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vs社会进步
沈水根
(2005年4月5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经济发展了，是不是社会就进步了？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但是，社会矛盾却尖锐了，风气也变坏了，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的悖理现象，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等同社会的进步。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就进步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好起来，其实是一种认识的误区。
一、经济发展并不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志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二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仅仅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主要标志。社会进步与否，不仅看要经济的发展状况，更应该看整个社会，包括政治民主、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如果只看经济发展，而不看社会的整体状况，这种一美遮百丑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是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堕落与衰败的一副毒剂！正如邓小平所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如今中国的现实，恐怕就是邓小平所不愿看到的状态！
马斯洛曾提出过人的“需求五层次论”理论，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本身又是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所能满足的需求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何况，它还可能能破坏其他方面的需求满足。如果经济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灵腐烂，那么，人依然不会感到幸福。经济学是一门旨在提高人类财富的科学，但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反而是，金钱买不到快乐！巴黎PS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大学教授克拉克指出，物质富裕的追求不能带来快乐。追求提高收入、增加财产无法快乐，人们应该更清心寡欲，“静以养身，俭以养德”，把精力放在其它方面。人类应积极投入社交活动、寻找宗教寄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莱亚德在2003年也曾说过，GDP无法量度人类的幸福，二战之后，各国的GDP都大幅跃进，但人类快乐的感觉却停滞不前。
二、经济发展的标志不是看速度，而是看效率
什么是发展经济？许多人总是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即GDP增长率来衡量。
其实，这又是认识的误区！
经济是否发展的真正标志是效率，而不是速度！
生产力有没有提高？经济是不是发展了？其标志是生产同一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降低了。所谓生产力、发展经济，本质上是一个生产率或生产效率的概念，因此，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经济发展的标志，是经济效率(或效益)，而不是发展速度！
效率是投入与产出的比率，速度是投资、内需、外贸相加之和与前期之比。从发展速度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比改革开放之前快了许多。但是从经济效率(效益)来说，改革开放后25年的投入——产出率，其实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倒退的。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投入(包括财政拨款、发国库券、银行贷款、股市集资、民间投资、引进外资等)大约增长了100～150倍，而它所产生的GDP却只增长了50.3倍。这种速度很快，但效率不高的事实，令人值得深思。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仅看发展速度，而是综合速度、效率、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比较。与世界大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大约要相差100年。例如，2001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不到4%，比1960年那时候所占的世界比重还低一些，排名与1960年一样，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在40年内并没有明显改变。中国经济质量的世界排名，目前仍处于中间偏下的位置，这与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是不同的。从经济结构来看，200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大致与美国1913年和英国1870年相当；2000年的就业结构，大致与美国1870年相当，比英国的1820年还要低。中国媒体与官方统计只讲GDG速度，不讲其它数据，对国人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颇有误导之嫌。
三、经济好坏的标志不是GDP，而是人民的实际生活
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不仅要速度快，而且要质量好。而好的标志，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的实际生活。
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以在GDP的构成中反映出来，即GDP中的消费(内需)比重及其增长率。这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扎实、好坏与否的真实指标。
近些年中国经济的GDP结构，投资约占30％，进出口贸易约占50％多，消费占20％不到。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经济质量的提高。为了显彰“政绩”，把马路掘开、填平，再掘开、再填平……，GDP是上去了，但经济质量并没提高。正如有人讽刺，谁肯吃掉一堆大粪，就奖给100万元，便可制造出100万元的GDP，但这100万元创造财富了吗？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50％多，完全是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造成的。这种GPP结构，一方面是靠引进外资，不仅大量消耗了国内的水电油等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且以廉价劳动力制成的低价产品，出口换来的仅仅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80％)。另一方面出口创汇所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不仅造成国内的人民币流动过剩，而且外汇储备所购买的美元债券，等于把中国劳工用血汗换来的外汇低利率借给美国人使用，他们又用这种低价资金投资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剥削劳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头痛问题。
而GDP中的内需，因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内需长期不足，这是国民收入分配严重扭曲的结果。资本剥削的残酷掠夺，人为压低工资水平，导致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扭曲。而政府大搞“建设性财政”，漠视“公益性财政”，又导致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扭曲。近10多年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出GDP增长速度2倍以上，财政收入迅速膨胀，国力大为增强，但国家舍不得把钱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是用在项目投资上。政府牺牲民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热衷于搞投资，从中权力寻租、趁机谋取私利。不仅导致腐败丛生，而且逼迫民众不敢正常消费，在仅有的一点收入中，尽量积蓄存入银行，以备子女教育、全家医疗、今后养老之用，结果形成银行的高储蓄率和内需的长期不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平均年增长6.7%。而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0％左右。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比重一直在下降，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在GDP的比重中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在近10多年没有提高，尤其农民工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变化。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福音，既没有增加社会福利，又没有提高收入，实际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这种只有数量、只有速度，既没有质量、又没有效率的劣质经济，连经济进步都谈不上，又怎能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呢？
