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导读】近日，某长租公寓平台深陷租客、房东和供应商的维权纠纷，不少人怀疑此平台的盈利模式与某互联网咖啡品牌类似，依靠市场集资填补亏空。早在2018年，就有人呼吁“政府管一管长租公寓”，宣称“(长租公寓)比P2P暴雷更厉害”，长租公寓的一大卖点“押一付一”看似是给租客减轻压力，其实是让租客向银行贷款后把房租直接支付给平台公司，把所有的风险转嫁到了租客身上。
人人都想有体面的居住，但没有人能够置身地产风云之外，一句“是谁在惩罚不买房的人?”的呐喊，让众多观者感同身受。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房子是如何被资本化，乃至成为金融巨头的收割工具的?为什么住房危机会席卷全球各个不同经济体?本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地产从业者的角度做了深度解析。
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房租年年涨。有几句诗，用来打趣年轻人有关房子的坎坷心路再合适不过了：“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句言犹在耳，道出诗和远方的居住理想;“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里尔克的句子也还中听：房价高买不起，租就是了;不过，当房租亦顺势暴涨，静观房价涨跌的局外人心态也要幻灭了——在今天，20世纪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句恐怕又成了众人心声：“房租要是能从天而降，多好。”
“充满劳绩”而又“诗意地栖居”越来越难，社会给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结结实实上的第一课，就是居住的艰辛。
为何房租会持续增长？《房租不应该成为资本的战利品》一文梳理了北京房租大涨的三大逻辑：政府对于群租房、城中村的铁腕整顿加剧了房源短缺，令低收入者被迫卷入一次相对昂贵的租房升级；长租公寓品牌、中介公司、租赁创业砸钱抢房源，加剧了利益垄断的追逐战；而在“购租并举”的租房供给侧改革推动下，租赁机构的金融化更潜藏着更大的问题。流传极广的《为什么中介哄抢租赁房源，因为贩毒都没它来钱快》一文甚至断言，长租公寓很有可能像P2P那样一夜爆仓，引发社会情绪动荡。
▍住宅缺乏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
在恩格斯的时代，住宅缺乏的现象也引起了报刊媒体极大的关注：现代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工人们却要在恶劣、拥挤、不卫生的住宅中生活;现代大城市的发展致使市中心地价飙高，工人于是从市中心被排挤到了市郊。
恩格斯写《论住宅问题》，原是为了怒怼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不靠谱的住宅问题解决方案，行文是过瘾而漂亮的论战笔法。他颇为讽刺地说，人们之所以对工人住宅缺乏的现象议论纷纷，是因为其恶劣影响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比如工人街区的霍乱、天花和伤寒所引来的死神，也随时会造访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
住宅缺乏的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资产阶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只有一个，也就是行政长官欧斯曼重建巴黎的办法：切割工人街区，消灭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从而将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尽管这些小街小巷，往往又在紧邻的地方再度出现……
不过，在恩格斯看来，即便现代大工业造成了恶劣的住房问题，但这种经济革命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将人们从土地的束缚和低下的生产力之中解放出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不少观点，至今闪烁在大卫·哈维等著名西马学者的研究之中。
▍房子是如何被资本化的？
大卫·哈维大概是今天粉丝最多的左翼思想家之一。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他简单清晰地解释了作为人类生存基本条件之一的房子，是如何被资本化的。
房子不单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即房子的使用价值），也是一种“高单价商品”，更是一种可以套现的储蓄工具（所谓买房投资，即指房子的“交换价值”）。近30年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房屋都成了热门的投机工具。除了消费者，建筑商、金融业者以及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都参与其中。
2008年由房市崩盘引发的全球危机，深深挫伤了全球经济，至今仍难恢复。单是美国的楼市崩盘，就导致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在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无数人也遭遇了类似的惨况。炽热的房产投机，实际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庞氏骗局”元素，迈克尔·刘易斯的畅销作品《大空头》生动地呈现了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发生的房产投机潮中，刘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雇用了一名保姆，这位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纽约市皇后区拥有6套房子。“她们买进第一套房子之后， 房价大涨，放款机构建议她们做房贷再贷款，贷出25万美元的现金，而她们用这笔钱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涨，她们于是故技重施，继续买房。“最后，市场持续下跌时，她们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房贷。那些在房价高峰期买房的人陷入巨大的悲催与困窘：他们欠金融机构的房贷，已经超过了房子的市值。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租房市场。在纽约，约60%的人口都是租房族。一些私募股权基金在房市高峰期买进许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楼，希望借由提高租金大赚一笔。然而，这些机构自身就在金融市场的崩盘中破产了，房子原本的主人也已破产(他们的房子遭金融机构没收)，只得留下房客继续住在缺少维护、使用价值变差、但租金反而变贵的房子里。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原本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走向私有化和商品化之后，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正如哈维指出，它变成了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但几乎是在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甚至连基本的居住生存权也面临剥夺。
▍“穷人的钱好赚，烂社区是门好生意”
“穷人的钱好赚，烂社区是门好生意”，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的《扫地出门》一书讲的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租房市场出现的怪现状。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备受关注，拿下了2017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2016《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佳好书。
