认真地想了。”沈金花说，“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教育’的活动来进行社区营造，所以社区的未来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前途未卜
同心学校的家长6月11日致电朝阳区教委，询问何时开学的问题，工作人员查询后说，同心学校不在朝阳区教委管辖范围之内，需要咨询金盏乡文教科，并提供了相关联系方式。
学校为什么归乡政府管理?上述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后面有备注‘未经过民办教育科审批的，地方乡政府管理’，因此需要咨询地方乡政府。”
对于其合法性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这边记录中有它明确的相关资料，如果没有的话是查询不到的(属于非法办学)，但它(同心学校)是能查询到的，是教委知道的民办学校，就得咨询地方乡政府了。”
随后，家长咨询了金盏乡文教科，工作人员表示，同心学校经朝阳区教委联合验收报告通过后，才能开学。
“它(同心学校)能否开学要进行评估，要看在疫情防控方面是否达到了标准，此外还包括饮食、卫生、安全等方面。前些日子(6月8日)我们和教委对它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估，评估结果就是还不具备开学条件，我们也会要求它定期整改，整改后再开学，这也是对孩子负责。”文教科工作人员说，同心学校属于“无证”学校，不属于“民办学校”。
“有可能，目前的情况还不具备关停条件。”这位工作人员说。
北京在建设现代国际城市的过程中，经过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生活空间在逐渐减小，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空间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建设现代国际城市，应在城市治理中体现出人文关怀，特别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倾向底层的人群，才能体现文化名城、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包容性与前瞻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储朝晖告诉《中国慈善家》，对于类似“同心”这样的学校，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空间，他们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
“很多人怀着情怀，希望能坚持下去，但维持下去的难度很大，一是合法性存在问题，二是经费来源成问题。”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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