但是，有一批伪学者，只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绩，却不谈经济质量存在的问题，尤其回避GDP高速增长是以牺牲民众的福利为代价这一要害，明目张胆地反对提高劳工福利(厉以宁、张五常)。甚至把经济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当作正面“成绩”来鼓吹，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张五常)。明确反对民主改革，赞颂专制。他们还以印度之所以没有那么多高速公路，归咎于印度是民主社会，政府不可能搞“建设性财政”，来反证民主制度的不可取……。这种极端右翼的谬论，完全是别有用心企图把中国经济引向歧途的阴谋，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
四、社会的进步与否，还要看人的生存环境
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社会是否进步，也不能忽略经济发展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如果从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生存条件来说，中国经济的质量，恐怕更难恭维了。
据新华社报道，全球“环境可持续指数”144个国家和地区排序中，中国位居133位。中国万元GDP用水量是美国的10倍、日本的24倍，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掉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国建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1／10,各类能耗却高于世界先进水平50％~150％。中国经济每增长1倍，所产生的污染则增长几十倍，废水排放增长4倍、固体废物增长10倍。广东省04年的GDP为全国之冠，达16040亿元，同时，污染物的增长速度却超越GDP的增长。浙江的经济总量也已跃居全国第4位，GDP已经突破1万亿元，但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比GDP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如将环保成本算进GDP内，那1万亿的GDP还不够。……这样的“经济发展”，还值得骄傲吗？
《华尔街日报》的林本利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靠激素催出来的，毫不合乎经济效益，以烧钱换取经济增长。美国一类先进国家，投资1～2元钱可以制造出1元钱的经济产值，但在中国，非要投资5～7元钱不可，资金效益只及先进国家的1/3。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造成大量的乱砍山林、乱挖矿山、乱放污水。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根据调查监测指出，多年的滥垦、滥伐、滥牧、滥采、滥用水，到2004年，全国土地荒漠化已达263.6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27.4%。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18.12%。各地对土地的破坏现状，瞒报少报，对有政府意向的投资评估，一片赞歌，甚至还帮忙找理由，给土地、环境的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40亿元，近4亿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这种“经济发展”，难道也是社会的“进步”吗？
能源短缺、资源枯竭、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严重偏低、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金融黑洞填不胜填、巨额腐败大案屡见不鲜、高伤亡率的矿难屡发不止、国有资产通过魔术般的拆分组合从国库中悄然蒸发，……社会的任何一环都极其脆弱。这种“经济发展”，如果真要细算经济帐，恐怕负面的损失和影响远比正面的成绩还要大得多！发展经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但25年来所造成的自然资源的破坏、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污染，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反而严重威胁国人的生存条件，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以GDP考察官员政绩的荒唐制度，使GDP非理性地高速增长，最终导致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恶性循环，加剧资源枯竭的进程，这种高速增长，本身就意味着高速破坏！这不仅不是社会进步，而是倒退！
五、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一看上、二看下
所谓“看上”是指政府廉洁与否？“看下”是指大多数老百姓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生活状况如何？
当年的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共产党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廉洁；共产党政府使劳动人民都能就业、有工作机会，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比旧社会进步。
所以，考察社会的进步与否，一看上面政府是否廉洁，二看下面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这是二条起码的衡量标准！而不是看什么GDP的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以前，执政的共产党尽管也犯过许多错误，也产生过一些腐败分子，但作为整体的党和政府来说，毕竟还是廉洁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腐败竟然到了“古今中外登峰造极”的程度！官场腐败只有老百姓想象不出来的，而没有官员做不出的。民间有个流传：如果把干部全都枪毙，可能有一些是冤死的；如果排起队来隔一个枪毙一个，那么，肯定有许多会漏网的。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但道出了党政官员的腐败程度。
有关资料显示，近些年光是贪官到境外豪赌的资金就达2000亿元以上。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7月23日和8月16日《法制晚报》、8月18日《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改革开放以来约有15000名贪污官员外逃，卷走人民币3万亿元以上，相当于02年全国储蓄总额8万7千亿元的34%。公款吃喝的招待费，仅2004年全国就花掉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公车耗费支出3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3%，全国13亿人年均负担230多元。公费出国考察花费2000亿元，相当于每位公民为出国干部负担160元费用。这三项相加，占了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26356亿元的1/4还多。乡镇公务员的合法收入不足1000亿元，开支却达2500亿，数字的背后便是官员以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和贪污。世界银行(WB)估计，中国的投资决策出错率为30%左右。各地政府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阳光工程、亲民工程等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和损失高达5000亿元。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83个想建成国际大都会，30多个城市提出兴建中心商务区，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标准，实际上是透支、浪费资源，目的是从中收取商业贿赂。美国如此发达，也没有183个国际大都会！各级政府的办公大楼越盖越宏伟，连县政府的办公大楼都比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还气派（网上有图片可查阅）！安徽阜阳一个又穷又小的地级市，竟然也在90年代耗资3.2亿元建成一个国际机场，却因没有飞机在该地区升降，一年之后被迫关闭，如今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白白浪费3亿多元，而农民却无地可耕。政府各管理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私设小金库高达8000亿元。……这样的“人民政府”，如果蒋介石还活着，肯定自叹不如！这种改革开放的“成果”，是社会的“进步”吗？
