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水火同志

致水火同志　　

pioneer　　

水火同志在《为什么和尚要拆庙?》对当前的形势和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我深以为然；水火同志真诚地解剖自己，称自己是协助蒋介石打败毛泽东的“从犯”之一，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在“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和一些同志发生分歧。　　

“”也经常刊登一些右翼爱国者如时寒冰、郎咸平的文章。他们不是我们的同志，却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和他们可以在爱国、爱民的旗帜下求同存异，团结起来。但是有些左派对水火同志的某个观点却采用了批判的方式。这也许是因为水火同志在“”是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同志，所以求全责备。我不反对讨论，但反对批判、扣帽子——“堕落”、“叛变”，和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却跑到‘极右’那里‘眉来眼去’？而没看见中国的劳动人民被剥削阶级压在了下面？”　　

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也是我迷茫的地方。　　

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数年一日地被无孔不入的自由主义“洗脑”的人，又有多少不是右的？来的人，又有多少不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惊醒、被左翼爱国者的呐喊所感召而“向左转”的？这里只是一些自发的无组织的泛左翼爱国者，何曾有过一个统一的纲领，指导我们步调一致地前进？　　

我的理论水平很低。本来不想写一些对水火同志来说只是一些ABC的常识。但不吐不快，下面就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蒋介石”战胜了“毛泽东”，导致官民矛盾目益尖锐。然而与“蒋介石”“宁汉合流”向“毛泽东”进攻的“汪精卫”，现在又背靠美国主子，把一切坏事都推到“蒋介石”身上；他们则“一身清白”地树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大纛，企图以此吸引民众，推倒“蒋介石”，自己则“黄袍加身”。　　

现在，“汪精卫”们正开足马力，向“无产阶级专政”这颗“羊头”全力冲锋——“‘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彭迪钱行《“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蒋介石”则与之暗通款曲，也想趁机把身上披的已被他们搞臭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羊皮抛掉，把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光明正大地换上自己的像。既表示自己弃“专政”从“民主”，又能把名不正言不顺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扶正。　　

这次的“邓玉娇案”，网络舆论出现了“一边倒”。右派便宣传为“左、右一致”。我从左派尽一切努力声援邓玉娇、证明她的“正当防卫”的行动中，看到对自己的“阶级姐妹”不幸遭遇的痛彻心脾；也从极右们装腔作势、唯恐天下不乱的呐喊声中，听出的豺狼看见猎物时的兴奋的喘息——“邓玉娇事件中，某些评论人的表现大失水准，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几个朋友。他们太理性了，愚蠢的理性。我今天在本报评论中委婉批评了他们。但听了邓玉娇律师紧急呼救的电话录音，我后悔我太委婉了，我只想说一句：去你妈的理性！”（笑蜀）　　

“去你妈的理性！”——谁能想象他们去年大骂爱国青年“不理性”、“愤青“、“左粪”时的情形。　　

我本不愿意用恶意揣测他人。但自从看惯了极右们阴险、狡诈与无耻，不得不使我产生这样的警觉：义愤填膺的人怎能如此夸张、作秀地抱头痛哭、泣不成声、语不成句？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已经脱下十多天内衣、内裤的指纹上。这既把简单的案情复杂化、扩大化——由“反抗强奸、正当防卫”升级到强奸案；又往群情激愤的网民头上“浇了一桶油”。我们热切盼望着能把证据取到，可是万一取不到会怎样？把这么一个稍有知觉就能判断出是“反抗强奸”的案件——“她面对的是几个‘父母官’是‘上帝’且又是壮汉，无论如何都与‘故意杀人’挂不上钩！”，按强奸案来办。　　

按“强奸（或未遂）在前，杀人在后”的情节辩护，无论物证是否能取到，邓玉娇都将以杀人罪败诉。那么，在这个事件上赚足了“民意”的极右无疑会像“89”一样把民怨引向警方和政府身上，为他们的“颜色革命”充当炮灰。既捍卫了他们的“法治”，又防止了因此把司法改革引向“群众路线”、“人民陪审”制度的“人治”方向。左派通过此案引起高层重视，把司法改革从“精英路线”转向“大众路线”的希望也必将落空。　　

