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等：中国是否应当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赵 磊 赵晓磊
〔摘要〕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政策”已经做出相应调整，这是必要的。但是，学界有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看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我国当下最大国情之一，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的 “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未来的养老问题，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生育率，很难实现人口增长的有效平衡。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政策的取向，意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负面影响;政策的出台，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实行几十年的“一胎政策”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且已经做出调整，这是必要的。
然而，在取消“一胎政策”之后的“一片叫好”声中，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理由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补充劳动人口;二是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刺激消费。
笔者认为，“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效果将在未来逐步显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界有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看法，却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存在、发展和提升。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蕴含的科技含量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数量就是生产力，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越是上溯历史，人口数量就越是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人口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等量增加。
然而，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必然代表着生产力的增长。尤其是在当代，只有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增长 (所谓人力资本)，才会形成生产力;只有计划可控的人口，才是生产力。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技蕴含的威力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科技含量的生产力，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产力，即使人口数量再多，也是落后的生产力。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越来越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其中的道理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史，就是用自然力不断替代人力的历史：用牛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风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产生的热力和电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阳能替代人力;等等。
随着自然力替代人力过程的逻辑不断展开和深化，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为什么经济越落后，生育率就越高?为什么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有人说“思想观念有差异”，有人说“成本收益不一样”。其实，这些仅仅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的数量就越重要;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的数量就越不重要。总之，“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
最后，增加人口数量的确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延续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既增加产业升级的压力，也谈不上创新动力。若这样的竞争优势得到“固化”，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或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
三、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
部分学者认为，不能仅仅把人作为生产者来考虑，本质上人更是消费者，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他们认为，随着近代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才导致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所以，科技越发达，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应该越多。
对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1)不要把“人口总量增长”等同于“人口增长率上升”或“生育率上升”，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人口总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人口总和。人口增长率，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增长数与人口总数之比。人口增长率一般用千分数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增长率=(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人口增长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 (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生育率，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生产力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口总量的增长——这是事实。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又降低了人口的“数量意义”，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下降， “总量增长”与“增长率下降”，这两个“趋势”同时并存恰恰是工业社会以来世界人口变化的客观趋势，且相对于“增长率下降”有加速的趋势，“总量增长”的趋势却正在趋于放缓。
(2)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说“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没有任何意义。试问：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为什么“生产过剩”会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难题之一呢?有必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并不是消费，而是利润，是剩余价值——这正是生产过剩的症结所在。且不说在资本统治的背景下，指望增加人口来化解生产过剩有多么荒谬，即便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可以促进消费、发展经济，也是很不靠谱的：其一，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补充供给能力，这样增加的供给能力只能是低端供给的平面扩张;其二，作为消费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提振消费能力，这样增加的消费能力也只能是低端消费的平面扩张。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我国，用“全面放开生育”的办法来刺激消费、带动需求，无异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可以预计，全面放开生育之后，真正有生育意愿且能承担生育成本的，是人口的两头：富人和穷人——对于富人来说，负担两孩的生育成本不是问题;对于穷人来说，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也是养。而处于人口中间的却未必有生育意愿，更遑论养育能力。问题在于，我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而是收入差距比较悬殊的金字塔形。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大量新增人口究竟与什么样的消费结构才是匹配的呢?一旦供求两端被不断增加的人口锁定在低水平或扭曲的状态之中，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以至于经济结构升级，又将从何谈起呢?
四、我国当下最大国情之一，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我国现有人口总量是13.67亿，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我国人口总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才能与现有资源环境和谐相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展望，二者的平衡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比例，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即便考虑到环境资源日益全球化的格局，我国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基本依据是：现有人口总量已经对现有的资源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人口老龄化应当得到重视，但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二者之间，政策的取向应当全力控制人口总量失衡。人口老龄化是对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强制纠偏，甚至是必要的代价。
近几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值，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因而有关方面认为，应当尽快扭转人口增长率下降趋势，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甚至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政策应不应该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某种意义上讲，这取决于对人口增长率下降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换言之，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当下，人口增长率下降被普遍认为是“坏事”。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的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 “人口死亡率在上世纪80、90年代为6.5‰左右，最近几年为 7.15‰左右。而出生率 80、90年代最高接近24‰，最近几年只有1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人口出生率没有下降或下降速度不显著，只要死亡率上升，那么也会导致人口增长率出现较快下降。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在上升，同时生育意愿并不是很高”。
可见，当下我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与人口死亡率较快上升有很大关系。把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仅仅归咎于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偏颇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其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为什么死亡率不降反升?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600万左右的，但是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提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很低。”也就是说，死亡率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其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提高又造成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