透过一系列受访者的故事，德斯蒙德讲述了租房市场的“驱逐”逻辑，以及城市住房背后吊诡的贫穷与暴利：次贷危机让无数人破产，却也造就了一部分人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由于贫民区里大量家庭不能按期付按揭，只得被扫地出门，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出他们的房子，重新踏上租房之路。而这时候，一些买家低价购入这些房子，成为房东，再靠它们出租盈利，大赚一笔。
问题来了，穷人没钱，很多人靠联邦政府发放的救济金过活，房租有时甚至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于是，住在贫民区的底层不断被房东驱逐。贫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一次次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并为价值低廉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房产中的强行驱逐现象，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为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而驱逐同时又使贫困恶化为一种恶性循环：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了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德斯蒙德指出，住房市场中的剥削如此普遍，而政府恰恰是其背后靠山，这种做法无疑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在书的结语中，德斯蒙德重新呼唤家的意义：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家是“做自己”的空间。在我看来，项飙在本书的导读之中对于这种“家天堂”立场的批判，反倒更为精准和透彻。在美国，占有房产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然而这种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与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恰恰是紧密相联，因为驱逐是占有的前提。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被神圣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当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
▍掠夺性金融对人的驱逐，成为我们时代的动力机制
如果说《扫地出门》是透过真实故事来呈现人们居住上的“驱逐”，那么萨斯基娅·萨森的《驱逐》则更为宏观地定义和阐释了全球经济中的“驱逐”概念。在萨森看来，惯常的贫困、不公平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今混乱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作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残酷逻辑，“驱逐”更为准确地表述了我们今天的状况——把弱势者和穷人从土地上、工作中和家园里驱逐，把生命从它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驱逐。驱逐在西方国家最常见的例子包括：把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从政府社会福利和健康体系、保险公司和失业救济中排除出去。驱逐是我们时代重要的动力机制。
驱逐行为古已有之，然而金融资本主义造成的居住“驱逐”，却是我们时代的新事物。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是2008年的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当本地住房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工具时，人们的居所变得危机四伏。那些优秀的创意阶层和资深数学家发明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并被用于住房次级房贷。那些看似有利可图的资产抵押证券交易，实际上是将低收入家庭的房贷，转化为高级金融产品投资者的利润，并透过快速买卖，将风险传给下一个买者。投资者出售这些有问题的证券，获取巨额利润，根据金融的逻辑，即便失败的金融产品也能为他们赚钱。然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破产了：在美国、匈牙利、拉托维亚等国家，上百万人失去房屋，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在过去二十年，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地方从社会经济秩序的核心中被驱逐出去。这种驱逐是基于精英和金融为基础的掠夺性构造，透过专业知识、精巧的组织形式以及复杂的制度、系统和技术而达成的。金融具有强大而危险的能力，它将自身逻辑强加于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使之服务于超级富豪的极端投机需求，最终，这大大推动财富的极端集中，却破坏了健康的企业和平民的生活。在萨森看来，金融应该被利用在更好的地方：比如公共服务、实体经济和绿色经济。
▍繁华奢侈的大都会香港，何以遍布毫无尊严的劏房、笼屋？
香港，正是萨森所说的那种金融业发达的全球城市，也是贫富悬殊、中低阶层居住条件恶劣的城市。2009年时，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瑞士的水平，然而表征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却高达43.4(仅次于中非共和国)。香港是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会(比东京还高)，零售商铺租金高昂更是排名全球第二，然而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61平方呎(不到15平方米)——这还是㓥房户与豪门户的平均之后的数字。
这几年，报道香港住房状况的新闻标题往往耸人听闻：“香港2平米的笼屋面前，深圳6平米鸽子笼尚有尊严”“20万活人住着棺材房!看到活在劏房、笼屋里的香港人，你还敢鄙视城中村吗?”近年来，港人的仇富、反中情绪背后，往往也与高地价政策、地租垄断及房屋金融化所造成的恶果密切相关。
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一书，即配合详尽的数据分析，深入解剖了香港地产业的运作与结构，揭示了土地、住房与香港统治阶级的关系。潘慧娴虽不是学者，却曾经在那些超级富豪身边工作，有着第一手的“田野”资料。她曾任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及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后来又加入另一个大的发展商嘉里建设，在香港、加拿大两地都有丰富的地产工作经验。
《地产霸权》这本书打破了人们对于香港作为“自由经济的天堂”的迷思，事实上，过去数十年，香港被地产商操控，与教科书所说的自由经济相距甚远。香港税收的确很低，然而这背后却是以高地价政策作为支撑，即以卖地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土地价高，楼房就贵，租金也贵，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平民的生活成本及商家的运营成本。这也是今天香港很多产业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地价和租金成本高得让人喘不过气。另一方面，由于地产强有力的垄断，地产商的影响力得以伸展至各行各业，尤其是控制了电讯、能源、交通等公共事业及零售服务业，乃至学术界、法律、会计、工程等行业也受迫于地产霸权的阴影。
事实上，三十年前，香港的地产模式曾作为发展经验而被引入中国的城市体制，卖地、批租土地等方式造就了此后的土地市场，也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居住问题、空置鬼城及地产泡沫与之渊源甚深，香港地产垄断的教训不能不引以为鉴。再者，今天我们对于长租公寓爆仓的担忧，与2008年美国住房次贷危机也有异曲同工，租赁金融化自身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报以深刻的警惕。
本文原载“新京报书评周刊”，篇幅所限，有所编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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