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从制度层面基本上建立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制，作为一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保证了劳动者都有工作权利，尽管存在“大锅饭”等问题，但毕竟保障了大家都有饭吃，不失为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从理论上说，失业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特有现象，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失业现象重新浮现，这本身就是对劳动者工作权利的剥夺，是社会主义原则丧失的表现。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大家都有饭吃，只是吃得少点而已，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有人没饭吃，有人却是吃得要撑死。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如今，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几千万劳动力没有工作。2004年全国有28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却有74万找不到工作，连“天之娇子”都沦落到“毕业即失业”的下场，更何况低文化的劳工大众？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几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却永远找不到工作，靠救济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这种只消耗社会资源，却没有机会为社会作贡献的群体，已经成为经济学上的“垃圾人口”。据官方资料统计，目前中国还有2亿1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则更多。至于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早已成了重新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养老保障的担忧也是老百姓的一大心病。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的成就，竟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实惠，社会不和谐，各种矛盾日益在激化。这种现实能说是社会“进步”了吗？
六、当今中国的穷富对立比解放前更严重
社会的进步与否，从根本上说，体现在社会的和谐与否。26年来，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收入的悬殊，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之最，接近了警戒线。这表明社会的严重不和谐，导致社会分裂，使贫富对立已经走到了社会动乱的边缘。这方面的情况，其实比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曾记否？当年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是共产党讨伐国民党的最大“重型炮弹”，而当今中国，此类大家族何止四个？1949年初，孔祥熙的女儿在上海马路上因打了一个黄包车夫的耳光，共产党就立即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压迫、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如今的权贵欺压百姓，岂止是打老百姓耳光？就是打伤、打死人了，老百姓又能奈何得了吗？官霸、商霸、恶霸遍地横行，任意欺凌百姓！近10多年来各大中小城市，房地产资本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公然强行拆除老百姓的住房，赤裸裸违反宪法，公开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害者却无处可告。杨沫在《青春之歌》所写的地主剥削农民，与现在相比，简直就不值得一提！如今60岁上下的一代人，中小学读的课本，只知道旧社会有一个可恶的南霸天、一个刘文彩、一个周扒皮，受剥削受压迫的代表也就是一个高玉宝、一个杨白劳和白毛女，以及夏衍所写的《包身工》。可今天，又有多少个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而受剥削受压迫的“杨白劳”、“白毛女”更是数不胜数。老舍笔下的《月牙儿》、《骆驼祥子》比起当今的弱势群体算是幸运的了，狄更斯眼里的“雾都孤儿”在中国根本算不上悲惨的典型。仅仅那些满肚冤屈的上访人员就有多少？连中越战争中的老山英雄也被迫胸挂军功章上访喊冤，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被驱赶、被关押、甚至挨毒打！凡有良知的人只要走进城市里的农民工住的工棚或外来工的宿舍，尤其在南方的夏天，就会替夏衍看到的“包身工”感到幸运！也就懂得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低廉而有竞争力！
搞了26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搞来搞去只不过是换了一批地主、资本家和恶霸而已！历史又回到了老百姓受剥削受压迫的怪圈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革命先辈的成果被彻底葬送，千万烈士的鲜血也完全白流！早知今日，当初又何必闹革命呢？吊诡的是，如今的新生地主、资本家、贪官、恶霸，恰恰有许多是当年打土豪斗劣神、消灭地主资本家贪官恶霸的老革命的子孙后代！风水轮流转，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呵！
现在虽然没有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但劳工大众不能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失落感所形成的仇富心理，犹如地壳下的岩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火山爆发”，这种潜在的动乱能量在遭受贫穷、丧失尊严的逼迫下，暗藏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表象之中，以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在逐渐积聚、逐渐扩大……。
七、社会的进步现象远不如倒退现象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还是有所进步的。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多了，科技更进步了，高速公路等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了（尽管高速公路的造价高达3000万元/公里），电脑、通讯工具等高科技产品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人身自由比过去宽松了，虽然还没有真正的人权，但言论管制比毛泽东时代放松多了。人们有权利享受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选择衣食住行的自由度、职业流动性的自由度和就业机会的自由度等方面，都呈现了多元化、个性化和自由化。女士们不必为穿了一套三点式比基尼而担心被批斗，即使赤裸全身在大街上做广告也不用担心被抓起来；男士们也不必为工作“不能调动”、“单位不放”而郁闷苦恼……。
但是，个人获取的部分自由，并没有自由到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和自由的表达自己思想的程度，却付出了社会倒退的沉重代价。在就业、休闲等方面多元化、个性化和自由化的同时，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畸形、越来越变态。例如，勤俭节约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寒碜”、“小气”的代名词；铺张浪费、挥金如土则被誉为“潇洒”、“大方”、“气派”、“酷”！不仅“包二奶”、“养情人”广为流行，不再成为“生活作风问题”，一个个“陈世美”都平反了，即使妻妾成群，只要没有内讧，谁也不会干涉；虽然嫖娼卖淫仍属“非法”，但全国城乡都成了红灯区！“一夜情”、“夫妻交换” 也都被社会“理解”，不再当作“流氓行为”。“性友”越多越神气，“性福”越多越令人羡慕。若想做名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网自暴“性爱史”并附上裸体照片，作爱的细节、感受写得越详细，就越畅销，网上的点击频率之高可使网站几乎瘫痪，一夜之间便能名扬四海！……钱多得发愁的“大款”、“富翁”，外表穿著光鲜，内心满肚的男盗女娼，沉溺于穷奢极侈、纸醉金迷、放荡骇浪之中，吃黄金宴、裸体餐，玩“双飞”、“三飞”(性杂交)……。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光怪陆离，对丑陋现象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物欲横流、心灵空虚；腐败泛滥，灵魂堕落，充斥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市侩哲学。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的同时，社会道德沦丧、精神文明真空。这岂不是社会腐朽没落的倒退？
即使经济发展的本身，也到了必须靠一丝不挂的裸体作广告来推销产品、靠“乳房”、“生殖器”才能打开市场和繁荣文化的程度，这恐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悲哀！市场经济使中国人把腐朽、糜烂的东西当作“时尚”来追求、还形成了“潮流”。社会“进步”到了这个份上，还不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衰败？
八、社会风气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比较
