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改革家们”是怎样“反思改革”的？
沈水根
（2006年4月3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以2004年夏季发生的“朗顾之争”为标志，中国的经济学界掀起了第三次理论大争论。“经济学非主流派”提出了“反思改革”的口号，质疑中国经济的改革路径。当2005年8月科龙电器公司董事长顾雏军被捕后，反思改革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民众的声音集中指向“主流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误导。
“主流派”在民众的质疑下，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几乎集体失语，直到2006年3月才聚集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活跃于改革舞台上的“精英”，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夺回“反思改革”的话语权，“把改革的反思拿到自己的手里”（迟福林），“因势利导”（石小敏）把“反思改革”纳入他们的轨道。
因此，看看“改革家们”对改革的“反思”，颇有意思。
（一）“改革家们”对民众质疑改革的态度。
“改革家们”面对民众越来越猛烈的质疑改革，意识到这是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他们害怕内部乱了阵脚，会议一再强调“共识非常之重要”（石小敏）；“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要取得共识”“不希望有争论”（高尚全），他们期望现任最高领导人能象邓小平一样，出来公开表态、讲话。他们认为民众质疑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反对改革”，是“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断章取义，耸人听闻”（高尚全）；“网上的情绪化骂人，发达国家的穷人也是这样的”，“对富人的控诉、对社会不公的控诉，翻翻历史，几百年都是这样的，这是穷人阶层的一个本质特征，……不可能改变，不能劝他们说学着理性的说法，讲道理、摆事实，这个事情也做不到”（张春霖）……
看见了吧？这帮靠穷人的血汗养肥的“改革家”，居然还是共产党员，却摆出一副“贵族”的嘴脸，如此鄙视穷人、如此对待民众声音，老百姓还能说什么呢？
（二）否认崇奉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了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和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概括而言，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产权私有化、竞争自由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即通常所说的“三化”理念。虽然中国的“改革家”没有公开打出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谅他们也没这个胆量打出这个旗号，但实际干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事实摆在那里，谁都看得见。当民众质疑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时，“改革家们”却纷纷装起傻来了。直接参与改革全过程的“改革开放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却说自己不明白“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太多，在改革当中看新自由主义也不多，主要是实践。”看来，“改革家们”不用读新自由主义的书，就能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呵！他们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竟然摸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石头”，在实践中一步一趋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功绩显赫，何必那么自谦而推辞呢？
（三）歪曲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的性质。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事实上是在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道路，从而出现两极分化，形成新生资产阶级，按邓小平的标准，表明改革已经失败，走了邪路！但“改革家们”最怕承认这一点，竭力回避矛盾的性质问题。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质疑的性质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第三次争论确实是“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因此，他们必须紧紧抓住手里的话语霸权，一方面把质疑改革歪曲为是想退倒到“传统计划经济”，似乎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走回头路的问题，其实民众质疑改革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他们用无理狡辩的方式为“三化”改革开脱罪责，打着“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张维迎）的旗号，“尽量考虑理性的因素”，“思维和语言”“要相应的理论色彩和程序”，“要使利益的问题鲜明”，不要“把它意识形态化”（孙立平）。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而是“利益博弈的时代”（张晓山），竭力回避“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界限和伦理观念问题，认为“进入利益时代”“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比如饿的人认为吃饭最重要，渴的人认为喝水最重要，想睡觉的人认为睡觉最重要”（孙立平）。……明明是资本私人占有与劳动者相对缩小的消费能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改革家们”非要说成是“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明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抗，“改革家们”非要说成是“不存在对和错”的利益博弈……。他们以玩弄文字游戏的伎俩，企图用一些花里胡俏的词语、概念，来忽悠民众，从而歪曲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的性质。
（四）掩盖改革所产生“新问题、新矛盾”的真实原因。
如何分析改革过程所产生“新问题、新矛盾”的原因，是整个“反思改革”的核心！“改革家们”一致拒绝承认“新问题、新矛盾”的产生与改革的关系；也不承认是新自由主义理念把改革引向了邪路，更不承认“新问题、新矛盾”正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恶果；他们犹如驼鸟把头埋在沙堆里那样自欺欺人，死不承认私有化和资本剥削是产生一切“新问题、新矛盾”的总根源！“改革家们”只承认产生各种问题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受阻碍”；而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的根源，又在于“权力的介入”、 “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再加上消极腐败”（迟福林）。至于为什么会“权力资本化、市场化”？为什么“政府职能严重不到位”？“改革家们”自称“说不得”（贺卫方）！为此，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进行各式各样的狡辩。
