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藩，你为什么不忏悔？
:章剑锋
http://blog.sina.com.cn/m/zhangjianfeng
我和董藩的交往非常简单，在去年，我们有过一些接触，内容包括一通电话、几封邮件、数条短信，还见过一面，后来他恨上了我，也恨上了我们的报纸。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绪并非无缘无故，自从去年夏秋之交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做过一次谈话后，董藩从此拒绝接受我们报纸的采访，并且拒绝时的态度恶劣而粗暴。
去年发生在北师大管理学院董藩办公室的那次谈话，内容其实十分明确，董藩在没有完全明确我的采访意图时，谈了他对房地产市场的观点，谈了他对专家四处走穴是否妥当的见解，谈了他是如何处理协调他与开发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对于市场他谈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他现在仍然在坚持；至于专家就是售楼小姐或者专家出现在售楼现场是否合理是否应该，董藩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他犹豫一会儿后，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些东西本来不能告诉你的——其实，专家应该有身价——因此，很正常——诺奖得主经常到中国来走穴；至于他如何处理与开发商及政府部门的关系，他的谈话让我知道，他和建设部走得比较近，和建设部的官员们也有一些神交，和开发商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事情。
世人知道，记者的责任与操守在于，记录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因此，根据记者的神圣职责，我将我听到的——也是他所说的一切都记录下来。这之后，他开始恨上了我。
当北京师范大学里面设立了一个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时候，董藩做了中心主任，据一位同事说，董主任那个部门也有了一项不成文的明确规定，所有教职员工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将奉守一条准则：拒绝来自《中国经济时报》的任何采访。我还听一位同事说，在某个公开场，本报的一位记者——她不知道董藩在心里对我们报纸已经埋下怨恨与不满——向董藩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董很粗暴地大声加以回绝。我听到这件事情后，有了一种真切的感受：这个人非常之顽固，不懂得自察、自省和自我忏悔。
董藩其人
在两年之前以及更早的时候，北京没有人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叫董藩的，或者说，很少有人知道。尽管在去年的那次谈话中，他一再强调自己早就是个名人，而且一下子从桌子的抽屉里面掏出两本自己编写的教材来，以此证明自己是个房地产业学院派的领袖，桃李遍天下。但是，那种举动根本就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果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依据的话，说实在的，那只能令我感受到，这个人的确非常自满和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我见过许多专家和名人，不过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专家会并且敢在一个记者面前做得这样露骨，因为他们都不像董藩一样，喜欢自我树立为权威，自我以为是名人，自我加以深深吹捧。哪怕是再没有深度的人，也会懂得对自己的过份张狂的言论和行为加以修饰和伪装，这至少可以让人看上去不那么反感和无法接受。
董藩对我说，他在关外教书若干年间，一直根正苗红，获得荣誉无数，十佳、优秀、先进；证书、奖牌、奖杯；论文、造诣、才华，还有许多个第一，拿出来简直吓人。在东北的年代里，他成为中组部某位高官会见西方和中国媒体时，口头点名表扬的标杆式民主党派成员，被赞誉为杰出人物和优秀青年。他并且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与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息息相关，不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当然，他还是过多地强调自己是一个推动者，在中国改革施政的过程中，他说他提出了许多珍贵的建设性建议，无一不被中央或高层采纳，比如按揭贷款和住房制度改革，这就是他的提议与创造，他提醒我说，这项政策让亿万国民受惠。