而左派到时将如何自处？如果还像反对“08”一样反对他们的“革命”，支持邓玉娇的群众能看懂左派下的棋吗？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群众一定会跟着左派走。这一次的“左、右一致”口号就是右派先喊出来的，这是他们“联合左派，打倒政府”策略的一次实践。在这个事件上即使左派不被他们挟持，届时又有哪个左派能站在走上街头的邓玉娇的亲人和群众的对面？　　

而且，在这个据说是“共克时艰”、遍地“火药桶”的关键年，各级“蒋介石”也配合的相当默契。习水官员强奸案、跨省追捕案、杭州“70码”“交通肇事”案、“邓玉娇案”…，连上层也表现了罕有的“冷静”，不闻不问。　　

但愿这只是我的胡猜。　　

我相信水火同志并非是支持“08”，但你说“这93位访问对象阅读后”的态度“肯定和我们这里多数人的想像大相径庭”。不知别人怎么想？但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一定说“很好啊！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政；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我们反对“08”，极右们也一定反击左派是反“民主、自由、人权”，鼓吹“专制”。　　

极右们常说，“毛左”们连言论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还在反对我们主张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　　

然而，他们主张的言论自由范围里包括左派吗？如果有，他们把持的媒体上允许张宏良、黎阳和水火同志你的文章出现吗？他们的力量早已渗透了各大报系、杂志、各大门户网站。他们的自由还少吗？他们继续争取的只是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分裂祖国（联邦）、全盘西化、殖民化的自由。　　

他们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只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丛林里的“平等”。他们可曾在“08”里提到一句“反剥削”?　　

毛泽东当年主张的各项权利，从不讳言要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右派们主张的权利的阶级立场截然不同，他们号称“全体公民”的权利，可在资本主义治下，没有经济地位的无产阶级如何为自己的“权利”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样，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咸与维新”、分享权利时，可曾叫上无产阶级阿Q？他们联合无产阶级北伐胜利后，不是又与帝国主义、“青红帮”联手向工人阶级祭起屠刀吗？右翼网站“网易”不正在哭着喊着为“蒋介石”、“杜月笙”歌功颂德吗？　　

写进宪法里的“四大自由”如何轻易地失去了？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只是“幼儿园”水平，他们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从被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还没学会也没有意识去捍卫自己的政权。也没有官僚、资产阶级或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的对政治地位的警惕性。劳动阶级被剥削阶级重新压在下面，已经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彻底颠覆，近30年来出现的一切社会丑恶现象无一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恶果。　　

我写的这些东西，如果由水火同志来写，一定会比我写的好的多。水火同志并非支持“08”，他只是提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很多人是支持“08”的。　　

我相信右派里面也有不少正直的人，他们也许是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我就曾经为中国的某个企业进入世界多少强而兴奋过，希望中国能产生一批可口可乐、微软、沃尔玛之类的跨国巨头，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但结果却无情地粉碎了我的黄粱梦：我们的企业有的以给洋企业当“儿企业”、“孙企业”而沾沾自喜，有的把企业当猪卖给外资；龙永图大人干脆说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白岩松主持说抵制“家乐福”属于“内讧”；在CCTV频频上镜的“当代最可爱的人”——企业家们，可曾做过与洋巨头们决一雌雄的梦？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且30年的实践证明，多数资本家的眼里只有利润和利益，没有国家和民族；他们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　　

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在于我们该怎么做，左派该以什么样的纲领争取群众？　　

　鲁迅先生说——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水火同志不是空谈家，他率先从“客厅”里走进群众。然而他“碰壁”了。——这也是后走进群众的左派也无法避免的问题。揭露“08”也不是难题，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在于如何回答“你们认为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方式，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呢？”我现在是逢人就宣传毛主席和左派理念，结果也把自己宣传成了另类。　　

