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真的提高效率了吗？
沈水根
（2006年4月4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由政商学界的“海归精英”和“本土精英”，靠摸着新自由主义的“石头”，一步步“过河”来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精英联盟”并没有自己的改革理论，基本上是仿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来形成自己的改革理念。他们推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但又不敢公开扯起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为此，不得不靠伪造一些谎言，来推销自己的主张。其中，人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弥天大谎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是：市场经济虽有速度，却不见得有效率！但表面上的高速度，恰恰掩盖了实质上的效率低下，以至民众都被“高速度”的光环所迷惑。
先要搞清楚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有高速度？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比计划经济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其奥秘全在它的资本积累规律和资本集聚规律。以前的计划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要确定合理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先要安排好人民的消费需求，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支出，剩下的才能作为积累来安排建设项目。在没有内债与外债的条件下，既没股票证券等资本市场，也没有商业信用，银行贷款又严格限于流动资金那一块，因此，能够筹集的建设资金用于发展经济，资金的来源十分有限，这就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但是，发展速度不快未必等于效率不高。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发展是硬道理，速度是首位，追逐利润是第一，做大做强要优先，这样，人民生活的需求安排就靠后了，消费与积累的安排，先积累后消费，次序颠倒过来了。不仅国家发行了巨额国库券、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又在国内外的股票市场上筹集了庞大的社会资金，而且银行不断地增发比改革开放以前大几十倍的基础货币、再通过信用的放大作用，提供了巨量的信贷资金。以至中国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仅用20多年时间，竟然变成了一个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国家，宏观调控对投资的膨胀犹如按住葫芦浮起瓢，怎么压也压不下来。而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不仅在初次分配中人为地压低工资支出，使中国成为闻名于世的低工资国家；在再分配环节又尽量缩小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福利支出的比例，不仅大大低于联合国的标准，而且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种以漠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为代价，只顾扩大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搞建设的市场经济，由此造就的经济高速发展，显然不足为奇。这种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用通俗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用钱堆起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结果！
这种经济发展，表面上成绩巨大，其实只是提高了发展的速度，既没有提高生产力，也没有提高效率，从效率上来看，实际上还不如过去的计划经济！
从理论上说，生产力并不等同于发展速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力是一个效率的概念，即生产同一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多少，这是“投入”与“产出”的比率问题，也就是同样一元钱的投入，比较其产出的多少。而发展速度只是本年的产出总量与上年产出总量相比较的百分比。改革开放前，没有内外债、完全靠自力更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78年，22年时间就把旧中国的烂摊子建设成世界第六工业强国，人造卫星上天，原子弹、氢弹爆炸，……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来看，效率并不低。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虽然举世罕见，GDP绝对值比改革前大了许多倍，但是，从投入上看，投入却更大，投入的增长速度比GDP更快，远远大于产出的速度。从大帐上算，从1979年至2005年，这27年共引进了6000亿美元外资（约5万亿人民币）；发行了近3万亿国债；国内银行贷款2005年底余额达19万亿，（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才2000多亿）；人民币发行量达2.2万亿元（现行人民币版从1953年开始发行，至1978年的26年里，一共才发行了200多亿元）；至2005年底，国内A股市场集资2.45万亿元；海外上市集资共3700亿美元（合人民币3万亿元）。如此庞大的投入，与产出比较，从效率来说，反而不如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总投入大约是改革开放前的100～150倍，（其中银行信贷的放大倍数只能大概估算）但改革开放后的总产出只是改革开放前的50.3倍，（1978年的GDP是3624亿元，人均190美元；2005年是18.2321万亿元，人均1800美元）人均GDP只增长9倍。改革开放后虽然“GDP高速增长”，但与投入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如果计划经济时期有这么大规模的投入，也许2005年的GDP可达到35～50万亿了！
