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警言不平等将引发社会动荡
邹恒甫，“２００４年度十大风云人物”之建言献策奖获得者、“２００４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１０大经济学家”之一，现为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任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2-1982.5 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 1982.6-1989.5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6-1988.12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研究助理; 1987.10-1988.6 在哈佛商学院研究处担任副研究员; 1989.9-1990.3 世界银行贸易政策处任青年专家; 1990.3-1991.10 世界银行东欧司任青年专家；1991.10-至今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1991.3-至今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4.9-至今 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1962年5月20日，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加上他兄妹三人，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邹恒甫自小懂事，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上学后，他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前些年，每次从美国回来，他都会去外公外婆居住的乡下做两天农活，种菜、插秧……直到两位老人去世。认识邹恒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读书狂”，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书本，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看。小时候，就是在地里干活，他也会抽空看会儿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1977年，邹恒甫高中毕业。那年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于是，他拾起荒废已久的学业，寒窗苦读数月。谁也没想到，他竟轻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那年，他只有15岁，是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家乡被传为美谈。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在学校，邹恒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文史哲书籍上。回忆起那段经历，邹恒甫笑着说：“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第二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哈佛，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1989年，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应聘世界银行。当时应聘人数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平均两千多人争一个职位。最后，邹恒甫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他说，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但就是这种偶然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邹恒甫谈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尹恒评点）
日前，记者就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他。他认为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凸现的今天，政府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最起码的公共服务需求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
邹恒甫建言，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邹恒甫同时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本文核心提示：
■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了四大内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
■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
■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下级政府官员可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雁过拨毛”。
1、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记者：据我所知，您和在世界银行的同事孜孜以求之事业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你们的有关工作吗？
邹恒甫： 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的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近年来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凸现出来。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我采访霍伊特时他对我说：“我看到富有的人，生活得非常舒适，和美国很多富裕的人一样。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很穷的人，例如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一些居民，过着很简朴而不舒适的生活。……一部分人从增长中获益巨大，另一部分却人获益很小”。中国的不平等真有这么严重吗？
邹恒甫：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中国社会的不平现象等也日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
前几天，我看到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５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农民失地、收入差距加大、就业、贫困、腐败等引发的七大社会问题困扰着中国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我不想列举出详细的数据和事实。
2、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了四大内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
记者：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有这样一组数据，根据２００４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３２２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８倍；而最低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９７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９％。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９．５∶１，比去年同期９．１∶１有所扩大。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我采访过的霍伊特对我说：“我知道这种不平等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令我吃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竟有如此之大。”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难道经济增长真要以巨大的不平等作代价吗？
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兹（Kuznet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经验关系，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
最近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是哈佛大学的阿拉西拉（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帕森（Persson） 和塔伯里尼（Tabellini）在1994年做出的。他们利用政治经济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损害经济增长，他们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然而我们在1998年的模型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完全可能促进增长，我们运用比他们更全面的数据证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麻省理工学院的福布斯（Forbes）在2000年也得到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我们在2002年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可以出现库茨涅兹的倒U型关系，在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确实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尹恒：普林斯顿大学的伯拉布（Benabou）教授总结了1992至1996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损害经济增长，而其余4个则相反。可见，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一致的关系，哈佛大学的巴罗教授甚至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仅从加快经济增长率的角度，并不存在实施反对贫困、调节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充分理由。
记者：以广大民众的角度而论，收入分配显著不平等的确是大多数人群难以接受的现实。您是怎样认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的呢？您认为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邹恒甫：即使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影响，也绝不能说它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全体公民福利的增进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纯经济总量上的扩张即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必须让位于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后者不仅包括经济质量的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增进也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义全体公民的福利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和经济理论界逐渐达成共识：社会公正（Equity）是影响全体公民福利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此也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根据普遍接受的原则，社会公正至少应该包括了四大内容：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应该多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尹恒：社会公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社会公正的以上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这当然会影响过程公平。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Freedom as Progress）中所指出的，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够综合进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3、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记者：您所谈及的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应该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这是不是有点偏离经济学家的主题？
