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连日来，有关东南某省高考满分作文的争议不绝于耳。8月13日，该省教育考试院宣布，以擅自泄露高考作文答卷为由，停止该省高考语文评卷组作文组组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然而，对于该组长借助特殊身份开办高考写作辅导班、涉嫌利益输送的质疑，却并未平息，这也折射出公众对于教育公平、教育伦理的高度期待。那么，今天的教育为什么成了一个资源竞争的“无底洞”?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为什么陷入了越改革、问题越多的“麻烦治理”怪圈?我们特别辑取了五位教育研究者的深度文章，对教育公平与教育理念等问题展开探讨：学者王蓉从中国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断裂入手，分析了高度筛选型社会的教育生态异化及其影响，中国基础教育正面临“拉丁美洲化”挑战;学者刘云杉认为，竞争逻辑与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持续发酵，造成了社会意识的功利主义化，催生出诸多教育乱象;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尽管不断推进，但很多国人的教育意识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因此教育价值观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关键之举;学者林小英认为，在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过程中，县级教育和县级中学被严重遮蔽，进而造成了教育体系内部的严重分化;学者陆一认为，公办教育应该提供基础性公共教育产品，并适当引导选拔机制的持续改革，形成基础性与选拔性相配合的良性教育环境。文章仅代表观点，供诸位参考。
▍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断裂正加速教育畸变
(王蓉 |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我们做了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研究，对中国家庭培养一个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补习的问题大概有一个描述。持续两、三年的研究，我们大概得出几个结论。所谓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指的是基础教育的教育提供者，我们原来认为只要关注实体学校就够了，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上课外补习班，有些地方出现了民办学校把公办学校打趴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系统研究了校外补习机构、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线教育等等。以此为基础，我发表了几个比较大胆的观点，我将其称为直面中国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全部是民办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钱，还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反思，是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学校丧失了财政的自主权，割裂了校长和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办学校去。
在我们财政所，同事们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态度不一，我是少数派。我坚持应该把公办学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为公办学校后面都有学区房的问题，还不如让民办学校做好。在北京买个学区房，砸锅卖铁还得贷款，上民办学校不就是几十万的学费，所以我说我是少数派。今年二月份记者有一篇采访我的报道：我们中国的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他引用我的观点，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
关于教育新业态的研究，我们做了全国4万户的调查，发现全中国包括农村的孩子，平均参加校外补习的比率达到40%多。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间接佐证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已经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负担没有发生在学校里面，而是发生在了学校的外面，学习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会参与校外补习。我们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教育的新业态非常复杂。我们研究校外补习机构，发现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这种生态关系非常复杂。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有两大系，一个是清华系，一个是北大系，好未来显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数学系出去的。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非常佩服刘彭芝校长，给中学生搞奥赛，别的学校请的都是资深的教练，据说刘校长当时是直接从北大数学学院请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些北大的同学才发现还有校外补习这门生意，回报非常高。今天好未来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中国过去20年，存在着所谓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策略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严重断裂的现象。这个断裂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断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断地拔尖，导致了我刚才说的北大、清华等等一批学校拥有如此多的顶尖资源，钱后面代表的是质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学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数量是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断地拔尖，但基础教育却在不断地均衡。
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断裂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相关，因为免费制度意味着公共教育提供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能很难满足中高收入阶层家庭的需求。但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不许办重点校，也不许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学校如何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学习兴趣的需求，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优质高中掐尖问题。教育财政领域的人最近在谈公办学校几个很热点的问题，中学掐尖、集团化办学，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等等。我觉得不应该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办学校身上。大约2007年、2008年财政所接受了一个评估，宁夏当时有一个“一号工程”。宁夏当时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要在银川新建两所高中，实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个贫困县前20%的学生都放在这两所高中，他们希望我们评估这两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华输出了人才，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影响的是整个宁夏的教育系统。比如某一个县前20%的学生都被掐走了，影响的是老师的士气和余下的同学，所以要进行全区的评估。他们还是很支持我们这个理念的，让我们收集了宁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数据。我本来很想去证明它造成了负面影响，后来发现在实施这项政策以后，宁夏农牧民的孩子、贫困县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负面的影响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背后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数据来讲话，而不是轻易地用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判断。衡水中学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做更多严谨的研究。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位教育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来做任何判断，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严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别人谈爱的时候我们谈金钱，当别人谈理念的时候我们要谈制度和技术。教育当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为什么我刚才只是泛泛地讲了基础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谈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个人的观察，搞教育财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决策者也不太愿意让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启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又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以往有“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现在又有房地产商、资本市场的介入，我希望进一步去研究。
原文链接：《北大教授: "高度筛选"社会与中国教育策略的严重断裂》
▍过度竞争，谁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敌人？
