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富民”。农村以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城市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中心：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在国有企业中多次普涨工资、同时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奖勤罚懒，开放引进外资着眼于引进技术和管理。八十年代的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农民收入提高；私营业者逐步富裕；公务人员、国企职工收入提高。八十年代的改革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人民富裕的同时，国家并没有同步富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赤字上升；由于提高工资过快，八八年出现通货膨胀——“涨价风”，该此涨价明显是消费驱动型的，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涨价；生产要素没有市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理想。然而，改革的“富民”目标基本达到，八九年“六、四”，正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带给了人民实惠，才没有导致政权的垮台。
九十年代，为了解决国家不富裕的问题，降低财政赤字，江朱“改革”的取向由“富民”实际上转向了“富国”、“亲商”：实行“分税制”变相提高了税率，并加大了中央占税收的比重，迫使地方从非税收入想办法――向农民的各种摊派、经营城市提高土地收入等；通过大规模的“去福利”措施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取消福利分房、以医保取代公费医疗、推行教育产业化——上大学收费；为增加税收和减少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补贴，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小的实行私有化，大的“减员增效”，部分员工下岗。由于企业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同时，上级政府主要考核下级的GDP增长，各级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为此，各地政府竞相帮助资本压低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开放”的取向是尽可能多出口、多引进外资，偏离了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的根本目的：汇率并轨是出口飙升的关键，国家牌价汇率由1∶3多一点向市场汇率的1∶8多并轨，实际上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各地兴起招商引资的热潮，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招商优惠措施往往以环境、资源、政府收入、甚至劳工福利为代价。
九十年代改革的 “富国”目标达到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上升，尤其是中央财力雄厚。然而，成功的副产品“民穷”却让经济陷入了困境——“国内消费不足”，人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敢支配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差。私有化与盲目引进外资加剧了人民的贫穷：资本和劳动力的力量对比天然倾向资本，现代市场经济均采节制资本、保护劳工的政策，以致于很多国家的劳工被过度保护。我国在私有化与引进外资时，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博弈能力消失，而在新所有制下，各级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倾向劳工的保护政策，反而体现了强烈的“亲商”色彩，为招商引资，各地政府帮助资本压低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八十年代的普涨工资再没有出现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外资总部不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即使想管它们，也是鞭长莫及。
内需不足与盲目出口、引进外资相互促进：内需不足，过剩产能必然寻求出口：争相出口，出口价格降低不可避免，出口商压低劳工工资，内需更加不足；极低的出口价格对国外的生产商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它们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迁往中国，更多的外资被逼进中国，外资虽然也在中国发工资，但它的分红在国外、收入更高的高级员工在国外，在中国是以寻求低劳动力成本为目的，带来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国内消费更加不足。这就是“内需不足”、“高积累”、“高出口”、“高外资”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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