比如，对于社会分配不公的两极分化问题，明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改革家们”竟然想出一个怪招，按省区来计算基尼系数。说中国“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甚至在0.3以下，0.35，都比较低，而一到全国就超过了0.4”。明明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却说：“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张维迎）对于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明明是劳资对立的阶级矛盾，但在“改革家们”看来，“欠薪、讨薪，农民工跳楼的问题，这是法律供给不足，不能说市场扭曲。”（张晓山）农民工的低工资，明明是“血汗工厂制度”的残酷剥削问题，而“改革家们”却说成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农民工无限供给的问题”（张晓山）……总而言之，他们处处为私有化、市场化造成的恶果开脱责任。甚至干脆凭想象说话：“分配差距的扩大，很多国家在发展中都有一个扩大的过程，然后再缩小。”“腐败现象，很多国家都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比如在国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是相当长的时间，还有环境资源的污染，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在70年代日本东京的空气净化器，比如设了一些孵化站，英国在60年代初，在泰晤士河可能都比苏州河臭，在泰晤士河边上开会的时候，都要把窗户关起来，臭味实在太难闻。夏天又很热，就用窗帘档着，窗帘还用漂白粉洗，但还能闻到这种臭味，所以，都有这样的过程。”（杨启先）……按照“改革家们”的意思，民众质疑改革，全是瞎扯蛋！
又如，对于医疗改革的失败，明明是因为医疗事业的泛市场化所致，无论公立、私立医疗机构，运作方式都按市场原则实行了企业化，追求利润最大化，医疗价格由供求决定，89％的人靠自费医疗，医疗保障也基本是市场化。但“改革家们”偏偏否认医疗事业市场化的事实。说：“市场化是市场机制主导医疗卫生行业资源配置，付费责任在政府和老百姓个人之间的划分，不是一个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实际上是财政体制的问题或者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这不能叫市场化”。“政府把医疗付费的责任推给了老百姓个人”“是政府在医疗行业的职能没有到位”“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市场。药品确实有市场了，医疗器械有市场了，但是这个市场是黑市场，是没有监管的市场，比如送红包、宰客，是完全没有监管的市场”（张春霖）。这种奇谈怪论就是把市场化的问题，推给“黑市场”，又是等于说“贪官”不是官一样，不仅躲避医疗市场化的责任，而且还把责任转嫁给政府，这种拙劣的辩护竟然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只要医疗公益事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即使有医疗保险也看不起病！不管是政府付费、还是个人付费，都无法承受！
再如，对于教育产业化问题，明明1997年教育部下达过文件，允许公立学校办私立学校，可以收取择校费；规定大学英语4级、6级考试为收费考试。从而造成教育乱收费、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中心。但“改革家们”竭力为教育市场化洗刷罪名。说是“政府把付费的责任推给了私人，跟医疗方面的问题一样，政府推卸了责任”“所以老百姓上不起学”，而“学校的盈利动机太强烈，学校办成了企业，就想赚钱。”“因为赚钱大家可以分到，老师、校长，甚至教育局的领导，甚至还有别人，这是把学校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的股份公司，凡是这些能够分到钱的人实际上成了股东”。这明明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改革家们”却用掩耳盗铃的办法，死不承认这是“市场化或者是市场机制太多”，而是称作“公共管理制度严重混乱的现象”，“这和引入市场机制毫无关系，不是市场机制。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腐败机制，和市场机制沾不上边”，“整个问题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付费机制”。……这种狡辩简直就是无赖！他们还倒打一耙，对教育市场化的质疑，认为是“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说成是市场化，下一步说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失败了，教育失败了，卫生失败了，整个市场化失败了，真实的含义在这个地方”（张春霖）。可见，“改革家们”胡搅蛮缠的狡辩，纯系害怕承担改革造成的恶果，完全是为了推辞责任！
十分可笑的是，“改革家们”接过“反思改革”的口号后，按他们的逻辑“反思”改革，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可“反思”的。他们说：“医疗改革、城市住房改革，……成绩是主要的，用数字来说，住房制度改革最明显。刚解放的时候，城市人均住房按居住面积计算是8平方米，经过30年的建设，居住面积只有3平方米，减少了5平米，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扩大居住面积，到98、97年房改以前，人均面积到了8平米，基本恢复到解放初。再经过八、九年的时间，城市居民居住面积人均已经达到了20平方米左右，是19点几，这是前年的数字，现在已经是20多了，而且是两位数的增长，难道说改革失败了吗？……2001年的时候，在校大学生有1001万，现在大学生超过2000万，世界第一，而且入学率达到20%左右，也就是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该入学的都入学。不能说完全失败。对于医疗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看病难，比改革前好多了。”（杨启先）……“改革家们”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改革那么“成功”，为什么有如此广泛的民众要质疑改革？是不是“改革家们”还嫌老百姓骂得不够？其实，民众对“改革家们”的厌恶与痛恨，已经与文革后期对“四人帮”没什么二样了，甚至有过之而无及！
（五）“深化改革”江郎才尽、黔驴技穷。
下一步怎么办？——“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高尚全），“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张维迎），这是“改革家们”达成的共识。为此，他们在坚持“改革的战略、改革的路径”不变的基础上，试图对“改革要重新定义”（李曙光）。并提出“国外有华盛顿共识”，中国也应该有个“北京共识”（石小敏），此话无意间泄露了“改革家们”确实在搞新自由主义的天机！因为“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完成形态，“改革家们”要达成“北京共识”，显然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形成类似“华盛顿共识”的理念！但他们又怕暴露真相，不得不伪装起来，假惺惺地说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往前走”，社会主义大旗都没有了，怎么团结？跟谁团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家们”一再声称要“深化改革”，改革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怎么“深化改革”？却开不出什么药方，显得江郎才尽、黔驴技穷！
