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公报：工奴血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示
苏 杜
2007-7-1
《中国青年报 》记者崔丽在其《调研称贫困是童工产生主要原因》（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5日06:00）文中援引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调研报告称：“家庭贫困是童工产生的主要原因。目前受雇的大部分童工都是因贫困辍学的孩子，主要来自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浙江省劳动厅在调研时发现，非法使用童工问题屡禁难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该省98％以上的童工来自外省（区市）贫困地区，98％以上来自多子女家庭，95％以上的童工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专制制度“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才是童工问题屡禁难止的根本原因。他们批示说：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近日关于中国广东河源血案“民工讨薪” “群体斗殴”定性相左的相关报道。对此，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中国《三秦都市报》一篇题为《因调查取证有难度黑窑工维权面临困境》披露了四个“法制案例”：一，26岁的陕西省富平县华朱乡优东村柳志刚1998年在山西省芮城县城关镇南村张县生的砖场内，右侧下肢及臀部被搅拌机粉碎成了肉酱，但因交不起8000元的诉讼费法院不予受理。二，44岁的渭南市华县城关镇铁马行政村村民田进峰，2007年6月17日被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家，满头砖屑的他精神严重失常，见食品就吃，吃不完就藏，经常狂喊“砖窑里有狼狗”“我要回家，我要妈”，由于根本无法说清在何家砖场打工以及受到何种待遇，法院同样不予受理。三，38岁的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办黄峪寺村一组农民李会民，场主允诺他砍掉自己的三根手指就可以走人，他当即举刀砍掉了三根手指，场主仍不准其离场，他挥刀冲出砖场，失血过多昏倒在路，后为记者所救。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他自己砍自己。四，2002年4月18日20时，刚进入山西省榆次市东赵乡李焉村砖场打工的李专院，就遭到砖场9名工人及监工的持续殴打，身上被发现有89处部位受伤，其中16处为新伤。旧伤添新伤，要了李专院的命。他的家属获得1万元民事赔偿，但山西法院称异地执行有困难。四川省通江县法院称未接到山西法院传来的执行决定，1万元命钱尚无着落。
这篇消息同样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但他们的批示很简单。他们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马克思是在他伦敦寓所的安乐椅上发表上述意见的。他甚至谈到了底层知识阶层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他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最后，他与他的战友恩格斯共同概括了一下他们的意见：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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