他还说，他已经在国际会议和党的报刊以及网络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评论，有一些意见和建议还通过内参上报了国家主要领导人，并受到重视和批示，相关建议和随后出台的政策与其吻合度较高。由他出面组织并参与完成了约30本房地产、土地、物业管理教材及著作的出版工作，累计发行量已达30万册，在财经教育界和房地产培训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他将这些从前的事情挖掘出土，然后向我一一展示。我也很清楚，他不过就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名人，如此而已。这一点在我没有和他见面的时候，在我与他有过一次电话交谈和邮件往来之后，我依据无比敏锐的洞察力早就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我认为，他是个肤浅的名利主义者，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名人观和自我表现甚至是表演欲望。
在我来到他办公室前，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他的《两万言书》（听上去有点唬人）发表之后，他的一位学生对他充满了深深的崇拜和爱慕，因此顺势写出了赞誉其为新一代地产理论界的带头大哥的歌颂文章。董藩对我说，他看到这个文章后，一直压着，不好意思拿出去，没有想到，他也有脸红不好意思的时候。
不过，虽然不好意思拿出来，但是，当天夜里他就把文章发给了我，让我帮着推荐推荐，后来还催问我能不能发。我一直压着，没有敢发。因为我看了那个文章后，先是浑身起鸡皮，后是一阵阵恶心，因此好几天没有缓过神来。
这篇文章在我还没有给答复的时候，就已在许多网站里被传遍了，不知道是不是董藩本人这样做的，但我敢肯定，这绝对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手法，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过那个写文章的叫做“徐轲”的人。这篇文章以一种空前绝后的露骨笔调将董藩和早于他成名的易宪容相互比较一番，将董写成一位英雄式人物，似乎董一直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人。
文章说，比之于易宪容，董藩是在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他的观点和理论更多地影响到决策。说，董藩在高层决策界确实也是大名鼎鼎。据说连温总理看完其建议后都郑重嘱托中办：“给董藩回个信”（我一直不相信，全国知识份了也未必会相信，温总理日里万机，如何还有功夫嘱咐办公室给董藩回个信）。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说这是他愿称董藩为新一代地产理论界大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位还说，通过资料显示，董藩的成果与建议曾通过内参60余次上报中央和省部级领导，15次直报江、朱、胡、温等国家主要领导人，50次受到重视和批示。有心的观察后还发现，从前年开始的一轮房地产调控，与董的观点言论出奇吻合，令人拍案——兴奋得只差没说出这些政策都是出自董藩手笔或由他直接来推动的话。
董藩作为一个民（名）主党派人士，对于名利有着让人看不懂的执著与苛求，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他不仅极力强调自己，贬损别人，总认为别人是错误的，（错误这个词是他的专利，在他眼里，易宪容是错误的，哈继铭也是错误的，萧灼基更是错误的，到现在，连国家统计局也是错误的了）是有野心的，而自己是正确的、知名的、权威的、公正的、受高官重视的；总是坚持认为别人是在炒作，自己是实事求事，并且是一枝独秀的。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去年那次面谈，他一开始就斥责易宪容是在炒作，是在沽名钓誉，易宪容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性如何，这个我在去年的一系列文章里面已有过着重提及，对他的态度和认识，我不想多做评价。只是董藩在我面前极力地贬损易，说他说的都是错误的，一点也不懂房地产，是个外行时，我忽然发现，董藩眼里放着光。
他一边数落易的无知和作秀，一边吹捧自己的有知和高深，尽管他一再嘱咐我，不要把他的话写出来，写出来不好，但是他并不届意把他的这些肺腑之言说给我听，更不届意我将他的话录下来。
人总是有这样的坏毛病，因为一种不同的立场和位置以及心胸，就一定试图站在比别人更高的位置去看待一切，去评说一切，甚至不惜以一种指责和攻诘的手法将自己拔高于别人之上，以示自己的异乎寻常。这让我发现，原来中国的专家差不多都有一个德性，老是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实际上，这是最最浅薄无知的。
现在，只要稍有功夫的人，拉出董藩那些不堪入目的所谓作品来看看，恐怕没有几个会不觉得浑身起鸡皮的。董不轻意出来说话，但是一出来说话，那么，一定会有这样的惯例，他怀揣着一把明亮的匕首，直奔对方而去，然后对准别人的胸口，乱捅一气——他在“杀人”。