(刘云杉 |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随着经济的大潮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这期间的教育整体来说是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40年后，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今天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境。
另外，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这时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
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核心，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今天“赌命运于身手”，此命运已经不是个体的命运，尤其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是整个家族的运势;这“身手”也不再仅读书人的勤耕苦读，而是一个家族持续的投入。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而那些希望一考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下则面临更大的困难。
回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事实上，应试有其合理性，素质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它们都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从而出现种种问题。激烈的竞争逻辑将原来主张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今天的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不断降低难度，这些改革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高校识别学术精英更困难了，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企图建立新的门槛。但在这一轮轮的改革之后，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学生自身持久的专注、坚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赋，也需要他的家长精明的眼光与昂贵的投资，所有这些层层嵌套在一起，变成一场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这就是龟兔赛跑2.0版本。1.0版本是偏重知识习得。2.0版本中淡化了考试的选拔功能，主张多元选择，因此，学科竞赛、先修课程、自主招生风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乐相马，不拘一格，不料，马市突然热闹了，出现了马贩子、驯兽师，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高考也罢，竞赛也罢，自招也罢，都迅速地被功利主义逻辑所侵占。因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应试还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
原文链接：《北大教授：谁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敌人？》
▍改革不断，但国人的教育价值观还多停留在上世纪
(杨东平 |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如今盛行的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突围”。
要实现这种突围，局部的修修改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认为整体的教育范式需要转型，亦有人提出要“换赛场”，转移到新的系统中来进行规划。杨东平老师认为三个影响教育变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其次是教育制度即体制与政策，第三是教育技术。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三者的重要性是颠倒过来的。教育技术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发展到未来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施的改善，尤其是现在大为流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仅仅是绩效水平的提高，所谓入学率、升学率等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教育品质，这与常被提到的教育质量还有些许差异。现在趋向于用教育品质来取代教育质量，就是希望避免把教育质量狭义地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教育品质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近视率等等，在这之上配合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
在谈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教育目标，寻求再定义知识、学习与教育。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中指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这里批判的是在最近二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旋涡中，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后，但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在于，把教育的发展狭义地理解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当把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套经过高度规划设计的机制上，教育其实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项产业，这与教育初始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利主义教育发展的架构下，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而且当这种国家功利主义逐渐转化为个人功利主义，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谈。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举办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一项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的温度。”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麻烦治理”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教育的价值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也是为什么价值观是影响教育变革的核心因素。
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要超越单纯高考制度改革的视角，要实现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改变现阶段升学竞争的单轨道模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其次要超越单纯的财政视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给侧改革，鼓励多样化办学如社会办学、家长办学、在家上学等等，构建一种新教育生态。最后是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从课程改革走向学校改革。这是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体的变革，北京日日新学堂、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伏羲班等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
原文链接：《功利化、精英化的中国教育能否走出麻烦治理循环？》
▍被遮蔽的县级教育和被抽空的县中
(林小英 |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变了他们当地闭塞的环境，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周边县实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父母走出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场化的办学行为，也为当地居民的就学提供了很多选择。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可以说把县里面最重要的学生资源吸走了，好的教师也吸走了。这个虹吸效应非常明显，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多数家长都是曾经的失败者。所以，这些县中觉得我们就是在教一群失败的孩子，尤其更多的是留守儿童。
在社会阶层越发狭窄的事实面前，他们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坎坷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把最好的提供给孩子，愈演愈烈的竞争滋生出家长严重的驱利心理和焦虑氛围。他们把孩子看作是肩负家庭兴旺使命的木偶，在没有真正了解和过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的情况下，一味地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跟着最好的老师，考入最好的大学，认为孩子如果在县中读书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如果一个县里都是这样的想法，县里的教育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家长缺乏一定的信息渠道和鉴别能力，简单地将最好的等同于城里的。这种虚荣和狭隘的择校观，忽视了学生的特质和教育过程，加速了县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也对教师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学生和家长群体总会在牌桌上出现，但是其中个别的学生和家长依旧可以凭借其经济能力、个人成绩和人脉关系，把它当做赌资进入到周边县市的其他赌局当中。这种赌资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离场能力。我们的调研发现，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包括大量的中学教师的孩子没有几个在县中读书。就像今天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多少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呢?所以在这种同构的社会阶层的格局和机制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场的，我们的离场能力都是一定的。你能逃得出这个县，你能逃得出这个国家吗?你能逃得出这种愈演愈烈的竞争吗?