文化大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史上的一场浩劫，已经盖棺论定，确实是“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在经历了26年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却越来越感觉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许多方面竟然还不如文革时期，这倒很是发人深省。有比较才有鉴别，人们在比较中发现：
（1）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风气已经够坏的了，但是，再坏，那时候至少没有那么多的黄赌毒，没有那么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没有下岗失业现象，没有“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的三座大山。生存环境没有被污染，生态资源也没有遭破坏。社会治安方面，起码居住的房屋还不是装有严严实实防盗门窗的铁笼子。荒年盗贼起，如今盗贼四起、治安恶化，本身就是社会倒退的一种诠释！
（2）如今党政官员的极度腐败，已为举世罕见，远胜于十恶不赦的“四人帮”。网上有篇关于陈永贵等人谈江青的文章，陈永贵说：他有时带点大寨的土特产送给江青，但江青每次都要付钱给他，否则决不收下。后面的评论写满了：“现在当官的比江青坏多了！”之类的读后感。文革时期即使有贪官，也只是“多吃多占”而已，哪有什么巨贪？过去只要有点“不干不净”，就会被揪出来批斗，甚至枪毙，而现在贪污5000元以下的根本不算贪污，贪污上千万元、上亿元也不一定枪毙。以法制为名，用各种“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的借口，为贪污受贿提供时间与空间，怂恿腐败，为腐败开脱罪责。司法界一直在酝酿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对罪犯的宽容，已使“以法治国”变成了“恶法治国”！相比之下，解放初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只为一点小事而被“斩立决”，死得实在太冤了！
（3）如果说“四人帮”把人心搞坏了，如今市场经济则把人心搞得更坏！文革中确有说假话、违心话，出卖亲友等丑事，那是在特定的人物、时间、地点发生的，与大多数老百姓无关。现在的丑事则比文革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何止是说假话、违心话、出卖亲友？卖身、卖国、卖良心、卖人格，什么丑事没有？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多多少少还有超越金钱关系的真情、真义，许多受冤屈的当权派、知识分子就是被老百姓的真情真义，冒着危险偷偷地保护下来了。如今的社会却充满冷漠，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什么都没有了。处处有骗子，遍地是陷阱，事事要警惕，整个社会缺乏安全感，“人人自保”，甚至连金钱都保障不了安全，反而可能钱多了更不安全。恻隐之心、同情心、信任感、真情、真义，荡然无存！如果涌动恻隐之心、同情弱者(如给乞丐零钱)，恰恰成了上当或受骗的笑柄。如果仗义勇为(如与盗贼或匪徒博斗)不幸受伤，可能得到的不是感激和赞颂，而是伤心的泪水！如果想做好事助人一臂(如借钱给需要之人)，最后的下场恐怕是撕破脸皮打官司……。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不敢有同情心、不能做好事、无法有仗义之举的地步，还不够荒诞吗？
（4）文革中虽然发生许多冤假错案，甚至把人逼死，但大多数冤假错案在文革期间或文革结束后得到了平反，即使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也都一一平反。这些受迫害的对象，虽然蒙受了冤屈，但最终尚有落实政策的机会，连邓小平也有三起三落的机会。但是，如今大批受冤屈、被欺凌、遭迫害的穷人，被权贵、富人害死的弱者，有重生的机会吗？这些受害的普通老百姓，被打伤、或被害死，就象死了一只蚂蚁，又有谁关注他们的命运？有谁能为他们伸张正义？有谁替他们的遭遇写成书籍告白天下？为什么现在有人只说文革中受害的故事，而闭眼不看当下更多更惨的现实？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5）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上的“群众斗群众”，如今的市场经济则是经济上的群众斗群众，而且是没完没了的一派混战、互相残杀！比如，有钱人上酒楼大吃大喝，没钱人就把发臭的死猪肉熬成的油、饭馆倒掉剩菜熬成的“稍水油”、上了剧毒农药的蔬菜、用福尔马林泡浸的牛肚尤鱼鹅肠……卖给酒楼让他们吃个够；富人吃腻了山珍海味想吃泡菜爽爽口，穷人就把用敌敌畏淹制的泡菜卖给他们吃；有钱人想吃蜂蜜保养身体，没钱人就把白糖喂蜜蜂酿成的蜂蜜卖给他，让他吃了也白吃……。用膨胀剂、防腐剂注射的黄瓜，一个夜里就可从小手指那么细变成杆面杖那么粗。光鲜翠绿的蔬菜，恰恰在三天前刚洒过农药。又甜又便宜的甘蔗，在种下甘蔗苗时就包了一大块剧毒农药，在生长过程中全都浸透在其中了。又红又甜的大西瓜，是用糖精拌色素注射进入尚未熟透的生西瓜变的。“鸡蛋”是用化学原料合成出来的，果脯是色素、糖精和腐烂水果的混合物；工业酒精勾兑假酒，劣质奶粉，在厕所旁边制作哈根达斯冰激凌，用霉豆粉和水分超标大豆生产维他奶。用避孕药饲养甲鱼，可以使一只2斤重甲鱼的生长期从2年缩短为2、3个月……。为了利润、丧尽天良，天天有人在制造有害食品，这岂不是触目惊心的互相残杀？难道不是每天在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的混战吗？“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虽然不见刀光剑影，却令人胆战心惊，时时提心吊胆，处处小心翼翼，连吃东西都不能放心吃，这难道就是“生活水平提高”吗？这种日子比文革时期好过吗？
人人每天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喝着污染超标的水，还吃着有害的食品，使中国的癌症病人每年以二位数的速度飞速增长，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GDP增长率。2003年4月20日江苏省肿瘤医院院长、省肿瘤防办主任周建农主任医师指出，环境恶化造成了癌症患者数量猛增，1991～2000年中国城市居民中的癌症死亡率上升了18.31%，农村居民中死亡率上升了11.03%。其中，肺癌的上升最为迅速，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上升了29.38%和47.73%。肝癌上升率分别为13.04%和17.12%，结肠癌、乳腺癌和膀胱癌也明显上升。然而，各家医院恰恰最欢迎癌症病人，因为癌症反正是治不好、病人迟早要死的，治不好是不用负任何医疗责任的，而病人家属总是心甘情愿花尽所有的财钱，以示对病人的最后关怀，所以医生们都放心大胆与药厂代表相勾结，开出最高价的药物和保健品，拿着厚厚的“红包”。病人与家属的心在滴血，医生、医院却乐开了怀！医院为了“创收”，对一般没有生命危险及后果的病，医生故意不给治愈，让病人反复来就医，起码可以赚取挂号费、检查费，千方百计开高价药方更是一种常态……。这种社会“进步”，还不够变态吗？
（6）文革前的社会风貌比较纯朴，尤其“学雷锋”时期，但文革破坏了以前的良好社会风气，即使如此，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至少还能够明辨对与错、是与非、高尚与卑劣、真善美与假丑恶。而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却是私字当头，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价值观被定位于“天经地义”，容忍自私自利泛滥，公开宣扬人性的丑陋面是“合理的”，鼓噪给予“理解”、“宽容”和“尊重”！把人的贪婪视为“事业心”、“进取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是“竞争”的正常现象，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作人与人争斗的信条……。无限膨胀的贪婪之私欲在不受制约与批判的条件下，营造了邪气猖獗、正不压邪的氛围，社会的精神境界越来越堕落，整个民族的道德底线彻底丧尽，人性越来越向动物的原始本能回归，以至黑白不分、事非颠倒，连什么是“荣”、什么为“耻”都分不清。中国社会已经失去善恶的准心，信仰缺失、价值观错位……。这种社会精神境界的演变，究竟是比文革时期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九、必须正视当今中国社会现状
改革开放似乎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但是，这种改善是以牺牲大多数老百姓的尊严为代价的。他们从国家的“主人翁”，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为了生存，老百姓的尊严还不如富人家里的一条狗，权贵们对宠物生命安全的关怀远比对老百姓的生命更为重视！改革开放对于劳工大众来说，意味着生存，安全，价值，发展，尊严的全部丧失！
即使从物质生活来看，改革开放也并没有给所有的老百姓带来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反而是在下降。河南省某县有个民意调查，调查对象是几百名37～47岁的人群。调查结果显示：认为20年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只占34.5 ％；认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日子也一样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占65.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只占11％；提高不大的则占55％；没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来的却占22.5％。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的只占11.5%；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只能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则占85％。