邹恒甫：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置之不理呢？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世纪30年代，伯格森和萨缪尔森突破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为在标准的经济分析框架中研究公共选择和社会福利问题开辟了道路；在上世纪40年代，杜森贝里提出了相对消费理论，为对同情、攀比、嫉妒等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框架；在上世纪50、60年代，阿罗深入考虑了社会福利函数存在的条件；贝克尔对性别、种族歧视和生育、教育决策等人类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分析；在上世纪70年代，罗尔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极大极小”社会福利函数，认为社会决策的目标应该是极大化处境最差、最为不幸的那些人的福利，这使得对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阿马蒂亚·森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回归了伦理的要素。阿马蒂亚·森在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研究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系，深入考察了饥荒、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贫困的影响深远的指标，彻底改变了现代政府抗击饥荒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式。
所以说，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
尹恒：经济学家不是冷血动物，经济学更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家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我们看到太多的悲惨，却发现太少的眼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木不仁？经济学家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4、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记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您认为社会公正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邹恒甫：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公民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又是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避免绝对贫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保证每个公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非发展中国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达黎加一直实施积极的公共医疗计划，人们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步进行。在古巴，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标之一，政府把全体公民的健康状况视为自己的关键性业绩指标，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医科院校的新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一年。
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并不会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5、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
记者：前不久，我采访了比利时著名的公共经济学帕斯蒂尔，他认为，一般来说，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都应分别保证GDP总额的不少于10％的份额。我想他大概是从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的。实事求是地说，您认为，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邹恒甫：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
6、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下级政府官员可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雁过拨毛”
记者：如何保证急需要帮助的人们得到国家给予的福利，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邹恒甫：中央政府对穷人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资助必须直接到人，与身份证号、社会福利账号等个人特征挂钩，可以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
在发展中国家，让中央政府的这些福利支出真正惠及穷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些非洲国家对穷人的1美元援助中，最终只有15美分到了穷人手中。应该有制度保证穷人切实得到好处。在这方面秘鲁、捷克等国的“受益证（voucher）”制度值得借鉴。其本质在于避免层层盘剥。在没有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条件下，下级政府官员可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雁过拨毛”。
好在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危害性。从中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人力物力来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很大，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这要求政府必须从完善制度上来考虑。所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等。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非常发人深省。黄炎培对毛泽东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话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尹恒：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走出单纯迷信经济增长率的误区，回归到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全体公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现在居民和未来居民）的福利。为此，我们应该做到基本的社会公正，保证所有公民得到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医疗卫生、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福利，避免过度不平等所产生的绝对贫困。
二、 邹恒甫说政府“生产性”投资不宜过大
2004年11月底，记者就中国经济的有关问题独家采访了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他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中国人民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特别指出政府“生产性”开支包括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不宜过大。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让大量私营资本进入基础建设项目领域，同时应该将公共资源更多地配置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环境治理等方面。邹恒甫的这些观点是基于他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货币经济学杂志》、《公共经济学杂志》和《城市经济学杂志》上的几篇论文。
有着“北毅夫、南恒甫”之称的经济学家邹恒甫除了任职于世界银行研究部之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评点是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尹恒。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个被经济学界认为是“革命性贡献”的经验发现，就是如果公共基础建设项目在政府开支中比例过大，它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您的理论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大量压缩政府在高速公路、机场、城市广场等方面的公共投入，而应该将这些公共资源配置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等方面。我们发现，近几十年以来各国政府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我们知道您对政府支出的结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实证探讨，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政府支出结构方面的有关研究？
邹恒甫：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从字面上看，生产性支出是一种社会财富积累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而非生产性支出纯粹是一种财富消耗。因此，这一分类法暗示政府应该尽量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比重。
经济学家对到底哪些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哪些公共支出是非生产性的，通常采用一种先验的态度。一般认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是非生产性，而投资性支出是生产性的。例如，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巴罗（Barro）就指出，增强人们当前享受的政府公共支出是消费性支出，由于税收会减少投资收益、挫伤投资积极性，这类支出的增加会损害经济增长；而政府用于诸如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有利于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尹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统计各国公共支出时采用了所谓经济性分类原则，按照政府支出的经济影响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把政府公共支出分为资本性支出（用于购买或生产使用寿命超过一年的耐用品的支出）和经常性支出（如工资和各种补助，用于非耐用品的支出）。人们一般认为前者是生产性的，后者是消费性或非生产性的。
记者：这种想当然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根据？
