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将四川视为木材输出地，结果严重破坏了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直至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后，才在四川率先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不再指望四川输出木材。可叹的是，没过几年，又指望四川输出能源，结果水电项目建设成了破坏四川森林的魁首。而即使将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出来，对国家的能源问题不过是杯水车薪。四川是生态高度敏感的地区，极易遭受不可逆的损害，从而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持续生存，我们是要眼前的利润还是要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语出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它提出了“蜀”与“天下”的关系问题。纵观华夏文明史，“蜀”与“天下”密切相关，只有从全局视角才能看明治蜀之要道。
四川在全局的地位
1935年，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发表第一张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在图上，胡焕庸从爱珲(今黑河)到腾冲画了一条直线，将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半壁，东南集中了96%的人口，而西北仅4%，此即地理学界著名的“胡焕庸线”。60多年后的1998年，我国人口分布大格局与胡焕庸的时代别无二致(见图一)。可见“胡焕庸线”表征了中国自然与社会系统的某种稳定特征。那“胡焕庸线”意味着什么？
地理学家们发现，胡焕庸线两侧是中国的农牧交错带，还是众多江河的水源地。中国的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这似乎在提示我们，“胡焕庸线”是耐贫瘠作物的生存边界。进一步还可以发现，中国的贫困地区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这暗示我们，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资源相对于人口严重不足。
农牧交错区、江河水源区、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贫困地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却被“胡焕庸线”联系在一起。它提示我们，“胡焕庸线”两侧，存在一个意义独特的区域。贫困的人群艰难地生存在这农牧混杂、生态脆弱的区域内。这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与其社会经济压力矛盾尖锐，而这个区域的生态变化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四川就位于这个地带的西南端。这样的地位决定了四川的根本特性：脆弱的生态环境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的尖锐矛盾。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刘卫东等在《四川省农业功能区划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29卷，第3期2008年6月)中，依据农产品供给功能指标、农业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指标、农业文化与休闲旅游功能指标、农业生态环境功能指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四川省划为六类区域。四川是个农民大省，76.3%的人口为农村人口，从农业功能的角度研究区划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
这六类地区是：特大都市省会成都的市区；围绕它的盆西平原；其东侧是盆地丘陵地区；在这些区域的北部和南部，是盆周山地区；在四川的西部与北部，是川西北高原区；在四川的西南部是川西南地区(见图二)。
由图二看出，除成都市区外，四川比较富庶的地区只有盆西平原，它包括成都郊区在内的58个市县区，但面积上占全省比重很小。
盆地丘陵地区：共33个区县市，水源不足，干旱频繁，水田中望天田超过1/3。植被覆盖差，水土流失严重。人均GDP仅为盆西平原区的1/3，人均工业产值仅为盆西区的1/4。第三产业及科技教育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全国民工主要的输出地区。
盆周山地区：山地占地区面积的91.6%，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有林地占42.3%，居全省首位。人均GDP为全省最低，人均购买力、财政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均为全省最低水平。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差，土地质量等级低。
川西北高原区：为青藏高原东部与横断山脉，它包括阿坝州、甘孜州全境和凉山州木里县。地势高亢，区内平均海拔在3000～4000m以上，是四川省地势最高地区；气候寒冷，大部分地区年均温0℃～6℃；光能资源丰富，太阳年辐射量和年日照时数均为四川省最高值。这个地区的甘孜州是汉藏杂居区，阿坝州则是汉、羌、藏杂居区，是羌族唯一的聚居区。
川西南地区：以凉山州为主(不含木里县)，包括攀枝花市全部3区2县，雅安市汉源、石棉2县。91.2%的面积为山地，山地海拔多在3000m左右；区内气候属偏干型亚热带气候，光热资源丰富，其海拔1300m以下的南亚热带干热河谷地区被称为“天然大温室”，是全长江流域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该区干旱期长达7个月，灌溉条件成为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凉山州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
由此可见，四川确实具有“胡焕庸线”两侧地区的各种特征。
都江堰：“天府”的过去与未来
说到四川，人们自然会想到都江堰，想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但这只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局部景象。
李冰父子领导兴建的都江堰工程，其实是一个两级滤波系统：鱼嘴分水堤“分四六，平旱涝”，平时六成水进入内江，供应成都平原，四成水进入外江；若遇洪水，比例自动倒置。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组合工程进一步滤平从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