还有人计算过，计划经济时期一个普通城市职工家庭，如果夫妻双职工月收入共有80元，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约70平方米二间套），供养二个孩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并帮他们完婚为止，另外再赡养二个老人。日子虽不富裕，但和和美美过到退休养老那一天，是基本没什么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改革开放26年后的年青人，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如果作为普通打工仔想过到那种生活水平（买套70平方米房子，生一个孩子并供养到大学毕业，自己解决医疗、养老），直到自己退休。那么，按当前物价计算，在30年的工作年龄时期，必须赚够200～250万元。这要求夫妻二人的月收入必须持续在5000元以上（物价变动因素暂不计），否则，连老一辈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这对年轻夫妇的一生，终生要在背负买房按揭贷款的压力下生活，心理状态能轻松吗？如果40岁就下岗了怎么办？生一场大病怎么办？……改革开放真的给老百姓带来福音了吗？
在经济发展的成果只给少部分人享受，大多数人分享不到的情况下，媒体反复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新气象，以营造莺歌燕舞的气氛来粉饰太平，其实，这并不代表真实的中国，那只是中国货架上的“样品”！真实的中国货是广大农村，《中国农民调查》所写的才是当今中国的真相！
……
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反思：中国社会还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吗？
市场经济PK精神文明
沈水根
(2005年4月10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搞上去了，但社会风气却越来越坏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也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但收效不大，犯罪率越来越高，社会的丑陋现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是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人的本质说起。
一、人的本质是“性本恶”
1、先天的性本恶与后天的性之善
中国的《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亲身体验到的却并非如此，恰恰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恶。在佛教看来，性本恶是人从前世带来的贪嗔痴（贪心、发怒、愚蠢）孽障。在基督教看来，性本恶就是人与生俱有的原罪（饕餮、贪婪、
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七宗罪）。正是人具有先天的罪性，才使人类社会变成了充满罪恶的世界。
但是，人性之恶，恰恰又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正如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恶无限”！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总是先有一部分人起恶心、行恶事（如贪婪），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引起社会的公愤。为了遏制这种人性恶，才形成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以制约这种“恶”；但过了一段时期，又有新的“恶”冒出来，打破原先的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为了进一步遏制新的“恶”，社会又达成新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
度；然后又被更新的“恶”打破……，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由人性之恶在不断地推动向前，它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如果人之初，真的性本善，人人都是好人，没有矛盾与斗争，人类社会怎么发展？也许至今还会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可见，从人的本质来说，人性之恶是先天的。为了遏制人性之恶，保障社会的相对平衡与和谐，才不得不形成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等机制来约束“恶”，通过扬善抑恶的教育和熏陶，培养人的善性，从而出现了好人和君子。所以，人性善是后天形成的，是教化的结果。但是，即便如此，好人的人性之恶也并未根除，只是以潜意识的方式深藏起来而已。一旦具备某种条件，“恶”的基因便会被激活，“恶”的潜意识就会显现出来，并迅速膨胀、扩大，从而使好人变为坏人。人性恶的先天性表明，人要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有的人教诲一辈子也成不了好人，而学坏则无师自通，根本用不着教！
2、世俗的“幸福观”其实就是人性恶的表现
人性的这种本质，决定了人有趋恶避善的本能，但社会则要求扬善去恶。这就形成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矛盾，从而引发了正义与邪恶永无休止的斗争。
抱有理想主义的伟人、政治家、正义之士，总是鞭挞人性之恶，试图用法律、道德、信仰来重塑人的心灵、改造社会，但这种善意的教化与人性恶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不仅不被欢迎，而且必遭“心黑皮厚”的恶人恨之入骨的抵抗与毁灭！反之，讲究“现实主义”的务实派人士，不分是与非、不谈对与错，唯发财致富为上，鼓惑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倡导豪华享乐、超级消费……，恰恰深受欢迎和拥戴。
所以，从人性的角度看，世俗普遍认同的“幸福观”、“价值观”，其实正是追求人性“恶”的满足。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人是自私的，人都有趋利的本能。升官发财是令人羡慕的“幸福人生”，否则，就就是人生的痛苦或人生的遗憾。如果有人能让自己吃得好、穿得好、还有大把的钱花，就会觉得“好幸福呵！”而能给予自己“幸福”的那个人，便成了“大贵人”。男女谈婚论嫁都把对方是否有钱作为首要条件。佛教徒烧香磕头都在祈求菩萨保佑自己能够“升官发财”，视“升官发财”的“幸福人生”是前世积善成德的“福报”。人人都想少干活、不干活，钱拿得越多越好……。这种世俗的“幸福观”、“价值观”，不正是好吃懒做或贪婪不足的人性恶的反映？虽然人间也有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幸福观”，但凤毛麟角少得可怜，除了真正虔诚的宗教徒，或执着某种信仰与理想的人，一般的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一时一事做些不求回报的奉献，多数人很难终身作出无私的奉献或自我牺牲。这种人性恶的“幸福观”，又是人性的最大弱点，因此，凡要收买人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满足其各种私欲、好吃懒做、得名获利的愿望！
二、市场经济迎合了人性恶
1、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罪恶经济
人性之恶与生俱有，并不奇怪，人类社会一直在为扬善抑恶进行不懈地努力。但是，自从出现市场经济以后，人性之恶的迅速膨胀达到了极致的地步。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形式，它不同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更不同于计划经济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则是为追求由剩余价值转化来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式。
以供求关系的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扩大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其外在的表现便是竞争规律。为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形成二个功能：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它必须促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竞争规律除了要求提高商品的质量、服务水平和降低价格，更需要采取各种经营手段，千方百计地抢占廉价资源和扩大销售市场。对此，商人在竞争的游戏规则中，不得不学会打“擦边球”和挑战法律的各种本领，时时处处试图“越界”经营，不会顾及任何道德约束和舆论谴责。“不管白猫黑猫、能赚钱就是好猫”的内在冲动，造就了商人具有不择手段的基本特性，从而获得了“十商九奸”的美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只要有300%的利润，资本家会不惜上绞刑架。巴尔扎克也说：“每一个巨大的财富背后，必然有一个重大的罪恶。”可见，市场经济是令人性的贪婪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最完美的载体，这种天然的功能，不能不使市场经济沦为十足的罪恶经济！