邹恒甫：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例如，格瑞尔（Grier） 和 塔洛克（Tullock）（1987）、巴罗（Barro）（1990）等人指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阿肖尔（Aschauer）（1989）、伊斯特里（Easterly ）和瑞伯罗（ Rebelo）（1993）等人的证据表明政府在高速公路、机场、市政建设方面的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些观点成为国际机构和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
当然这些学者对政府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具体内容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科曼得（Kormend）和莫怪尔（Meguire）（1985）、格瑞尔（Grier） 和塔洛克（Tullock）（1987）、萨默斯（Summers）和赫斯顿（Heston）（1988）都把政府的教育、卫生和国防支出看成是非生产性的，而巴罗（Barro）（1990）则认为这些项目是生产性的。
尹恒：应该说当时国际机构和经济学界的上述观点是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的，本质上类似于“大拇指法则”一类的常识性看法。但这种观点对公共资金投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例如一些国际机构总是敦促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共投资的份额，一些国家也把诸如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资金投放的重点。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9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以及政府支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能介绍一下吗？
邹恒甫：我们对当时先入为主地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哪类属于生产性支出、哪类是非生产性支出应该有更严格的理论基础，哪类政府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哪类则妨碍经济增长也应该由数据说话。我们尝试建立统一的理论来理解政府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并使用更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检验各类政府支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一项公共支出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不能一概而论，它取决于该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相对稀缺程度。例如，高速公路、机场、市政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过度，它们也可能变为非生产性的，妨碍经济增长。实际上，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比重已经过高，降低投入比重反而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之相对应，这些国家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比重却过低，应该加大投入。
这个结论并不难理解。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并不一定是资源的耗损，它完全可以是生产性的。正如在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形成物质资本，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治理资本”，它们都是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当这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比显得稀缺时，它们就会变成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而这正是我们在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现状。
尹恒：在这方面传统的研究要么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要么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分。他们的研究考虑了这两类国家公共支出结构存在的不同影响：就发达国家而言，传统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增加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能加快经济增长。邹恒甫的最新的发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记者：您能否用一些数据加以具体说明？同时，也请您谈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大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益处？
邹恒甫：我们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应该大量压缩政府在高速公路、机场、城市广场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将这些公共资源配置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
教育投入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在中国，重实物资本投入、轻人力资本投入的倾向十分严重。中国目前政府对教育投入只占了GDP比例的2.5％左右，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高达GDP的30％。美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分别是5.4％和17％。教育投入与实物资本投入的这种巨大差异造成两者间十分悬殊的投资回报。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和他的中国同事估计，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30％至40％。这还仅只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考虑到教育能够改善国民素质、增强社会的和谐度及凝聚力，其回报将更高。
由于多数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他们缺乏资金去实现教育丰厚的投资回报。近些年，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出现了年年看涨的高收费政策。一个学生读完四年大学一般需要花费五万至十万元人民币，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23％，中等教育也占14％左右。在农村，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会占家庭收入的30％。这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支出，教育成为普通家庭十分沉重的负担，尤其对于广大的农村家庭。
因此，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看，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的有效途径主要靠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抑制高昂的学费，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并尽可能缓解民众对进一步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
尹恒：所谓流动性约束，是指因缺乏现金而不得不放弃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学生因流动性约束而辍学不得而知，我们仅从高等学校庞大的贫困生群体就可见一斑。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出现于90年代中期。在1996年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和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生近百万人。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中贫困生已达到300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特困生比例达到8%。在农、林、师范类院校的贫困生比例更超过30%，特困生比例达15%。这些学生生活之艰辛、处境之困顿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然而，从某种角度看，他们还是幸运者，至少还可以继续学业。
记者：教育的情况如此，中国的医疗卫生也面临着同样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老百姓，他们有几怕，其中最怕的就是害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看不起病。您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邹恒甫：卫生方面的投入也是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同样因流动性约束，很多家庭得不到医疗保健服务。据卫生部的一个资料表明，在农村有40％至60％的人因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西部地区病人因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在家里死亡的人数比例非常的高。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实物收入），而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为2236元。在中国城市这一问题也同样突出。金钱能够减轻痛苦、挽救生命，金钱与生命间的替代，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现实、这样鲜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政府都应该加大在卫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尽快建立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
记者：在您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环境，您能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谈谈您的看法？
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过低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加之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改革深入，失业率存在上升趋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中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82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2%。失业人口的扩大，收入分配分配不平等的加剧，都要求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公共投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改善政府治理环境也需要加大在这方面的公共投入，这包括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甚至包括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加大其寻租的机会成本。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发达国家乐意把加工厂搬到中国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的吸引。我看决不仅仅就是这个原因。在非洲一些国家，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比中国更低，为什么这些精明的西方商人不把加工厂搬到那里去呢？这中间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环境。这个较好的投资环境包括了政策、法律、文化的多种因素。
记者：您提到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压缩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欠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是十分明显的?