他们留下的生源中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文化水平低，无法为学生提供经济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学业基础薄弱，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孩子，成为了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局嫌弃的对象，甚至成为了县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的替罪羔羊。
这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成绩、金钱、权力和关系成为给孩子的赌资。当优势阶层选择逃离这里的时候，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孩子。在职业教育备受歧视的文化语境当中，他们似乎无法逃离父辈社会底层的命运，也注定不会成为高校的佼佼者。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学校和老师认为他们是不值得投入的，当学校和老师认为学生不值得好好教的时候，什么坏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们的命运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础的庇护所的功能。当伤痕累累的孩子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很难说受到伤害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
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各地教育的发展难以实现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争夺，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
当这些琐碎的细节逐渐堆砌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教育局、学校和老师容易简单地将责任推卸给落后的经济发展，试图摆脱干系，眼睁睁看着一所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的县中溃败至此。生源和成绩之间或许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会掩盖很多问题。
教育是具有独立性的，地处经济落后地区的衡水中学依然可以通过教育吸引富裕地区的生源，且不论教育模式是否具备复制的可能，但至少从一个维度说明了经济与系教育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稳固和理所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中伤哪一方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解剖这场赌局，了解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封闭的政治文化环境，阻隔了人们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思考问题。今天我们都在支持国别比较和区域研究的时候，其实中国内部的区域研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的区域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不断强化着弱者心态，自卑又自负，可恨又可怜。当思维和心态无法发生根本性调整时，任何外来的冲击和影响只能带来暂时性的改变，最终还是会被恶性的内部循环所吞噬，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需要将局部性的改革转变为制度化的建设。教育注定是一场改革，只有各方都降低赌徒心态，教育才不会那么惊险、刺激和不可预期。
我们不想责备这个局里的任何人，它是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了教育资源如何剧烈地跨区域流动?为什么要跨区域流动?如果这是总的一盘棋，可能跨区域的流动就是零和博弈。我一直认为，研究宏观的机制要沉浸到微观中具体的人的行为和事件当中去，就机制谈机制或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如何构建良性教育生态？
(陆一 |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个良好的教育选拔系统会支持学生通过勤奋努力创造光明的前途，学习状态就算辛苦，也是积极健康的。“堵式减负”的致命错误在于其表面化地迎合了两种民意：一种是错把小国寡民的教育模式树立为榜样，追求某种能够绕开选拔竞争的“理想教育”;另一种是忽视优秀教育的实质性建设，不理解教育和学习的内在规律，简单地用学业负担的轻重、外行人的满意与否来衡量教育质量。
近年来的现实说明，当教育和选拔系统在“堵式减负”的强行压制下变形、劣化，学习状态只会更加糟糕，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将面临危机。因此，我们提出“疏导提质”的策略，既是对“堵式减负”的纠正，也是对其流弊的修补。
（一）疏解淤塞：强化公办教育供给
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责任主要是“保底”和“抹平”，高挑战的、因材施教的优质教育供给几乎全是私人家庭、私立学校、私营机构的事，这可能符合他们的政体原则和有限的治理能力，但不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人民期待。我们希望公办系统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是最低标准的正规教育。学校不能出让太多学生的日常时间，也不应过度降低课业标准，迫使家长忧虑焦急。