然而，这个两级滤波系统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明显小于水资源总量，即使在干旱之时，60%的水资源也足以保障成都平原的用水。而多余的水则通过外江排走(“分四六”)。由此，内江流域的稳定供水以外江流域的旱涝波动为代价。换而言之，人类主要生活在由内江保障的区域内，而外江流域则人烟稀少，主要起着生态功能区的作用。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中国人口始终受到资源的制约，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人口始终在1亿以下。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加速增长，1834年内突破了4亿。此后就是“洪杨之乱”、清廷覆灭、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人口徘徊在5亿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直逼13亿大关。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今四川盆地是全国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随着人口的增加(见图三)，都江堰正常运转的前提渐渐消失了。
2006年5月31日，四川省水利厅向社会公布的《四川省2005年水资源公报》称：
“去年是水资源总量偏丰的年份，但四川省仍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处于水资源紧缺状态，其中包括成都、德阳在内的多个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75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天府早报》2006年6月1日)
在笔者上中学时，还常在成都的河中游泳，那时的夏季，常见一群群小男孩从桥上跳入河中嬉戏。2006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成都报道：近日，由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对成都市河流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成都市三环路以内的52条河流濒临死亡。由于没有来水，河流基流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水生生物几近绝迹，河流功能丧失殆尽。据说，成都西边的金马河，10年前还是鱼虾成群、河边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还能钓起1公斤重的大鱼，但如今已是连连断流、河床裸露。注意，水量骤降是仅仅10年间的事。
“缺水”将李冰要求的“深淘滩”抛到了脑后。图四是江安河从都江堰到温江的一段主河道，蜀谚云“金温江、银郫县”，可知温江是都江堰工程重点保障的地区之一。而今这河道就像一条淤塞的血管。
饱受争议的紫坪铺水库就建在都江堰的上游，它的核心功能其实是对稀缺水资源的综合调节：尽量蓄水，以备枯水期之需。目前紫坪铺水库由水利部门管理，2008年5月初，水利部门命令腾空库容，以迎接汛期。“5·12”地震时，紫坪铺水库水量已放到3亿立方米，不足设计库容量11.2亿立方米的1/3。地震只是震裂了坝体的面板。
如果地震时库中装满了11.2亿立方米的水，在烈度为11度的地震中，能否安全，只有天知道。而一旦紫坪铺水库溃坝，成都平原势必“人或为鱼鳖”。但如果没有紫坪铺水库，成都平原的缺水状况将远比现在严重，事实上连东部的丘陵地带如遂宁等地都在指望紫坪铺水库的水。
然而，在整个四川，成都平原是条件最好的。
若尔盖：黄河之水湿地来
川西北高原区是长江、黄河流域的上游。阿坝州的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泥炭沼泽地，可储水28.53亿立方米，每年提供给黄河超过30%的水量，是黄河的蓄水池。它还是长江流域岷江、大渡河、涪江的水源涵养地。它在涵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和环境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若尔盖湿地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白军红等，分析卫星图像解译数据，并通过GPS野外调查和大量采样后，进行修改和编辑，评估了若尔盖地区的景观变化(白军红等《近40年来若尔盖高原高寒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生态学报》第28卷第5期2008年5月)。
研究显示，若尔盖地区从1966年到1986年，湿地面积大幅度萎缩，此后虽有恢复，但十分缓慢。
他们还发现：1966～1986年期间，若尔盖高原湿地景观斑块数明显减少，而斑块平均面积则不断增大；这表明湿地退化导致大量小斑块丧失。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与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张宝雷等，则用遥感数据研究了若尔盖湿地2004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见张宝雷等《基于多源数据的若尔盖湿地土地利用遥感自动调查》土壤2008，40〈2〉)。
他们将获取的2004年的土地利用图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课题获取的2000年若尔盖湿地的土地利用图进行面积比较，发现近5年，若尔盖湿地沼泽地和水体面积都有所减少，其中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18073.13hm2，减少率为4.18%。林地、灌木、高覆盖度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高覆盖度草地面积减少最多，达到了110179.67hm2。中低覆盖度草地、疏林地和裸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增幅分别为47.89%、13.55%和22.45%。建设用地更是增加了271.37%。
据2008年10月四川省森林资源管理总站提供的数据，若尔盖、红原县草地沙化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若尔盖沙化草地面积已达1万公顷，并以每年11%左右的速度递增。
若尔盖湿地的退化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整体生态危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蜀”与“天下”的关系。
川西峡谷：你到底要什么？
其实何止黄河，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沱江、乌江都从四川发源或流过，四川省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据四川林业部门提供的数据，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总面积近1/3，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56%，全省每年土壤侵蚀量占长江上游土壤侵蚀总量的42%。水土流失引发局部区域水质污染、水源枯竭、水利工程淤塞垮塌和地质灾害频繁等系列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和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四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直接威胁着三峡水库，而三峡下面就是江汉平原，顺江而下就是中国的经济重心长三角。