当然，他在“杀人”的时候，在打倒别人的时候，也总是永远带着那种极不可一世的高傲而自我的态度。迄今为止，他的文章里面最先出来的总是说，前不久我怎么怎么样，或前不久某某怎么怎么样，再或者就是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什么，然后说，这是错误的、这是误解、这是无知，然后把自己弄得像个道德君子一样，出来评判一番，中间一定又会千篇一律地出现“我与房地产的渊源如何如何，我获得过什么奖什么奖，我曾经如何如何，我经常上书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给我批过字，谁谁又点了我的名”这样一类毫无用处的话，似乎这样一来他的言论就更加权威了，更加有公信力了，更加站得住脚了，更加深得人心了，杀起人来也就更加可以名正言顺了，说起大话空话和混话来也就更加可以理直气壮了，把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市场状况扭在一起极力往歪路上引去就更加地轻而易举了。
当他打着自己是权威的旗帜出来作弄别人一番后，就会把某个人或某种观点、现象一脚踹倒，然后拔出刀子扎上一番，收场了。
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出来的知识份子就是不一样，就是要比别地的知识份子更加聪明一些。相比之下，易宪容真是个傻子，他曾公开说自己不会被收买，可是他走穴串会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勤快，拿到了出场费，他不说，可能在他看来也不算是被人收买的意思，至于写起文章说起话来，倒是一副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的模样，闹得别人总认为他是脚踩两条船。董藩就不一样，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专家的知识是有价的，照此理，收钱也正常，被收买似乎也正常。因此，他写起文章来，再没有理也显得有理，再公开为开发商服务，也变得像是在做学术，是客观和中立的学术观点。
董藩其言
董藩到现在还认为别人在曲解他、围攻他是错误的举动，是无知。他还说得大义凛然，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心者谓我何求。他从来不觉得羞耻。可是在今天，他的文章暴露出来的，哪一点不显得赤裸裸？哪一点不显得立场过歪？他把天下人都当成蠢人，当成看不懂他的那堆没有骨头的文字了。
现在不必去怀疑董藩的立场有没有问题，屁股坐得对不对位置。现在主流的评论家和学术者根本就不愿意出来揭穿这个人，连批评都懒得针对他。但是至少我还有一点点热血在胸，我还是需要出来说一说，因为他的观点看上去更像是一场阴谋。
去年董藩对我说，市场不能由着老百姓来，按照老百姓的意愿，那是错的。那时候我想，这是什么理论，如果民众的意愿是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应该被漠视，被搁置一边？
董 藩又说，任志强其实是正确的，说了很多为老百姓为市场的话。于是我又想，任志强对在哪里？为老百姓说过什么话？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本来就是与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对立的，商人能为消费者说话？这个研究的确独到。
根据他的这几个观点，后来我就去梳理了一下，包括今年他写的几个文章，加起来也就那么几个主要观点：
一， 打压房价是祸国殃民；
二， 高房价不等于有泡沫，中国只有局部地区存在泡沫；
三， 他说居者有其屋不能提倡；
四， 他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代表委员们嚷嚷房价过高，将国外的房价收入比拿到中国来说事儿，这不具有可参考性；
五， 他还批评国家统计局，说他们的有关空置率的统计是错的（其他的统计数据他就没有拍案而起加以批评，估计是对的）；
六， 他又承认有空置率，但认为有不意味着不合理，相反，一定的空置率是允许的，是应该的；
可是董藩就是不知道居安思危，这种论调更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他将自己表现得多么的前瞻，多么的有见地和创造能力，可这是一个保守派，这个保守派是以一种苟且的态度存在着的，他的学术也就显得极保守，很小心翼翼，很不怎么地。
从前到现在，全中国都在传这样一个笑话：打战的时候一位战士怕死，当不了逃兵也得磨蹭在队伍的最后面，部队死了一大半，他就躺在别人躯体下装死人，希望能够躲过一劫保住小命。
现在的董藩及其论调就像这个怕死的逃兵，自以为是正确的，还试图将此观点拿去影响决策，让那些领导人们再给他批个字回个信赚取一把话语和政治的双重投机资本，可是他就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就没有意识到，当他个人赚取了资本之后，假设他的观点曾经影响过决策，现在这个观点也照样影响到了国家，那么，市场会不会陷入很快就要崩溃的灾难中去？中国房地产差不多已经命悬一线了，还要鼓吹高房价安逸论，这种高风险的事情，你怂恿哪个傻子去做？你把政府官员都当傻子吗？你把政府智囊们都当傻子吗？