因此，我们提倡公办为主体的正规学校教育大大充实所能提供的课内教育。除了课内时间，正规学校教育还应开放并强化校内辅导，承担起更长的在校教育时间。在课外时间里，在职教师要基于科学选拔而不是仅凭意愿来对最有潜质的学生提供更富挑战的学业辅导，从而使最优秀的考试、竞赛成绩诞生于校内的辅导。除非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确实出自学校老师的辅导，否则就不足以抵挡私营辅导机构的营销诱惑。校内辅导的开放不仅能根治目前课外辅导机构的泛滥与暴利，同时也能赋予在职教师以正当的、上不封顶的教学自由，并且用尊严感、使命感、成就感和经济收益把最有才能的教师吸引到体制内，而不是反过来把他们挤出公办系统。而校外辅导应定位于补充性、多元化或创新性、实验性的教育供给，学生出于兴趣、个性化需求和付费自愿去参加。
（二）因势利导：丰富人才培养路径
选拔和教育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有效教育的前提是有效的识别、遴选。如果学生的天赋才性无法被识别，不仅学业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教育者也会丧失衡量学力的可靠依据。绕开选拔看似轻松，但其后果是教与学都将陷入盲目的焦虑之中，导致教育资源错配、整体性低效。“堵式减负”不仅没有在提高教育和学习质量方面作出多少贡献，其加强版本还变成一种对优秀冒尖学生的打压，敌视考试竞赛，使学校教育空洞化——既没有树立学生的使命感与荣誉感，也没有树立师道尊严。
公平考试、唯才是举，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中国长久以来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的制度与文化保障，应该被传承、发扬。一些历史悠久、效果公认的学科竞赛不仅不应该叫停，还应该探索创新更多有效的竞赛方式。着眼未来，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必然需要拔尖的人才，而数理化学科竞赛对人才培养和学习风气的引导都非常重要。某些竞赛过热的问题不能归咎于竞赛本身，而往往在于官方没能提供更广泛、多元的公平选拔途径。我们提倡，只要是对人的发展有益、对社会有益的才能，并且能够被客观识别和公平竞赛的，比如音乐、棋弈、体育等，都可以考虑纳入选拔的范围。归根到底，开什么科，取什么士，自古就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战略，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三）提质增效：建设选拔与培养相得益彰的健康教育生态
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坚定地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宗旨，系统性、深层次地着手改进教育系统，而非从外界一时的褒贬出发，局部地、表面地进行改革。政府应当设置更高的学校教育与办学标准，加大对师资的财政投入，从内涵而非硬件上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在资源分配上，应追求增长的均衡，而非削平的均衡，也就是以不损害优质学校的教育质量为前提，更多地帮助弱势学校。如果采取截长补短的政策，总体的教育质量并非不变，而是会下降，因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能力水平的不适配将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和内耗。
长期以来，考试总是被归咎，却得不到扎实的研究与切实的优化，好像除了痛斥考试之恶，所有试图改进考试的努力都有支持应试教育之嫌。设计优良的考试和竞赛并不会加重应试负担，反而有助于引导正确的求学目标和期望，使擅长者得到应有的激励，不擅长者尽早转向、找到自己的所长，也使教育者能够根据可靠的信号来因材施教，从而优化教育资源适配，可谓系统性增效。
因此，我们认为考试应继续在教育系统中起到指挥的作用。要奏出人才辈出的交响乐，指挥的水平必须提升。考试既不是越多、越难越好，也不是越少、越简单越好。什么样的考试在什么科目、什么阶段识别天赋与努力更有效，什么样的考试容易被应试技巧所破解;什么样的考试催人奋进，什么样的考试消磨求学志向、助长应试套路，都需要扎实的研究与讨论，而不是因噎废食地简单否定。我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加强考试与命题研究，使考试竞赛既有利于选拔，也能与教育和学习形成合力。
应试刷题盛行反映的是教育能力的不足，而教育能力终究落实在提升教师、校领导与地方教育部门的水平上，而目前这个群体自身的学养离教育发达的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这提醒我们，不论社会经济发展多么迅猛，教育必须耐着性子一代一代地改善，欲速则不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定地支持公办学校承担主要的育人责任，提升校领导和教师的专业水平，激励学业优秀的青年站上教师岗位，在非业务性的管理中为教师松绑，减少监控式管理，加强分学科的专业性辅导，改变以“刷题”为主的教育方法。目前，我国一些中学已经做到了考试成绩与素质教育的两相兼顾。这样选拔与培养的珠联璧合才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学教育。
玉汝于成，我们要为努力上进的学生打开宽阔的奋斗通道与多元、自主的发展空间。当教育和选拔系统充分舒展开来，学业的竞争压力就会得到良性疏导，“减负”将不再成为问题。
原文链接：《害了孩子, 肥了教辅, 误了国家：”教育减负“为何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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