连他们内部也有人承认：“很多的经济改革走的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李曙光）面对民众的质疑，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方面，来增加公共产品支出力度，来缓解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问题。”（杨启先）对民生问题如何改革，却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案。
在“改革家们”看来，似乎只有一篇文章还可以继续做下去，那就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职能。“改革家们”认为，改革中的问题，都与政府的权力有关，要么行政干预太多，要么职能不到位，从而造成改革的扭曲，甚至是假改革。“如果把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两个问题解决好，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可以得到初步的缓解”（迟福林）虽然这个判断没错。但如果以为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就能消除那些矛盾，那就又是自欺欺了！
问题就在，行政管理体制怎么改？由于政府是国有资产的人格代表，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以后，国有企业已经脱变成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政府也就成了官僚资本的直接所有者，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主体。但这个利益集团拥有众多的垄断资源和行政权力(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垄断资源)，势必在市场经济中造成不公平竞争。因此，“改革家们”对“权力的介入”始终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从发展的角度，他们需要“权力的介入”，制度性的腐败使权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原动力，只要行贿，没有办不成的事。按张维迎的说法：“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所以，无论是“非主流派”的朗咸平，还是“主流派”的张五常，都高度赞赏中国的专制政权对发展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都排斥要求民主与监督的主张。但从改革的角度，“权力的介入”又是改革的绊脚石，是市场自由竞争的最大障碍。所以，“改革家们”希望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权力介入”既能促进发展，又不要成为自由竞争的障碍，这是“改革家们”梦寐以求的追求目标，但又是最费脑伤神的难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由于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国家的资产就是共产党的资产，不仅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者是共产党，而且包括政府在内的全部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人也是共产党。因此，国家的垄断就是共产党的垄断、国家的权力就是共产党的权力！这是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一方面使共产党官僚资本与权力资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内部又细分为垄断的国企、地方政府及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这种利益主体的背景，导致了政府对没有好处应该管的事却不管、对有好处而不该管的事又乱管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使整个利益主体的结构（包括政府、国企、民企、外企、白领、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在利益博弈的平台上发生严重的倾斜。对此，连“改革家们”也不得不质疑：“到底政府是在解决公平问题，还是在加剧不公平？”他们也看到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政府的屁股坐在国内的业主和国外的业主之间，就偏向国外的业主，而在国内的劳工和业主之间，就偏向国内的业主。”（张曙光）他们充分意识到，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与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存在着天然的对立，这种苦衷，他们既“不敢说”、又“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贺卫方），也就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艰辛与曲折。
为此，“改革家们”不得不抛开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仅以“理性思考”的逻辑，只谈“利益博弈”。一面支持发展民营企业，使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再联合国际资本，抗衡官僚资本的垄断；一面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试图扫除权力资本介入的障碍。这样的改革，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资本与权贵内部“大鱼吃小鱼”，或“蚂蚁啃大象”的狗咬狗的争斗。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顾不上工农大众、弱势群体的利益，一直把这个群体的利益当作可以任意瓜分的牺牲品，一致认为这种牺牲正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壮大新生资产阶级的代价。直到民众强烈斥责改革时，“改革家们”才意识到“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但是，“赎买”的对象，竟然还包括了“利益集团之一——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也进行‘赎买’”（张维迎）。
所以，改革开放至今天，工农大众、弱势群体的利益一直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与发展始终围绕着维持资本集团的利益在进行。“改革家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大众、弱势群体的利益设计过什么改革方案，反而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直接或间接在损害广大民众利益。这是民众质疑改革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劳工大众在改革中也得到过一点“好处”，那也只是“水涨船高”附带沾了点富人的光。所谓“水涨船高”的“沾光”，无非是富人年收入有几十万，穷人一个月有6、7百，一千多，但它已经是毛泽东工资的2、3倍了！富人可以开私家车，穷人有急事也可“打的”了！富人可以开小车走高速公路去游山玩水，穷人挤公共汽车也可以走高速公路回家探亲了！富人可以住别墅、漂亮大楼，穷人则可以满足一下眼福！富人在酒楼吃山珍海味、夜总会泡妞，穷人可以欣赏一下酒楼、夜总会外面的霓虹灯……。“水涨船高”的本质内容，不过是资本权贵的“残羹剩饭”而已，决不是“改革家们”专门为民众特意推出的改革措施和发展项目。即使给点小恩小惠，也并不是真心实意为民众谋利益，而是为了缓和矛盾，怕老百姓造反！
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整个就是一场瓦解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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