市场经济的罪恶本质，决定了它必定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表明，市场经济通过膨胀人的贪婪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不顾一切地向大自然索取，已经在全球范围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资源短缺，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条件。而且，这种威胁还在不断地加剧，发展趋势难以阻挡。其实，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物质财富的不足，而是分配的不公平！自从有了剩余产品，已有的物质财富，足以养活全人类。但分配的不公平，始终困扰着人类本身。市场经济为创造物质财富提供了迅速发展的平台，却没有提供解决公平分配的机制，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把不公平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到了极端。所以，人类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是无限制地膨胀贪婪，更多地创造财富，而是分配的公平问题！物质财富未必能够给人类带来快乐，人的快乐与否，与物质财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简单的生活其实是最快乐的生活，但市场经济却使生活变得复杂化，起码要学习各种法律、商业等知识，否则，在充满罪恶活动的市场经济中极易上当受骗。人的快乐与贪婪成反比，痛苦才与贪婪成正比。对财富的贪婪，带来的可能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所以中国有句古话：“知足者，长乐也！”如果市场经济只会贪婪地创造财富而不能带来公平的分配，那么，人类仍将生活在永久的罪恶之中！
2、市场经济没有精神文明的机制，却有制造精神垃圾的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农轻商，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其实，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坏是坏在“贪”钱，贪婪才是万恶之源。赚钱本身也不是坏事情，坏是坏在贪得无厌地赚钱，人只要贪得无厌，免不了会干坏事。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恰恰是最能刺激人的贪婪、最能膨胀人性之恶的载体，从而成为干坏事的最佳工具。所以，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创造物质财富并不意味能够产生精神文明。它不仅没有产生精神文明的机制，反而具有制造精神垃圾和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的功能。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人类物质文明，往往需要付出人类的精神文明为代价！
从商人的经商过程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如果想赚大钱，便很难保持洁身自好。他所赚得的钱财，往往要以付出人格、道德的代价！比如，一个本份的老实人，如果投入商界，刚开始进货10元的商品，他卖12元，有20%的利润已心满意足了。但是，当他看见别人在卖15元、18元，他也必然会跟着涨价，直到最后可能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赚取100%、200%或更多的利润。他渐渐地会失去原有的善良、本份、朴实等一切优秀品格，变成“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奸商。他“在商言商”，慢慢地确立起“只有能赚钱的商人才是好商人”的价值观。他会说：“我不是慈善家，商人的本份就是赚钱！”在商人的眼里，只要有市场需求，什么事都可以干、也敢去干！只要不被法律逮住，就是事业的“成功”！所以，许多“成功人士”，实际上正是未被法办的罪犯！
可见，市场经济不仅能够自发地激活人的贪婪等人性之恶，催生人性恶之基因迅速扩大、膨胀，而且还会抑制、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的所有真善美！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任何产生精神文明的内在机制，却具有制造精神垃圾、摧残精神文明的巨大魔力！小凯恩斯曾说：“恶实用，美不实用。”市场经济的“实用”，必然引起人性恶的大泛滥，最终导致精神文明的瓦解与崩溃！
3、相对的“优胜劣汰”和绝对的“劣币驱逐良币”
市场经济催生的人性恶，又派生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功能。本来，市场经济应该显示出竞争规律的“优胜劣败”优越性，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人性恶，却更多地表现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功能。“优胜劣败”的竞争本意，仅仅表现在新产品刚上市那一阶段，用不了多久，假货、冒牌货就会冒出来，而且很快挤占市场，最后反而使正牌货被边缘化。如果要维护“商标权”、“知识产权”，就得打官司，而打官司就得付出时间、精力、财力的代价，是否划得来？还得权衡权衡。可见，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虽然开始阶段是“优胜劣汰”，但后来却是“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起了决定作用，占据市场的最后赢家，反而是假冒伪劣产品！直到又一个更新的优质产品出现，先“优胜劣汰”、后“劣币驱逐良币”，周而复始地循环……。这种状况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好人因受良心的束缚，往往手段不多；但坏人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什么坏点子都敢想，什么坏事都敢干，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所以，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好人受气、被挤兑，而获胜的当道者正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坏人！坏人干坏事的成本又比好人以正压邪低得多，想要扬善除恶还十分艰难。怪不得大诗人杜甫哀叹：“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候！”所以，“优胜劣汰”只是竞争的相对规律，而“劣币驱逐良币”才是竞争的绝对规律！
4、市场经济满足人性恶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使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逼迫商人不惜牺牲人格、道德。商人的坏心眼、一肚子坏水都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市场经济培育的贪婪之恶，犹如基督教所说的魔鬼撒旦，它引诱人堕落的方法，就是鼓惑人漠视廉耻，只要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出卖道德，要什么就给什么，包括名誉、地位、财富、权势。市场经济的魔鬼，就是利润最大化的贪婪，令人不择手段而罔顾“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窃、谋财害命、走私、贩毒、赌博、嫖娼卖淫、吃里扒外、瓜分国有资产、充当买办内奸出卖国家利益……。这些丧尽良知、人格、道德的无耻行径，确实能够实现“心想事成”的梦想，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还能成为“风云人物”、“成功人士”！而且，一旦尝到魔鬼给的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宗教上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可市场经济却从来都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商人来说，他们既不信神，也不相信有地狱，他们只信“钱”，只求今世享乐，快活在现实的“天堂”里！所以，市场经济必然使社会堕落成群魔乱舞的世界，令牛鬼蛇神成为“精英分子”，让妖魔鬼怪呼风唤雨、领导时代的潮流。这种“罪恶效应”造就了整个社会“逼良为娼”的大环境，不想学坏都不行，要想洁身自好也难！人品越坏，越有“钱途”、越有“出息”！老实人只能受苦一辈子。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
三、制约市场经济罪恶本性的三大法宝
1、物质财富丰富未必带来精神文明
市场经济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所催生的贪婪之恶，无节制地膨胀，不能不打上伦理意义的罪恶烙印。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本身并不会产生精神文明，反而会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并不偶含在物质文明之中，如果以为只要社会物质丰富了，自然就会精神文明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这种天真源于对西方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无知，以为西方社会之所以比中国文明、他们的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中国那么多罪恶，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比中国发达，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也会自然而然精神文明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其实，当今中国中国生产大量过剩，库存物资超高，可谓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每况愈下，社会文明程度还不如以前，这是为什么？中国也已出现一批身价过千万、上亿元的富翁，他们精神文明了吗？暴发户的丑态一再成为世界的笑柄，这又是为什么？