中央出台调控政策，已经明确了房价过高的问题了，明确这个问题，就表明这是个问题，是问题就是不正常的，就需要解决的。通过一系列强硬的政策来看，明显就是在打压，不过就是因为舆论环境，亮出打压的说法过于刺激，会产生负面效应。这个董藩不懂，我是懂的。
董藩自认为自己的建议是触动了中央的，从建设部的表态上说，也是不打压房价的，可是不打压房价为什么还要调控？为什么温总理还要对这件事情痛心疾首？难道这不正好表明，因为有董藩这种喜欢乱出主意的所谓专家存在，过份地扰乱了视听，让我们的总理感到遗憾吗？如果这若干年以来，董藩一类专家真的有能力影响决策，不是个光会用嘴吹的，为什么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主意，就没有帮助领导们解决好民众的住房问题？还让我们的官员面对中外媒体时感到痛心和面子上不好过？
董藩说不能打压房价，会不会有自己的投机目的和渔利用心？这是观察家一直在质疑的问题。我认为有，当然就是我上面说的，一个是话语资本，一个是政治资本。他一直强调他是个学术名人，同时也强调他是个政治明星。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当他利用这些资本炮制出打压房价是祸国殃民的观点时，他把国与民“强奸”了一回，他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是在为国民操心，为市场操心，可是他的言论和文章里面，就没有哪怕虚假地表示一下为民众的住房感到担忧的，他将国与民搬来为自己那些张牙舞爪的观点做注脚，做依据，把自己的观点嫁接到一个广大的民生概念身上去，却不知无形中正在葬送自己，将自己活在别人眼里的形象丑化和毁损。
上海在过去一年就十分听话，十分迎合中央的政策，中央办不到的，他们主动给办了，中央不满的，他们主动消除了，他们不光是有中央的调控政策，还有自己断臂的一套措施。这不是房价就下滑了吗？怎么就叫打压房价是祸国殃民呢？怎么就叫老虎发怒大小通吃呢？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连中央施政的策略都把握不住，连中央理所当然能够具备驾驭房价的能力都认识不到，还谈什么指点市场运筹帷幄？
因此上，有需求就不是泡沫了，可是董却没有发现，很多普通需求根本就无法满足，结果变成了无效需求，而那些有效的需求，都在进行多次重复投资和投机，这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原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于房价的不断高涨，被压制住了，购买能力跟不上房价，这不是泡沫是什么？价格与民众的接受能力都产生了截然反差，还敢说这不是泡沫？
说起泡沫，就要对泡沫的本质进行界定。最早出现泡沫是在荷兰，那时候由于一股郁金香狂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郁金香从土耳其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之产生狂热。17世纪，一些珍品郁金香卖到了非同寻常的高价，富人们竞相展示他们的最新和稀有品种，导致投机出现，人们购买郁金香不再为了其内在价值或审美需要，而是期望价格能无限上涨，从中获利。
高房价与高花价一样，有赖投机和泡沫的出现，由于房屋供给不足，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这给获利资本炒高价格从中套现创造了空间，在许多普通消费需求由于高房价变得无效时，高房价的持高当然就是泡沫。如果没有泡沫，哪来那么高的空置率？
也许董藩会说，这是统计有问题，统计有问题，这个理由倒是挺让人意外的，也让人无法驳斥，可是这能是理由吗？中国人从新中国开始就一直在延用自己的计算方法，怎么早些时候你不说统计有问题？
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法也只有董藩敢用，国际上和国内的专家都在说中国市场的泡沫，他却不认为有，却反认为统计出了问题。我看董藩这种观点有一个极大的嫌疑，那就是有意在助长投机，高房价不等于有泡沫，那也就是说，不是泡沫，就不要打压房价了，甚至言外之意就不用去调控了，可是政府早就明确了，调控是因为房地产过热，这个过热一是投资势头猛，二是房价太高；三是住房问题越来越突出。董藩说没有泡沫，加之不主张打压，也就是说，他做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可以视民生于不顾，可以不为社会住房问题的解决着急。
提倡居者有其屋在董藩看来，是在误导国民，让他们人人想着去买房子，想着有其产。所以他觉得应该鼓励居者有其住，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不要让他们持有产权。