我接触的人很复杂，什么阶层的人都有。“白领”以上的就不用说了，只说是工人阶级、下岗人员，完全接受我的观点的有常来找我聊的一个邻居；还听过附近一个开早餐的中年人说：“毛主席犯错误喽，没把XXX毙了”；再有一个就是在秦皇岛的一个50岁上下的打工者，他立即把我当成了知音；但他却像发现了新大陆：“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说毛泽东时代好呢。”　　

对毛泽东的建国功绩、反腐败等，没人有异议。但很多没挨过饿的人也道听途说那个时代吃不饱。他们是被右派洗了脑，好象毛时代只是58—60年。但无产阶级不像知识分子那么顽固，一解释他们就能明白。最令人头痛的的地方是他们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认为和自己无关。主要原因还是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而且，很有几个中学同学的工人阶级倒来劝我了：“整这些没啥用。你不应该从政府部门辞职，好好干提拔了，我们也能借点光。”　　

走资派们在破坏中国人民的信仰和道德上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一边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价值观，一边宣扬不靠道德的制度万能论。试想，十亿满脑子的腐败思想、只信“钱能通神”的人，一齐投机钻营，什么制度能挡的住？　　

正如水火同志自我解剖的那样，有多少人民做了“蒋介石”打败“毛泽东”的“协从犯”？他们只关注碗里的几块注水猪肉，哪管30年前建了多少厂矿、修了多少水利、造了多少军舰？哪管30年后下马了多少项目、变卖了多少企业、挥霍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就像传统相声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地主，省吃俭用，积攒田地和家产；几个一肚子怨言的儿子趁他出门时炒肉、烙饼、包饺子。终于熬到了地主去世，几个儿子苦尽甘来，分家、享受、挥霍，重复“富不过三代”的周期。　　

“人间正道是沧桑”，左派任重道远。　　

左派面临的困难未必就比当年的共产党小。当时有苏联成功的榜样，还有人民对公平、公正、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向往；而今天，社会主义已被苏东修正主义抹黑、被中国的极右派妖魔化。连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都不敢再喊“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高举着切格瓦拉的头像，却不再像当年反战、反种族主义的美国工人那样，以毛主席语录为思想武器。　　

中国的极右派比“苏修”更阴险、更无耻。“苏修”还不讳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让见识完资本主义的苏联人民还有个斯大林社会主义可以怀念；而中国的极右派们却告诉中国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我们的都是“伪社会主义”、“假马列主义”。你们怀念毛泽东？毛泽东的像不是还挂着吗？这个“专制”就是他一手创建的。　　

鲁迅早就看穿了他们的嘴脸：　　

——“我是畜生，我现在叫你一声爹，你既是畜生的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　　

——“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唯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责，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　　

邓贵大，整个一地痞流氓，却管共产党叫“爹”；　　

对八国联军、慈禧太后、美国民主顶礼膜拜的胡星斗，家里却供着“社会主义”的牌位；　　

极右学者高尚全、吴敬琏，张嘴“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闭口“国退民进”、“市场万能”，手里却高举着“马列主义”。　　

他们连右派都称不上，纯属“有奶即娘派”、“见风使舵派”、“唯利是图派”；他们不仅败坏了社会主义，也败坏了资本主义。到网易历史频道里看看“民主垃圾”们的留言，一边淫风秽语，组团骂街，一边管美国叫“爹”。　　

经过30年的成功“洗脑”，大多数群众业已接受了改革精英的丛林法则。当我向一些工人阶层剖析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扣除住房、医疗、教育）并不比前30年高时，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但却又众口一词的说：“可别人有挣着大钱的”。工人往往把他们的阶级兄弟当成竞争者，官僚、老板、黑老大暴富，他们并不眼红，他们只关心同事收入的高低。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在丛林中的地位定位成“羊”，羊的竞争者只能是羊，决不是狼。厉以宁先生不就一直在津津乐道他那个著名的“我不须跑过熊，我只须跑过你”的故事么。　　

多数群众憎恨腐败但又接受它，没想过也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它，而是寄希望从上到下地解决，也接受右派开出的——“汪精卫”和“蒋介石”互相竞选、互相制衡——的药方。为防止有人反驳，我只说我接触过的群众，而且基本是全部。　　