可见，经济的发展未必能带来社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也并不意味精神文明会自然形成。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呈相反的趋势！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中国那么多的罪恶，并不是经济发不发达、物质丰不丰富的问题，而是他们有制约市场经济罪恶本性的法宝！即使在物质并不很丰富的时候，也达到了相当的精神文明，而不象当今中国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社会却越来越丑陋，看不到精神文明有什么提高。
2、遏制市场经济罪恶本性的三大机制
西方国家制约市场经济的罪恶本性，有三个约束的机制。一是法律约束，二是道德约束，三是宗教信仰的约束。
这三种约束机制中，法律约束是最后的底线。仅仅靠法律约束，是不能彻底解决罪恶活动的，因为犯罪本身是“越界”行为，对社会已经造成了损害，法律约束只是一种事后的惩治，而且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犯罪事实又是可以被销毁、狡辩、抵赖，甚至用伪证来掩盖的。法律颁发的程序复杂而漫长，其滞后性的本身，已经给犯罪活动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但是，即使如此，只要不断健全法制，严格执法，仍然能对罪恶活动产生巨大的威慑力。
道德约束是一种相对的约束，也是软约束。它是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非观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效力的约束机制。例如，当社会都认可“包二奶”、养情人没有不道德的条件下，乱搞两性关系便不受道德的约束了。当贪污受贿成为令人羡慕的流行观念时，腐败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了。而且道德约束是在有人监督的前提下才产生约束力，如果在没有人看见、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也是不受约束的。社会道德的理念与标准，一般是由官方主导的。官员的示范与引导，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道德沦丧的根源往往在官方身上，世风日下一般是由官员造成的，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真理！西方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较高，根本原因是官员的“公权意识”很强，而且行为端正，由此产生巨大的道德约束效力，上梁正、下梁就不容易歪！
宗教信仰的约束，是心灵的的约束。这是一种自觉的约束，也是最高层次的约束机制。宗教信仰不仅对行为有约束力，更是对心灵的约束。对信仰的敬畏，自觉地进行心灵的赎罪，时时处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从个体身扩大到整个社会，深入人心，这种约束的效力远远超过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它是西方社会文明的核心！
法律约束只能惩治确有证据的罪恶，但不能阻止罪恶本身的产生，也无法惩治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罪恶，充其量只具有事后惩治的功能。道德约束只能被动地在有人监督的条件下起作用。而宗教信仰则是一种无形的威力，能够防范人性恶之基因被激活，有效地抑制罪恶的产生，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之所以犯罪率比较低，宗教信仰的约束机制发挥了核心作用。许多可以“赚钱”的机会，西方人如果发现不符合自己的信仰，都会自觉地放弃，但中国人就不会，“有奶便是娘”，岂肯轻易放弃？这是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搞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是西方社会精神文明较高的根本原因！
可见，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受到三大机制的约束，不仅法制完备、执法严明，官员道德良好，大多数民众有宗教信仰，所以经济犯较少，诚信至上普遍较好，很少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西方社会的这种精神文明，绝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成果，恰恰是三种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共同制约的结果！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就是成熟在三大约束机制！市场经济能否“成熟”，最终取决于这三大约束机制。否则，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都值得怀疑！即使搞了市场经济，也必然是杂乱无章的市场经济，或罪恶丛生的市场经济！
四、中国缺失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中国的市场经济连起码的诚信都没有，处处是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防不胜防。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推行市场经济之后，迅速沦为充满奸诈、伪善、不可轻信的谎言大国！原因就在中国缺失三个制约市场经济的机制！
从法制建设来说，经过25年的努力，虽然大有进步，但总体上仍然法制健全，滞后性又十分严重，给犯罪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而且执法不严，大搞人情案。司法机构本身腐败严重，司法人员知法犯法。公开报道的各级人大正副主席、法院院长、律师等立法、执法人员以身试法的不计其数。即使没有落马的，也“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在为自己留后路。最要命的是，权力大于法律，司法从未独立，法律充当权力的奴婢，听命于权力的支配……，这样的法制建设，能惩治多少罪犯？不怂恿犯罪才怪呢！
道德约束，本来也只是一种软约束，在党风变坏、官场腐败的中国，由官方主导的社会道德观念与道德标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党政官员的“上粱不正”，导致了整个社会“下梁歪”的局面。各种丑陋思想和行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充分理解、普遍认可、宽容和默许。五花八门的丑态早已见怪不怪，整个社会对违法违规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无可奈何。对丑恶现象“久闻其臭不知臭”，甚至还能闻出“香味”来。见义勇为的壮举基本绝迹，愤世嫉俗、疾恶如仇成了嘲讽的笑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寡廉鲜耻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此世风日下，道德还能制约罪恶活动吗？
宗教信仰，在中国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是受到“内控”的。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从来是“外松内紧”，始终没有放松过对宗教活动的暗中干预。而中国人的信教又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本身没有宗教，现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因此，中国人的信教方式都进行了“外为中用”的改造，成为“中国式”的宗教。中国人信仰宗教不是为了心灵的救赎，不是为了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圣洁，而是十分讲究“现实”，从“唯物”的理念出发，充斥功利意识。信仰宗教是为了祈求升官发财、婚恋幸运、家庭美满、子孙荫福、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样的宗教信仰能有约束力吗？这种与世俗的价值观念基本相同的宗教信仰，反而使一些犯罪分子成了“虔诚”的宗教徒。他们一边贪污腐败、丧尽天良，一边又烧香磕头、敬神拜佛，把升官发财看作是前世修来的福报，或神的恩赐……，如此信教，不仅没有心灵的赎罪，反而是在滋生罪孽！更可笑的是，中国的宗教人士也纷纷搞起市场经济，大兴“寺庙经济”、“宗教经济”，为争夺经济利益而勾心斗角，高僧、活佛四处云游“募集”资金，广积“钱”德，方丈坐拥高级“别克”轿车，和尚则成了花和尚，沉溺电视欣赏“三点式”美女竞选……。面对市场经济的种种罪恶，宗教信仰在中国毫无约束力可言，市场经济的魔力远远胜于佛祖和上帝！
五、传统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全面摧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支撑了中国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存在。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和社会的道理沦丧，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试图宏扬中国传统文化，来修复当今中国的道德风貌，但是，这个尝试并不成功。原因就在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遭到市场经济毁灭性的摧残！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受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二次冲击，已经伤痕累累。而改革开放推行的市场经济，则让传统文化又一次经受了更大的蹂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理念向来是重农轻商，视商贾为奸人！因此，这种传统文化不仅不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反而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击得粉碎，遭受了远比“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还凶猛百倍的冲击，以致全面崩溃！