然而，人们对长江上游的目光集中在水电上，自2004年电荒后，全国大小财团纷纷到长江上游“跑马圈水”。“十五”期间，四川林业部门批准的林地占用构成见图五，电力项目建设成了破坏四川林地的最大因素。注意，这还只是政府批准的，大量未批先建的工程尚不在内。
中国的水能高度集中于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地区，致使水电成了四川最炙手可热的领域。
在紫坪铺看到的岷江上游河段水资源简图(见图六)上显示：已建和在(待)建工程布满整个流域，岷江已经被水电“榨干吃尽”。
大渡河的开发规划则是首尾衔接的梯级开发，若此规划实现，大渡河将成为水库“项链”，原有的生态环境势将彻底改变。
川西地区的地质条件形成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西藏高原的隆起。横断山脉的急剧挤压、隆升、切割，高山与大江交替展布，汇集了雪山冰川、峡谷急流、草甸、丹霞及高山喀斯特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成世界上独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公里的自然奇观，成为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
独特的地质环境使这里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集中了北半球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和生物群落，集中了6000种植物种类和超过全中国一半的动物物种，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
这里还生活着纳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独龙等众多少数民族，是世界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地区之一。
如果我们将规划的电站全都建起来，这举世唯一的地质财富、生态财富和民族文化财富是否会毁于一旦？大渡河干流首尾相连的梯级开发，势将使大渡河变为一条高坝水库项链，这种变化到底是福是祸？汶川地震提醒我们，这里地质活动强烈，地震、泥石流、滑坡、塌方、雪崩、飞石和洪水频繁。
推动四川“跑马圈水”的动力是能源危机，“西电东送”战略是站在长三角的立场上向四川索取资源。站在全局的立场，为此牺牲藏东川西地区的地质资源、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承受地质灾变可能带来的风险，毁灭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值得吗？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
“根据全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我国大陆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在1万kW及以上河流上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年电量为60829亿kW·h，平均功率为69440万kW；理论蕴藏量在1万kW及以上河流上单站装机容量500kW及以上水电站的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为54164万kW，年发电量为24740亿kW·h，其中经济可开发水电站装机容量40179万kW，年发电量17534亿kW·h，分别占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的74.2%和70.9%。”
那么，水电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
2003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70943万吨标准煤，其中水电占7.4%，即相当于12417.20万吨标准煤。同年水电总量为2836.81亿千瓦小时。故每亿千瓦小时电力相当于4.38万吨标准煤。
据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我国经济可开发水电站年发电量为17534亿千瓦小时，即使全部开发出来，仅相当于76749.57万吨标准煤，为200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246270万吨标准煤)的31.16%。
从1954到200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8.39%。从2002到200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12.82%。在这样的增速面前，相当于200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31.16%的总潜力对全局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几十年后，长江中下游势将面临无法应对的局面，而长江的未来从根本上决定了长三角的未来。
赵尔丰：“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长三角对四川的依赖又何止于生态问题。面对日军大举侵华，基于江浙财团的“国民政府”以四川为“大后方”，才苦撑了八年，等来国际形势的逆转。而四川能成为“大后方”应归功于晚清的赵尔丰。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大举瓜分中国，而满清政府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对列强软弱无力。从道光到同治，英国完成了对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的侵略和控制，将目光投向西藏，1888年开始武装入侵西藏。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挟，自哲孟雄(今锡金)进兵，在江孜击溃藏军，进入拉萨，以图控制整个西藏。
时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藏边地厉行改土归流，以府、厅、州、县及理事官、委员取代土司统治，原属川藏分辖、又遭领主割据的边地，被统一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形成一块完整的川滇边务大臣辖区。
以行政改革为先导，赵尔丰全面推行新政，开展各项改革和建设。
发展农业，扶持商贸。创立农业试验场，试种稻棉，试验野桑养蚕，试仿收割野漆，推广蔬菜种植。创办垦务，大量招募四川农民入康，到巴塘、理塘、乡城、稻城等县垦荒种粮。发展城镇商贸，鼓励本地商人和外籍商贩开设各种商铺，经营餐馆、酒楼，繁荣市面。如巴塘的醉月楼，就曾远近闻名，盛极一时。
开拓交通，振兴实业。拨付专款，修筑康定至德格、康定至昌都的南北大道，广设驿站，加添桥梁，聘请外国工程师建钢桥于河口(今雅江)，方便往来行旅客商。在巴塘兴建制革厂，生产皮鞋、藏靴。在稻城兴建造纸厂，利用当地竹木原料造纸。聘请美国矿师勘探金矿。派员出国考察织绒机器和磨面机器，准备兴建织绒厂和面粉厂。
着手开辟康藏邮电线路。派员测量由巴塘至后藏扎什伦布寺共长2247里的邮路，拟设分局6个，报房4个，工程材料等费共计预算30余万两白银。
普及教育，倡导文化。兴办学校，令学龄儿童进校读书，发给制服、课本、笔墨纸砚，毫不征费。聘请四川工匠祝洪兴、罗世杰等人赴巴塘，教授藏族学生学习掌握机器印刷和雕板印刷技术，印制大批教科书本。巴塘、康定还开办了师范学堂(见《西康建省秘闻》)。
