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是如何越来越穷的
阳光红
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
持这种观点来看待下岗工人和城市贫民的人在网络上也不是少数，因为，下岗工人能拥有电脑，会上网的人的确不多，大部分工人都在为一日三餐而忙碌着，根本无法向国人表述自己的困境和诉求。精英阶层也只是看到下岗工人的贫困及无为，却根本无心去了解下岗工人的愿望和造成贫困的原因，说白了，就是工人在现实的世界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
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那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40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最近发布报告称，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我经换算后得知：20%的高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59.78%，60%的中等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37.47%， 20%的低收入人占全部收入的2.75%
按此比例换算。如果说5人共同合作，产生了100元收入，则高收入1人拿走59.78元,占全部收入的59.78%。3个中等收入人员共收入37.47元,人均12.49元.而最低收入的1人的收入则为2.75元。
国家发改委都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所占比重过大。”“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控制，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参与了“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他认为，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我们日益贫困产生的全部原因。
我认为，是当计划经济遭受市场经济冲击时，部分当权者和理论界的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信念也遭受了冲击。他们放弃了曾坚持了几十年来的信念，而逐步沦为了金钱的奴隶。他们将不受监督的权力也当成了商品进行寻租或出卖。有些人更将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一部分曾享受低价教育的受益者（他们可能曾也是穷人的孩子），将教育打造成获取暴利的产业，用高昂的学费剥夺穷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力。将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了黑心商场，白衣天使变成了黑心的奸商。目前，因病破产，因学致贫的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
部分官员信仰及道德的缺失为社会的不诚信埋下了祸根。在一个权钱交易盛行，官官相护、弱肉强食的经济环境中，下岗工人的勤劳致富只能是一个梦想。下岗是对工人数十年劳动果实的一种剥夺。为了生活，多少下岗工人曾借贷经商，但最后都是“一枕黄粱梦，梦醒人更穷”。官无商不富，商无官不稳。本小利簿者，难以在权利之树下纳凉避暑，挡雨避风。为保护大资本的利益，经商设厂的门槛越来越高。无数小资本的破产，为大资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所以才有占人口总额2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全社会总收入的2.75%的比例。
最可怕的还有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进行二次剥夺。地方政府时常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低价征收公民的房屋。在提高城市品位的口号下，我们不准上街擦鞋，不准摆摊经商。就是那新修扩建的宽敞大道，为保证权贵者轿车的畅通无阻，也对中低收入者进行了禁限。贫民的自行车被挤上了人行道，“禁摩令”使工薪阶层的摩托车成为交警眼中的肥羊。而政府部门掌管的公用事业（如水电，汽油、煤气）则说涨就涨。
现在，贫困已延伸到了穷人的后代。“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许多穷人的孩子初入社会就已开始愤世嫉俗。从小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之中，初入社会便步入其前辈的后尘，在求职中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也许改变穷人命运的唯一可能就只有中彩票……”。
以上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由于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等城市群体普遍对前途悲观，甚至绝望。由于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现在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劫、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学者警告称，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由于历史及社会的原因造成了今天下岗工人的弱势地位。贫困人群凭自身的力量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政府应改变“富国贫民”的政策，多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些谋生的渠道。同时，政府有关官员还应克服自身的私欲。为社会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公共资源不能再成为权贵阶层的敛财乐土，否则，贫穷困苦将永远伴随着下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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