传统文化所反映的道德理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全被冲得溃不成军。比如，传统文化讲“仁”，但市场经济却讲“为富不仁”！传统文化讲“义”，而市场经济却讲“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传统文化讲“礼”，而市场经济却以竞争为本，崇尚不择手段，弱肉强食！传统文化讲“信”，而市场经济是利益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无信可言！传统文化讲“忠”（忠君、忠孝、忠义等），而市场经济只忠于利益，为利益可以不惜出卖良心、人格、道德，欺上瞒下、吃里扒外、监守自盗，哪有什么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亲人、忠于朋友？反而十分流行“杀熟”（利用熟人对自己的信任而诈骗熟人）！传统文化讲“节”，市场经济则是“笑贫不笑娼”，充分开发各种赚钱的资源，包括肉体资源，何“节”可守？只要money，不要牌坊！……市场经济整个儿与传统文化在唱反调！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这种“存在”，试图用自然经济的意识来改变它，岂不是大傻B的弱智者在出馊主意？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传统文化至少还养育了蔡锷将军、闻一多、鲁迅……一批铮铮铁骨的汉子！但如今的中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汉几乎都死光了！“不成功、便成仁”、“杀身取义”、不吃“嗟来之食”、“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大义凛然的民族脊梁也几乎都绝种了！人人拜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个个成了“见钱眼开”、“有奶便是娘”的娼妓！一场“六四”风波，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士大夫气节彻底扫光。“多挣点钱”的现实主义，让人都丢弃了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个个像蚂蚁觅食，为几个臭钱整天忙来忙去，信奉“谁有钱谁大爷，谁穷谁狗熊”的市侩哲学；不仅“灰色收入”照拿不误，即使赚黑心钱也“脸不红、心不跳”。教教小孩子英语、画画、弹钢琴、拉小提琴、唱歌、跳舞……价格高得离谱。狗男狗女玩弄异性，寻找刺激激发灵感，再把感受写成垃圾小说、垃圾电视剧，骗取票房和稿费。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拳头加枕头”题材，吸引眼球以满足丑陋的阴暗心理之需要。文学艺术作品与真正的艺术绝缘，全都媚俗与“市场”结亲……。一旦发了财，便成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挂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就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成了屁颠屁颠的哈巴狗！心甘情愿当文痞犬儒，为权贵、富贾高唱颂歌，为资本榨取穷人的血汗出谋划策，大展卑鄙的才华……。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毒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腐蚀！
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最后剩下的一根稻草，就是可怜巴巴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爱国主义也变了味，成了一种盲目的、愚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是摇摇国旗、为奥运冠军吼一吼、喊几个抵制日货的口号、唱几句“长江、长江”、“黄河、黄河”、“东方有一条龙”，如此而已！有几个肯真正作出个人牺牲捍卫民族利益的？个个只是斗嘴的“英雄”、行动的狗熊！能偷税漏税的，谁不偷税漏税？能从国有资产中捞一把的，谁不捞？能占点国家利益的，谁不占？这是爱国吗？到处是吃里扒外的内奸、洋奴、买办、卖国贼！面对国际资本，只会奴颜婢膝、忍辱求荣。一盘散沙、没有骨气、又夜郎自大的民族，不能不被小日本看不起：“我们不去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买我们的车；我们去了靖国神社，你们中国人还不是照样买我们的车！”中国人有骨气的吗？
2004年7月中国游客赵燕女士在美国(借公务之名的公费旅游)因被美国警察误当毒贩（她和另外二人正好站在一个毒贩附近），在扭打中被擦破了点皮。消息传到国内，一时间大大小小媒体顿时掀起一股反美浪潮，“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严惩凶手！”……，示威、讨伐之声响彻神州大地，民族气概好不令人感动！不多久，大洋彼岸又传来赵燕女士获得了各种优厚赔偿，而且将通过打官司，正在索赔1000万美元！这一消息，犹如美国的原子弹在中国爆炸，民众冷静一想：挨打一下能得1000万美元赔偿，太值了！对照中国的警察打人是家常便饭，打伤人算什么？打死人也不一定受惩处！强烈的反差，令中国人不仅不反美了，反而高调赞颂美国才是“真正的人权”国家！有人甚至呼喊：“求求美国警察打我吧！我也想要1000万美元！”……事情闹到最后，以官方一律禁止报道“赵燕事件”而不了了之。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真的爱自己的国家
曾经辉煌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被市场经济冲击得支离破碎，对建设精神文明的作用，只配搞点“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穿马路”、“不要乱丢垃圾”之类的“七不运动”、“五讲四美”、“五好家庭”的小儿科，即使这样的低水平，至今仍不见成效，还把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陋习，带到外国，远播全球。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竟然降低到幼稚园的水平，如此悲惨的命运，还能指望中国社会能有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吗？
六、精神文明建设的困惑
邓小平及其后继人，虽然一再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但是，抓什么？用什么来抓？似乎谁也没有说清楚！法制建设漏洞百出，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基本失效，宗教信仰又被扭曲，那么，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究竟怎么抓呢？
对此，当局不得不使出惯用的高招——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当局的拿手好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一招在市场经济的年代，也时过境迁。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还有一种精神追求，政治思想教育尚有相当的成效。如今已经是“金钱挂帅”，如果再谈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岂不成了梦中呓语？
在资本剥削的市场经济中，所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全成了口是心非的假话、大话、空话。假大空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仅成了欺人的把戏，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中国人的精神贫困已经到了要靠撒谎过日子的境地！这种“三碗豆腐、豆腐三碗”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仅毫无教育作用，反而令人生厌。只有那些进了牢房的罪犯才会后悔“忘记了党的教育”“辜负了党的培养”，这表明，政治思想教育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显得那么的苍白与无力！它的唯一意义，是养活了一大批政工干部，让这些人能够混口饭吃。如果要说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那么，它真正的效果就是当局为全国人民树立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榜样，不知不觉地把中国人培养成世界上最善于撒谎、最能说假话的劣势民族！
不过，话要说回来，假大空的政治思想教育，毕竟还能做点精神文明建设的表面文章。即使口是心非，至少嘴上还是说得挺好听的。如果连这种表面文章也不做，人人满口污言秽语，那岂不更糟？如果精神文明彻底真空了，啥子也没有了！那怎么行呢？
……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导致了人性之恶的大泛滥，各种精神垃圾戴着“新观念”、“新潮流”等漂亮光环，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热潮中，好东西接上轨的并不多，腐朽、没落、罪恶的东西却全盘接上了轨，污水滚滚，浊浪涛涛！中国社会汇集了古今中外的污泥浊水，犹如粪坑吸引逐臭的苍蝇一样，中国聚合了全球的妖魔鬼怪和牛鬼蛇神。他们令中国的市场经济，以高速增长GDP的方式，荡涤所有的精神文明机制，同时又炮制无穷的精神垃圾，充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远离真善美。在一片假丑恶的精神垃圾上，最后的底线只要不犯法就行，信仰缺失，道德免谈！“高尚”、“纯洁”一类词汇已经统统从字典上被删除！
如此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怎么不令人担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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