邹恒甫：我们并不否定物资资本积累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但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最好是由政府和私人部门联合进行。
基础设施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政府只需要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引导，完全可以放手让私人部门参与进来。虽然近年来一些人认为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在好处是“缺乏理性的夸张言辞”，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公用事业确实需要私营部门融资来维持。传统的国有方式是没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公用事业由于在供水、铁路、公路和供电方面的低效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年亏损额总共高达1800亿美元左右，几乎相当于这些部门的年投资额。
当然不能夸大私人部门配置的好处。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展开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私人经营不是万能灵药，但回到浪费和低效率的国有公用事业的老路上去同样也不是万能灵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公用事业私人经营的不满意不是由于其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关键。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基础设施改革之前就应该预先设计好。
尹恒：总之，应该全面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扩大政府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政府治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压缩生产性补贴和可以通过市场补偿的事业性支出。对传统的“生产性” 基础设施而言，政府和私人联合参与并鼓励竞争和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基本原则。
三、 世行邹恒甫警言不平等引发社会动荡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邹恒甫日前接受人民网记者独家专访，就世界银行关于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的问题发表警世言论。以下是记者对邹恒甫访谈实录，该文点评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经济学家尹恒。
记者：从世界银行的网站和有关资料上发现，近年来，世界银行对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问题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您作为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能否介绍一下世界银行研究的结论？
邹恒甫：我们的研究标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
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极为严重的问题。世行最近指出，据最保守的估计每年全球发展中国家行贿的金额也达到1万亿美元。这还不是腐败的全部，侵吞公共资金、掠夺公共财产的数额更难估计，它可能更为严重。
记者：您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例子吗？
邹恒甫：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仅就级别最高的官员而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侵吞公共资源达150-350亿美元，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莫布图（Mobutu）和尼日利亚的阿巴卡（Abacha）侵吞公共资源的规模都在50亿美元以上。
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尹恒：关于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的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及，而世界银行把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应该引起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的。好在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反腐败倡廉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也很大，举世公认。
记者：腐败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高昂的代价，您能用一些数据加以说明吗？
2004世行报告指出，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敌人。腐败确实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高昂的代价。我们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例如世行估计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这就是说单单靠控制腐败和改善政府效率就可以使人均实际收入为1000美元的国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国家，控制腐败力度从低度到中度、从中度到高度（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和高三种水平），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到2至4个百分点。
尹恒：其实中国历史上也腐败盛行。腐败使得如此勤劳的民族始终挣扎在饥饿的边缘，它更是朝代更迭的直接原因。远的不说，明末、清末和民国概莫能外。例如晚清官场就十分腐败，各级官吏的薪俸甚低，贪污受贿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19世纪70年代写道: “当今之时，上下交征利，隶胥猛如虎狼，每遇讼事，需索不已，投之以监，而守监者先行凌辱，后则索贿，有贿名曰通监，出入自如，此等恶弊，不可枚举。”连担任过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1866也指出腐败导致 “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所幸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反腐败的措施也得到了世行的肯定。
记者：从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形影相随，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系呢？
邹恒甫：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表明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1951至1992这40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
尹恒：这就是说，制度存在惯性。一旦腐败制度化，它就会侵入社会的骨髓，由此产生的极度社会、经济不平等将成为社会的痼疾。
记者：您在世行对各国收入分配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近来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一个热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邹恒甫：经济学家对中国近来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中国从收入分配十分平等的国家转变为很不平等的国家, 贫富差距如此短时期内拉开，在全世界实属罕见。
根据世行的估计，8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6。当然要作出准确估计是困难的，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80年代及90年代初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以绝大多数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为前提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导致中国在这几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出极为罕见的加速度。
尹恒：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度量不平等的指标，收入分配完全均等时其值为0，全部收入为一人占有、其余社会成员一无所有时其值为1。基尼系数越大说明越不平等。在一般人印象中印度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一直稳定在0.33左右。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看来经济增长势头还相当不错的国家，突然陷入暴力、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是否也与腐败、经济严重不平等有关？