对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全面放开二孩来缓解呢?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率上升，原本是正常的人口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对于人口总量失衡的我国来讲，这种代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恢复人口总量平衡的过程。如果人为地干预甚至打断这个平衡过程，必将进一步恶化我国人口总量失衡的状况。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状况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将进一步恶化。
五、未来的 “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
近年，随着我国低端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国务院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不难预见，未来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再做大做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必须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所谓高端制造业，就是建立在智能化、自动化、机器人基础上的制造业。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我国必须顺应这个趋势，而不能违背这个趋势。
问题是，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我国，“全面放开生育”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呢，还是与这个趋势有着抵牾呢?显然，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补充劳动力，得不偿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其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发展。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和质量的提升。这种提升，既包括身体素质的提升——比如身高和寿命的增长等，更包括精神素质的提升——比如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在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往往并不与人口素质的提升呈现正比关系。从理论上讲，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约束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加与人口素质的提升往往成反比关系。另外，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由劳动力数量无序、过度地增加，必然会阻滞科技的提升和运用。
当科技发展已经展现出排挤人力的客观大趋势时，如果贸然采用鼓励增加人口数量的政策，那么，我国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前，这个矛盾一旦被长期化和常态化，未来的希望——创新驱动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将会明显增多。
六、未来的养老问题，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
“老有所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代人类仍然面临的社会难题——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亦是如此。“养儿防老”是我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是充满了正能量的词汇?除了怡情弄性的天伦之乐以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养老模式只能建立在由人口数量支撑起来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的基础上。即便父母不索取任何回报，对孩子的生育和养育也是一种有花费的投资行为。
从生产力水平来讲，当代社会的经济实力已远非农业社会可比，“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等，似乎更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两极分化加重、生活节奏加速、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即使经济不断发展，养老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说：“既然现实是残酷的，那么，养儿防老就仍然是可取的”。但遗憾的是 “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现实的颠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已经越来越无力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了。
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数据，我国有 65% 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这些早该自立却因种种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体称为“啃老族”，以至于“啃老”成了当下我国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请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养儿防老”现实吗?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更是雪上加霜。严峻的现实就摆在面前：众多子女不仅不能赡养老人，而且还在坐吃老人微薄的养老金。
未来的养老模式如何发展，或容讨论，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未来养老的基础不在于“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一句话，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科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不断拓展。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把养老的基础建立在人口数量上，既是倒退，更是愚昧。
当然，必须强调，解决养老问题，光有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创新和调整，少数富人的养老不是问题，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养老仍然难以真正解决。生产关系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逐渐打破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束缚，不断强化养老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当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实际上是科技不断发展、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只有在不断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统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不能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更不能不惜强化人口总量失衡的矛盾来解决。
未来的养老将采用什么模式，这需要实践来探索。但是，不论怎么考虑我国传统文化的国情，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未来养老的基本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发达国家，而且我国也应当且必然逐渐向“科技助老”“科技养老”“社会养老”“公共养老”的模式转变。
七、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生育率，很难实现人口增长的有效平衡
虽然“全面放开二孩”被寄予了阻止生育率下降的重任，但能否就此有效提高生育率，很多人并无信心。很多学者也客观地看到：“由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攀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及分布不均，即使在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下，生育率可能也不会上升很快。”于是乎，要求“进一步放开”的路径依赖产生了：既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也不会如政策愿景那样得到有效提高，那么还不如一步到位。正因为如此，不少专家建议，干脆全面放开生育，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人口增长。
问题是，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且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我国，通过市场来自发调节生育率，且不说能否保证不同人群在生育问题上的代际公平，就说能否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有效平衡可能都非常困难。问题的本质在于，完全自发的市场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过剩”，而且恰恰是这个双重过剩的症结所在。
有位教授曾说：“中国现在的人口规律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表现为人口相对过剩与总量下降结构失调，这远不是国家计划生育与否的问题了。”
我国的人口规律要放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解读，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但是，能否就此推断，当下我国的人口问题只能任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呢?本文认为不能。人口规律既有生产力维度的一般性，又有生产关系维度的特殊性。
人口规律的一般性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口数量就越重要;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口数量就越不重要。人口规律的特殊性在于：调节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是自觉的计划。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计划调节当然需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人口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既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与现实的生产关系是相适应的。就这一点来看，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市场来自发调节人口再生产，有其客观依据。但是：
其一，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市场来自动出清“过剩人口”，承受代价的主体是广大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就我国而言，当下人口再生产过剩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相对于资本需要的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是相对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人口总量绝对过剩。需要强调的是，面对这样的双重压力，市场调节严重失灵!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人口再生产，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失衡，其代价在未来几十年后必将一一偿付。
其二，市场自发调节人口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无序增长(比如印度和非洲，人口增长与贫困加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人口的无序萎缩(比如欧州部分国家，人 口 负 增 长 与 经 济 发 展)。虽 然“越穷越多生”与“越富越少生”是人口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两个“无序”与市场自发调节都有很大关系。这种扭曲的人口态势不仅暴露出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更展示出未来计划调控人口的优越性和必要性。
其三，当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有总量失衡，也有结构失衡。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总量失衡仍是我国人口的主要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贸然放弃必要的计划而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与其说会提高人口增长率，不如说会导致人口无序增长。理论和实践证明，能有效应对人口无序增长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自发作用，而是计划的自觉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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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该文发表在《中国西部》2018年第2期，转载时略去了引文出处和参考文献。如需确认，请核对原文。
(2)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教授，博导。
(202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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