另有一组数据也从侧面证明了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从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到“五五”时期(1950—1980年)，非金融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一直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连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国企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也达到571.99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5％。而改革开放以后，到了1985年，国企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不仅下降为43.7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而且反而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企业亏损507.02亿元。1993年国家财政补贴国企亏损达411.29亿元，国企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仅49.49亿元，仅占4349亿国家财政收入的1.2％。从1994年起，国企同非国企一样只缴纳税金，再没有将利润上交给国家财政。市场化改革以后的生产力不仅没提高，反而在下降，这实在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大讽刺！事实充分表明，市场经济只有速度，并没有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其实不如过去的计划经济！可见，只讲GDP绝对值（总量）的增长，不讲投入的增长，是一个用速度来冒充效率的误区，也是误导民众的大谎言！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效率反而不如计划经济呢？大致原因有三个：(一)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造就发展的高速度，但永远摆脱不了衰退——复苏——繁荣——危机的周期循环，形成全面的或局部的产能过剩、泡沫产生与泡沫破裂的怪圈，这种周期性规律只有程度大小与时间长短的区别，它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所以，从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来看，市场经济往往徒有“高速度”的光环，却不一定有真正的的效率。中国27年的市场经济，为遏制经济过热而不得不进行的周期性宏观调控，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就降低了社会生产的效率。(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理论上应该是优胜劣汰，但事实上却往往相反，“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反而是一种常态，为了达到“优胜劣汰”，就不得不增大成本，从而使社会生产整体效率下降。中国经济是要素扩张型的发展摸式，即主要靠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1995～1999年总要素生产率，每年只提高了2%。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增加1美元的产出，需要新增2～3美元的投资，而现在则需要7～8美元以上。(三) 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是贪污腐败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普遍大量的贪污腐败大大地降低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多少贪污腐败，计划经济基本上投入多少是多少(虽有浪费，但所占总投入的比例不大)，所以“产出”也没有多少折扣。但改革开放后，腐败成了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名义上投入100％，实际投入也许只有50％，其他的都被私分贪污掉了，任何一个建设项目，几乎没有不贪污的（只有贪污手段的高明不高明的区别），所以产出就小了。仅就银行贷款而言，不良贷款竟然高达5万亿元，几乎是2005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1.5倍。而改革开放前全国信贷资金总量才2千多亿元；全国的国有资产总存量（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全部资产）也才2万亿元。改革开放后的腐败，吞掉了近一半的巨大投入（几乎近15万亿元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落入私人腰包），产出怎么能上去呢？怎么能不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呢？如此的投入与产出，经济效率怎么能与计划经济相比呢？事实充分证明，所谓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2007年2日10日补充：
www.hexun.com 【2007.02.09 07:48】网站转贴了《南方周末》的余力先生写的《中国学者求解资本回报率：北大清华报告均指10% 》一文。这是一篇采访，综合报道了权威机构和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回报率；(2)中国与其他国家资本回报率的比较；(3)中国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的关系。由于该文披露的数据和资料，无意中印证了笔者的《市场经济真的提高效率了吗？》一文所阐述的观点：改革开放并没有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效率反而不如计划经济！故特此摘抄该文有关内容和数据，以作补充：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提供的两个图表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其实一直不如改革开放前，基本上都没有超过1978年的水平。
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演变趋势（1978-2005，%）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回报率：事实、原因和政策含义》，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
中国资本回报率，1978-2005 资料来源：《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
最早提出中国资本回报率研究报告的是世界银行，2006年9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2005年中国资本回报率约为15％。这一数字的公布，立即引发了一场争论。新桥投资执行合伙人单伟建首先公开质疑，认为中国的资本回报实际数字应该大致在8％－9％左右。随后参与争论的还有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著名学者。
2006年1月中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经管学院几位卓有声誉的经济学家组成了两个独立小组，半年多后同时对外发布了他们的最新数据：基本的事实判断是10％。
北大小组有宋国青、卢锋，清华小组有白重恩、谢长泰、钱颖。
北大小组以国家统计局的“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调查数据为主要依据，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以1998年前后为拐点，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大体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走势，净资产利润率从1998年的2.2％上升到2005年的12.6％，扣除所得税后的真实回报率约为10％。