这一切是后来“国民政府”能将“大后方”落在四川的必要前提，它对中华民族度过危难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性意义。至今仍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这里的“康”指的主要就是四川的甘孜州。
赵尔丰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这悲剧源自满清中央政府对四川功能定位的错误。
当年，清光绪皇帝发布上谕，铁路准归商办，四川商民据此自集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股款，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在宜昌设立了分公司，其间开山劈石就用去了四五百万。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接受了度支部大臣载泽，邮政部大臣盛宣怀“借外债，修铁路”的主张，宣布路权收归国有，旋即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对于退还民间股款的事则态度暧昧。
此举激起川人激烈反抗，5月21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10万计。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奏请朝廷，强令时任川督的赵尔丰镇压，赵于7月15日诱捕了保路首要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下午，又在督署大院开枪打死打伤请求释放蒲等人的群众数十人，成都陷于腥风血雨之中。川人群起反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掀起武装暴动。清廷急调鄂军入川，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得以乘机武装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12月，军政府派兵包围督院街的督署衙门，擒获赵尔丰，将其押至皇城处死，以泄民愤。
而今时髦翻案，对“保路运动”的是非，评说纷纭。历史的事实是：被触怒的四川百姓搬走了清王朝最后一块基石。这让人们再次领悟到“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内在根源。
“后来治蜀要深思”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任四川盐茶使的赵藩游览武侯祠，书写下著名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他从“攻心”、“审势”的视角思考“治蜀”的问题，然而治蜀最应该思考的是“蜀”与“天下”的关系，是从国家大局看四川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明确哪些是应该指望于四川的，哪些是不应指望于四川的。
四川是长江、黄河的生态屏障，而江、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脉，保护江河的生态，无疑是四川对全局最大的责任。长江、黄河的生态改善，受益者是整个中华民族；反之，受害者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态保护势必限制GDP竞争，因而不应让四川加入GDP赛场上的所谓“区域间竞争”；相反，在四川生态保护方面，应得到中央财政的大力挹注，包括对川西、川西南、川北百姓生存发展的支持，这是中华民族持续生存之所需。
四川的稳定对全局的安定至关重要，而四川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于人口严重匮乏。因而从全局安危的视角看，不能将四川定位为资源输出地。以四川现有的资源，能做到安定社会，已属不易。当年川粮外运、川猪外运，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有10个省靠川粮度荒，而四川则付出巨大的人口牺牲。而今四川已经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外运。统计数据显示，从宏观上看，四川省产的粮食仅够自给而已(见图七)。
当年曾将四川视为木材输出地，结果严重破坏了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直至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后，才在四川率先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不再指望四川输出木材。可叹的是，没过几年，又指望四川输出能源，结果水电项目建设成了破坏四川森林的魁首。而即使将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出来，对国家的能源问题不过是杯水车薪。四川是生态高度敏感的地区，极易遭受不可逆的损害，从而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持续生存，我们是要眼前的利润还是要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
作为中华民族的战略大后方，治蜀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向心力的社会，而不是短视地只看得见资源，却无谓地制造出瀑布沟式的群体性事件(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库区移民群体性事件)。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类事件的影响，闹不好就是全局性、颠覆性的。2008年10月四川省水利厅地方电力局在一份情况汇报中提道：
“中央水电企业占据了我省大部分水电资源。”
“中央企业对四川资源的占用至今没形成对地方的合理补偿机制，尤其是近几年水电发电机组80%以上都以较低的价格进入了国家电网，又以较高的价格卖给我省。”
同月，四川省移民办则在一份情况汇报中陈述道：
“没有形成资源输出地与电力消耗地、水电企业与移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机制。”
“在某些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实物调查中无视科学种田、立体农业的事实，给移民只算其中的某一种作物，按水平投影面积去计算山坡上生长的零星经济林木，而不愿意花工夫去照实点数，公然侵害移民群众切身利益，草率地对移民群众依法诉求的合法权益采取高压、强制手段。”
“库区不稳定因素时有发生。”
对这类现象，值得深思。
手段强硬的赵尔丰名声不佳，被称为“赵屠户”。但站在满清朝廷的立场上看，他是一位具有全局意识的良吏。四川总督锡良在上奏内廷保举他时称他：
“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对西康的建设证明了他的战略远见。赵其实深知安民乃为政之要务，他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加严惩。他训导地方官：
“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
可惜满清中央政府对四川的错误定位，将他放到了与川人对抗的位置上，导致了他自己和满清王朝的悲剧。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因爱民而勤政”，这才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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