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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