这是一种错误的论断，提倡居者有其屋，不是鼓励他们去抢房子，是鼓励他们用心工作，用心赚钱，是给他们以责任和动力，让他们明白，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条件，为住上房子好好去奋斗，通过发奋图强来建设和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好的态度与向上的精神，怎么就不能提倡？难道想让大家小富即安，有个住处就止步不前？这样社会还怎么发展？这不是陷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我们有义务让国民明白，有其屋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要让他们明白，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应该脚踏实地地去追求，去获取，不能让他们连个愿望都没有，这是不对的。当他们的这种追求动力充分的时候，个人的责任意识才会同时推动社会的发展节奏，个人释放出来的能量才可以带动社会的进步，这有什么不好？
董藩认为不能提倡，无非是说，提倡过多会让住房供给更加紧张，矛盾更加激化，开发商和政府更加下不了台。我看，这也是一种嫁祸于人的行径。眼下建设部就说了，中国有70个城市没建廉租房，试问，到底是观念和口号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做好住房供应？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怪口号不好，误导人，怎么就不去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供应结构扭曲？怎么就不去反思一下保障住房为何迟迟得不到完善和建设？怎么就不认真考虑一下，是否应该建议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和政策贯彻水平？
董藩把最不碍事的一个口号拿出来说事儿，却有意去一叶障目，舍全豹而取一斑，这是何用心？与房地产业颇有渊源，颇有建树，就是这样的渊源和建树？
董藩这番话说得让人大跌眼镜，如果国外的房价收入比计算与中国是不一样的，是不适用的，那么，国外的空置率统计标准在中国就应该适用吗？就算数吗？就应该吗？
中国的房价是否过高？董藩不认同，他认为我们的房价收入比有问题，显然，这样的计算就是错的，也显然，错了的就是不高的。董的这种话放到街上去不挨抽是不可能的，他最近还对自己如何成为人民公敌表示不解，依我看，只有迷糊的人才会不解。不要说专家，就是一般人也能算出这年头房价到底高到什么程度了，董专家还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出这样一种观点，恐怕董专家是不用为买房发愁的吧，才说这样没谱的话儿。
如果说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有问题，我认为是有问题，但问题不出在统计标准没有与国际接轨上面，而是统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有问题，是统计数据有问题，人为因素过多，这个人为因素就是仍没有主动而准确地披露市场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北京的房价应该超过7000元，上海的均价也应该在7000元以上。
董藩说房价计算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国统计局到地方统计局，没有一个统计局不说当地房价高的，发展改革委月月出数据，月月显示房价浮动得厉害，我就不明白，这每月变动的房价，怎么会不高？难道居民们的收入也和房价一样，月月上涨不成？如果是，当然，房价可能不算高，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不上去。
因此，一种因房价居高而消费萎缩的迹象就大面积出现了，房屋空置率大大地有，北京的空置去年达到1200万，而且都在三环外，包括了四环、五环和六环等广大区域，上海的空置率虽然没有在数据上体现，但是，一些资本抽离上海的举动已经表明，空置率也不会小。我在南方的一些小县城里面调查，一个六万人口不到的城区就有500多万的空置，我不知道董藩所说空置率为1%的研究是如何得来的。
他还说，这一点空置率是正常的，并且说什么商品房待销阶段也算是空置率，有些无效供应也算空置率，都是应该的。我真是怀疑董藩懂不懂房地产，懂不懂空置率的计算依据和范围。真实的空置率，是房地产脱离了统销阶段，形成滞销和由于投机产生空住的空置，董藩把待售和一部份无效供给说成是空置，以一种欺骗的手段转换市场公认的空置计算标准，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笑话的事情，编写了十几年的教材，带出一大把的学生，就是怀持这样的见解与研究，真不知道是怎么去误人子弟的。
董藩还试图借一个国际空置率统计标准来唬人，借此推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惜一开始他就露出了破绽，如果国外的房价收入比不能适用于中国，显然，他们的国外统计标准也同样不能适用于中国，否则得出的结果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董藩一再强调的统计错误并不出在国家统计数据上，而是出在他自己的统计数据上。从这两个问题来看，董藩是无知的，愚蠢的，是个伪学术家，连自己的观点都显得可笑而自相矛盾，又能做出什么有创建性的学术成果来？中央领导又怎么能被这样缺乏水准的所谓专家误导和欺骗？
