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教训：“主要防左”酿成的一杯苦酒
苏 杜
时间 2009-04-02
（本文大意：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为己任的共产党“主要防左”是咄咄怪事。 “主要防左”是一定要酿成“两党轮流坐庄”“三权分立”这样的苦酒的。防“左”反“左”，只能站在防右反右的立场上来防与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制度是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可能为私有化的经济基础服务。“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的告诫，还是“主要防左”在作祟。 ）
最近，中共主要领导人及主要平面媒体人民日报等，相继发表重要讲话及文章，反复阐明中共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分立，不搞议会斗争，坚持中共领导，坚持人大与政协政治制度的原则立场，得到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分子与广大工农大众的热烈支持，也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并反复且高调地阐释这一原则立场，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党内外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中共领导，反工农联盟，反人民民主专政势力的有力回击。这是对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总结，也是一个时代最为深刻的教训。的确，这是一杯苦酒，一杯由“主要防左”酿成的苦酒。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共产党，主要“防左”还是主要“反右”？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在某种“理论”中，它不仅成了问题，“主要防左”还成了“主流”，成了共产党的立场，“反右”倒成了“支流”，甚至被打成了“逆流”，而且，如此分流，一流三十年。共产党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为己任，“创新”到不准反右，“防左”为主，甚至反左成家，反左立世，宁右勿左为风尚，岂不成了咄咄怪哉之时代！
“主要防左”是一定要酿成“两党轮流坐庄”“三权分立”这样的苦酒的。因为“左”的实质，其实还是“右”，所谓“形左实右”者也。只反形左，而不反实右，实右总有一天是要上台露峥嵘的。 实右上台，就一定要共产党下台，一定要大众无权。说什么“两党轮流坐庄”，说什么“三权分立”，客气话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苏联解体、东欧垮台，有哪一家共产党还有“轮流坐庄”的份儿？有哪一国工农大众能在那里立法、行政、司法？某党校与某翻译局的精英，可举出半个工人阶级与农民大众轮流坐过庄，或立过法、行过政、司过法的例子来？“两党轮流坐庄”“三权分立”说起来仿佛是普适的好东西，其实，那从来就不是，现在仍不是，今后也不会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大众可以分享的蛋糕。
“左”要不要防与反？当然要防要反，但是，要防“左”反“左”，只能站在防右反右的立场上来防与反，否则，被防掉反掉的只能是“左”的外形，保护下来的却是右的实质。反“左”，就是要揭露“左”的外形与右的实质的内在联系，其实还是在反右。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在形式上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但对他们左倾路线的斗争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呢？不，还远得很。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延安整风。唯有挖掉了他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根子，“左”的外形笼罩下的右的实质，才能得到清算，而不是去了几个人就算完事。庐山会议始于“反左”而终于反右，可以说是毛泽东得到了与“左”与右斗争的真谛。“文革”中，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好汉”们搞的那些砸庙、烧书、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下跪之类，要不要反？要反，但是，只能是指出这些“好汉行为”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四旧”，绝非革命行径，即便打着红旗，穿着军装，喊着口号，靠着老子，仍然不是革命行径。但可惜得很，类似“好汉行为”的行为，从来还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清算。 指外形为动乱，定内质为极左，立防左为主要，右的内质，便如有着“解尸法”手段的白骨精，就此托形外物，元神化风暂隐，并未伤及半根筋骨。待到妖风重聚，精怪再生，便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手段，来复辟其仅仅死了几株墙头草，仅仅断了几缕檐下网的天堂了。而这复辟如果只是修庙、读经、祭孔、纳妾、建坟、论阴阳看风水，尽管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那尚可缓一口气再说，但同时进行的，却是“中共体制内反思人士”对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对中国革命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的颠覆与清算。听听“不分社资”“不分公私”“新阶层入党提干上主席台”的“理论”，看看相应的“践行”，“这还是共产党吗”，真可谓普天一叹！“准确地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分子们，终于可以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了。然而，只有时代闹到了这个份儿上，“主要防左”的肚肠才能有所暴露，不搞“两党轮流坐庄”，不搞“三权分立”，才有了一登主流媒体的机会。海内外舆论为之一时惊诧，不过是反证了“主要防左”姿肆日久，“形右实右”“指鹿为鹿”几成规范而已。
不搞“两党轮流坐庄”，不搞“三权分立”，虽然得到了伸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右实右”就此罢手，鸣金收兵了，如果这样想与看，今天一个胜利明天一个胜利地欢呼，那未免将“主要防左”遮掩下肆虐了三十年的实右看得太儿戏了。说“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不错。说它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未尝不可。但是，仅仅作如此说还远远不够，还没有点出本质，还有一句话更应当说，那就是， 这一制度更是适应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服务的，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本质。这政治制度之所以受到挑战，固然有“准确右派分子”三十年来不断鼓噪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引发的。 当生产资料由公有制变为了私有制，当分配原则实行了以资为本，当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均以服从国际资本“分工”为准则，当工农联盟为“新阶层”所替代，要彻底改变“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制度就是这种怪哉时代的必然要求。反过来说，真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制度，非彻底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原则等再改回到公有制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去不可。否则，坚持这一政治制度的声明就无异于空喊。空喊的结局则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制度就会徒有其名，名存实亡，先是指鹿为马，终于“指鹿为鹿”。
这样一种结局不是没有可能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里一堆私企老板，门口那四块牌子就只能是糊弄鬼。“医改”“教改”“土改”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以私有化为“突破口”，在“私巢”里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是让天下笑不出来的笑话。那“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的告诫，还是“主要防左”在作祟，已经将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代表大会”的实效，折扣了一半。 这说明，“主要防左”这杯苦酒，也许还苦得不够，还要再苦一点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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