清华小组以中国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为基础，在资本存量包括存货、资本收入剔除税收且不包括城镇住宅的情况下，也得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大约在10％左右浮动的结论。清华小组的数据，在资本存量中只包括固定资本形成，资本的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所有部门的收入，算出从1978年到1993年之前基本上在25％左右上下浮动，1993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下降，然后到1997年以后差不多又是20％左右。
两个研究小组都花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清华小组的研究完成于06年9月，后又依据9月底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更新，报告已发表在美国《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上。
对于10％这个数字，学者们也提出了某些质疑。
比如，单伟建指出，北大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这本身已是一个对企业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利润上升是不足为怪的”。亏损或破产企业存在着部分或全部资本金的消失，但计算中却将其排除，结果显然可能拉高数据库中群体的平均资本回报率。
许小年同样认为，统计数据本身存在优化过程，
许宪春也认同这一判断，认为统计范围“只留下比较好的企业，对整个工业来讲，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讲有过高利润。利润不好就不在这个范围了，有可能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过高”。
出于同样考虑，清华小组选择了“简单的最容易获得的数据，即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
但总的来说，各位专家对两个小组的研究成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北大和清华“规范、透明而严谨的研究”，具有“权威性”，“他们认认真真做数据工作，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应该使拍脑门、或是根据部门利益制定政策的人，以及迎合趋势、迎合各方意图的学者汗颜。”
北大小组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总回报率从1998年的6.1％上升到2005年的19.6％，平均每年上升两个百分点。这段时间虽然日本、美国的资本总回报率也在上升，但是“中国上升得更快”。通过对比，他们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仅次于香港，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清华小组也认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
但是，这种比较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偏低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标准、偏低的能源资源价格等因素。为此，专家们又提出了质疑。
单伟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在宏观数据中并没有被捕捉到。譬如，在同样的条件下，如果中国采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政策，则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和成本？
许宪春持类似观点，“一般都认为资源的价格偏低。所以存在资源大量的浪费。资源价格估价也会影响到利润，会影响到回报率。还有就是环境污染的代价，现在许多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对污染的处理不是特别重视。如果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对污染率处理，企业将增加很大的成本，降低很大的利润。”
从投资率的角度来观察回报率，专家们都认为中国投资回报率并不理想。
2006年10月史蒂芬·罗奇撰文指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GDP的整整50％，并以每年近30％的速度持续增长，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并没有更快速地增长。”
白重恩也承认，“资本产出比并没有因为投资率增加而有过多的增加。其次，总收入中的资本份额自1998年以来逐步增加，而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现了显著的投资增长。”
单伟建认为， “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产生过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其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都没有达到过中国的水平。我们的投资数量确实是非常大的。你看几个经济体，日本、台湾在历史上都有很高增长，11％、12％甚至更高。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达到我们50％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许小年表示，“第一，上市公司的资本回报率(ROE)自1990年代初以来呈下降趋势，与北大和清华的结果不符。上市公司数据的一致性明显优于北大所用数据，来自统计的数据客观性又比清华的强。第二，投资率(投资／GDP)不断上升，而GDP增长平均为10％，正好说明了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设想投资率30％时，GDP增长10％，投资率50％，GDP增长还是10％，除了整体投资效益下降，还能有什么其它原因？……工业企业中的利润中相当大部分来自土地、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低估。……不管是哪一种方法，显示国有企业的效益都低于私营企业。”
……
上述专家们的研究，虽然是为了评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与其它国家作比较，但无意间为笔者进行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经济效率之比较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改革开放并没有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效率反而不如计划经济！”的观点之正确。
谢谢各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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