左派决不可以一厢情愿地以为群众一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不要以为群众都在等着左派来召唤。你不来，自然有“汪精卫”、轮子功、基督教发动他们。绝多数群众只知道“蒋介石”，并不清楚“汪精卫”。个别左派看到有人批评“机构臃肿”、“公务员加薪”，就叫停：“不要四面出击”，“帮了右派的忙”，“小政府、大企业”了，甚至还抛出了连官方都不敢再提的“5%”。如果群众上网看到这些，立即就会捂着鼻子走开。　　

不要以为极右派真是大笨蛋。他们利用政府力量查封的计划破产后，立即又戴上了反官僚、为弱势群体维权的面具。依我看，他们比某些左派更了解群众。　　

水火同志文中的右翼人士问，“用什么方式保证新上来的人不是新的资改派呢”？“‘四大’是合法的啊，为什么‘资改派’就能全面夺权了呢？”　　

写在宪法里的“四大”、“罢工自由”被剥夺的事实，也同时粉碎了右派鼓吹的“制度万能”论。　　

毛主席在建国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动的运动不可谓不频繁，刑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依然不能抵挡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攻。所以，当毛主席意识到仅靠政治运动和严刑峻法不能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发动了改造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想籍此培养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树立群众的造反精神，摸索群众参与政治的经验。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愿意“继续革命“了，而且对于自己的政权也没有丝毫的关心和警惕，更不用说准备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它了。　　

鲁迅早就告诫说——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从几千年的被统治地位变成统治阶级，无论在教育素质还是在管理经验方面，都无法和已有几百年专政经验的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所以，无产阶级政权的得失拉锯也就在所难免。但资产阶级因此而嘲笑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现实，则与一个老人嘲笑一个刚学走路的幼儿不如他“走的稳”一样无知。　　

资产阶级大讲人性、仁爱，反对暴力、阶级斗争，就好像资产阶级专制不是靠暴力、血、阶级斗争取得的。当然，对待新生的没有任何经验的无产阶级专制还可以采取“和平演变”、“骗出一个体制”的方法。不独无产阶级，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制度不也被袁世凯骗走过一回么？　　

右派人士向我们灌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民主、自由，仿佛这些东西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伊始，资产阶级就是在制度上“施舍”给了无产阶级；而从来不提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样是无产阶级靠自己通过暴力、血和阶级斗争换来的。如果说我们照搬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无产阶级前仆后继争得的权利也会跟着“移植”过来，岂非是“不劳而获”、“天上掉陷饼”的神话？　　

以上只是我代水火同志对右派人士的回答。对此，水火同志有更清醒、更精彩的论述：“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小步，无不是以尸山血海为代价才实现的，天花乱坠的说理、如泣如诉的哀求，都是无用功。”　　

我想水火同志对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的这段讲演也感同身受：“讲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也是迷茫的。　　

我一直也和这里的其他同志一道，一直为争取党内的健康力量、呼唤社会的正义回归、启迪民众认识自身的力量而努力。对于如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腐败的问题，水火同志在《绝不能再向驴子磕头》中已经回答的相当好了：　　

“只有全民发扬不怕踢的精神，人人开口，个个举鞭，催生出一个新社会，让主人回归主人的本位，驴子回归驴子的本位，中华民族才有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　　

果真能如此，该是一个多么完美、充满希望的社会。这不也正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在吗？　　

腐败问题的严重，深受几千年的“劳心者治人”等封建流毒影响的人民大众，对于腐败、不公平的认同、姑息、助长也是负有责任的。对此，鲁迅在《捧与挖》中有深刻的描述：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他（王金发）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毛主席未竟的工程靠我们这样的工作能完成吗？　　

我也是茫然的，结局如何也没有想过。我只是按鲁迅的话去做的：“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自来，我就把这里作为反抗我所看见的敌人的阵地。武器就是这支之前从未写过文章的粗糙的笔。这也是响应鲁迅的号召——“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我当然也和这里的众多同志一样，盼望着水火同志隆隆开来的“坦克车”，和越来越多的“水火同志”投向敌人的“烧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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