邹恒甫：正常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与暴力、社会动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法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下半叶收入分配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为0.43、0.42和0.40，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犯罪率也不高。
不过，如果经济不平等主要是由于腐败造成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其不均等，贫穷阶层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例如，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越轨腐败或者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面对一个突然冒出的富人，人们心底里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其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至35%。在这样的环境下，拥有财产的人对产权会缺乏安全感。有保障的产权能够在耕耘与收获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保证企业和投资者的努力得到应有回报，否则人们工作、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会受到损害。最近世行对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研究表明，对产权有安全感的企业家比缺乏安全感的企业家利润再投资的比重高出14%至40%之间。在拉丁美洲，超过50%的接受调查企业认为犯罪是他们正常经营的最严重障碍。这种状况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行2000年估计，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因犯罪而损失了四分之三的GDP。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这时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动态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布格局是不公正的，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强化，政府可能对局势失去控制。
例如，在2000年津巴布韦黑人开始侵占白人拥有的土地，其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种混乱状况愈演愈烈，到了2003年，这个在1997年还是非洲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变成了衰退最快的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90年代未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仅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至今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
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据世行估计，在过去50年中，内战使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2.2%，GDP比其应有的水平低出15%。内战和贫困形影不离，低收入国家发生内战的概率是发达国家的15倍，国家越穷，越容易陷入暴力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尹恒：如果腐败和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十分严重，贫穷阶层会有很强的被剥夺感。中国最近经济理论界有关腐败及与之相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学术讨论却如此牵动大众的神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记者：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
邹恒甫：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
尹恒：这些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提高政府部门效率。
四、 郎咸平: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
与郎咸平共进午餐后，记者陪他匆匆赶往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一个讲座课堂。在车上，记者与他谈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有关事情，谈及这次邀请他到武汉大学来讲学的邹恒甫教授，郎咸平对我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可以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
记者问郎咸平为什么，他说：“邹恒甫教授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郎咸平又说：“邹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数理经济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欢，学问非常扎实。当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现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办教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提到邹恒甫教授，这位非常年轻(年仅42岁)的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圈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名气却非常的大。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能得到“同行竞争者”如此厚誉，可见邹恒甫绝非等闲之辈。有资料表明，邹恒甫十余年来在中国艰难地推进全新的经济学实验教育，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关院系，他几乎把经济学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观念翻了一个个儿。他领导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
邹恒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在去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前不久，邹恒甫从美国回来，应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举办讲座，他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怪状，以其切身体验和感受，直指某些“海龟”经济学家之痛处，“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这些人“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邹恒甫认为经济学家不要从政，不要去企业作报告，要呆在自己的大学里、研究机构里好好地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上海财经大学的师生多次报以邹恒甫教授热烈掌声，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让挤满教室的近四百多名听众大呼过瘾。据说邹恒甫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一些讲座无不场场爆满，受到学生热捧。
极为自负的郎咸平，据说除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极少数大师表示尊敬之外，他自恃海内无对手：“企业家跟经济学家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水平，要好好学习。”在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在目空一切的没有值得郎咸平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里，惟有邹恒甫是一个例外。
郎咸平其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郎咸平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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