我更加愿意相信，董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份子，虽然这些年里，人们一直将炒房者看成投机份子，但是我认为话语投机远比炒房投机行为更加可怕而无耻，特别是在房地产舆论界里面。
董藩一直强调要校正房地产舆论，他要求舆论自律，最近喊得更甚。他认为自己说了正确的话，别人则是在制造混乱，殊不知他自己根本就是不清不白的。他把自己藏在后面，把别人推到台前当活靶子打。谁不清楚，这真正制造混乱的，恰恰是他自己，这也就意味着，首先应该校正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他将自己攻击别人贬损别人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正义感，把无知和一套歪论当作自己的个性，把混淆概念搅混市场当作是学术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论去影响决策，干扰市场秩序，这是一种迫切需要校正的行为。
因此，他应该进行自我反省，而不是一味要求别人去反省。因为一种投机取向，他虽然没有能力将房地产舆论引向歪路，但是他的所有言论明显是在激化矛盾引起民愤。实际上，这种言论并不具备决策参考价值，也不利于决策时的参考需要。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智囊机构里深谙市场规律的专家比比皆是，而且这些高层问策者一般均能够综观全局沉着谋划，董藩自以为是学、政名人，是建设部的座上宾，这实在是一种坐井观天的举动，河伯不入海，岂知海神之大？
本质上，董藩的观点带有极强的攻击性和自我诉求，这只要是稍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就能够发现。他强调的不是国民，强调的也不是社会，他强调的是自我，强调的是某种利益取向，而所谓的国民和社会和谐，不过是被他利用的借口和美丽外衣，那是虚假的东西。
他认为易宪容是在炒作，别的专家是在制造混乱，殊不知他自己其实加强了这种混乱。同行是仇人怨家，我想这话分明是有道理的，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这话肯定也切合实际。董藩带着他那套不能算学说的观点在房地产舆论里张扬着，这是混乱的市场给了他存在的土壤，这也正是为什么此前若干年间，一直强调自己“早就有名”的董教授为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那时候市场没有给他机会，他的观点没有贩卖的门路。
而且完全不用相信董藩给出的所谓自己是中央领导眼中红人的信号，那种说法完全是既不懂又缺少底气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他是个手眼通天的人，咋咋呼呼的，中国的房地产决策建议权似乎就握在他一人手里一样，但很多时候，虚假的东西总是会被戳穿的，中央决策如果会吸收这样一种没有起码深度又轻浮得可以的专家的意见，这个市场恐怕早就完蛋了。
真正的智囊不会迫不及待地一再将自己抖露出来，也不可能弄得这样钻营取巧，更不可能在市场里面兴风作浪，高层问策者需要的不是参与争论，一逞口舌之快，以谁占上峰论英雄，更不是以一种利益诉求取向去搏取名望。董藩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优点和胸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董藩的排外和妒忌情绪非常浓重，这是过份自我和自恋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学人应该有的气度，你做你的学问，我做我的学问，君子但求和而不同，这很正常，犯不着在同仁的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还搞得唾沫横飞气急败坏的样子。在排斥别人的同时，他还不断借助舆论和网络平台自导自演着一出出拙劣“事件”，时刻不忘进行自慰，这样的学者，顶着几块已上黄历的所谓荣誉招牌，没有城府，无所作为，难成大器。
去年碰到董藩同一部门的老师，这位老师对我说，董藩对我的报道很是不满，他说，董老师其实是一个好人。言下之意是我的报道不该针对他，是我的报道错了。我不懂他所指的好人是指哪一类好人，是对同事好，还是对社会好，对国家好，胸怀天下？如果说与人为善算是一个好人的标准，董藩应该不具有这个标准。
至少在我看来，能够对一篇报道耿耿在怀死活咽不了气的，只能是个凡事过于计较的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他是个好人。
董藩其实是没有理由恨我的，也是最没有理由恨我们报纸的，人的品行与操守是时刻表现在言行举止上面的，我相信，像我一样，与之有接触的所有记者恐怕均会有以上印象，也会多少有些不能接受吧。从这一点来看，民众的谩骂与不满，难道会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吗？
因此，我需要呼吁董藩：你应该进行忏悔和反省，不要再炮制一些拙劣的歪论，也不要再做一个没有基本羞耻感和起码道德良知的伪学术家，否则，历史的垃圾箱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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