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同时承认，“提前一年完成任务的难度不可低估”。
地震已至周年。四川的地方官员、开发商和居民虽备受鼓舞于过去一年来重建所取得的成绩，却也忧心于赶时赶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川，这个今日中国最庞大的工地，正处于历史性变化的风口浪尖。在灾难最初岁月的巨大阵痛过去后，一切慢慢趋于平静。时至今日，有多少善良的人们相信温总理“多难兴邦”的殷切希望，就有多少罪恶的灵魂奢求于从中获利。
“如果我们赶时赶工，一些地方的建筑质量就可能得不到保证了，”一位名叫朱阁（音译）的德阳市政府官员说。
德阳市的绵竹和什邡同属18个极重灾区之列。在全市各地，数以百计在地震中被毁的学校、医院、公路和地产开发计划已然重新开工。
朱阁透露说，灾区各地考核官员的两条重要标准，一是看他们能提前多久完成重建任务，而是看当地社会安定与否。
然而“一刀切”的标准，往往并不能反映出官员的真实能力。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已夸下海口，声称要在九月前完成所有受损学校的重建工作。但时至今日，一些学校的重建尚未开始 – 可这并不是由于地方人员的消极怠工，反而恰恰是他们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学校重新选址必须“谨慎，再谨慎”的结果。
德阳市某路建公司经理陈勇（音译）说，中央政府在重建的对口帮扶工作上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但问题是，投标过程可不怎么公平透明，”他举例说，一些援助省份“只允许自家单位参与竞标”。
而由于这些援助省份的企业不能直接参与四川的重建工程，“他们得一而再、再二三地分包，”陈勇说。他所在公司正在参与的路建工程，就是四次分包后所得。而当工程落入公司之手时，原有预算的将近一半已无影无踪。这时，路建工程尚未开始。
“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没得啥子利润，”陈勇说。没有了足够的预算，他承认有些重建工程不得不偷工减料。
在刚刚重新对公众开放的北川，黄江学校教师母志文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政府提出要‘三年规划，两年完成’。其实这个口号我们希望不要提，”他说。这个羌族汉子的爱人在去年的地震中去世。现在，他带着三岁的孩子和岳父母来看她了。
母志文和孩子住在“重建得相当不错”的黄江学校宿舍里。他的岳父母虽然仍住在板房，但“宁可（在板房里）多等一段时间，因为规划会出现很多问题，希望一步到位，保质保量。”
北川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遇难人数最多、受损程度最重的县城，死亡或失踪人数近两万，达总遇难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山东省援建办公室主任王汉成透露，援建北川的该省，在已开工或即将开工的100多个县城开发项目中，对相关款项实行内部监管。
他同时表示，山东将在年内把用以重建、加固农村永久性住房的7.2亿元资金交予北川县，并将派40-50名技术员为该项目把关。
而有关城镇设施和县城开发的118个项目，则均由山东方面完成后，再转交给北川县。
中部省份河南所援助的江油市，更是开展了“交钥匙”工程。该工程的用意，按一位江油市相关政府官员的话来讲就是，江油方面不需要管任何事情，一切援建工作都由河南进行，“他们把房子建好了，把钥匙交给我们，就这样。”
而对口支援安县的辽宁省，则采取了“一半援建工程待自主完成后转交，一半拨款安县，由地方直接建设”的方针，安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周保全说。
在极重灾区之外，受灾程度较轻、没有对口支援单位的四川各市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在绵阳市涪城区的一所专科院校，一位姓杨的办公室主任抱怨说，去年政府保证给予的5400万重建资金，至今只有很少到账。
“我们只从中央财政拨款拿到了7百万。中央财政应该出总款额的1/3，”他说。“其余的都应该从地方财政那里出，但我们一直索要未果。”
该校需加固或重建的，是一座教学楼和一栋宿舍楼。在资金迟迟未到的情况下，校方已督促开发商垫钱开工，并屡次申请银行贷款和在社会上“化缘”。但杨主任说，进展一直不顺利。
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3月表示，该省142个受灾县至2010年的重建规划涉及资金约1.7万亿元，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1.3万亿元的巨额缺口。
该省副省长魏宏称，这些未落实的资金 –超过重建资金总额的3/4 – 将从银行信贷、社会资金和资本市场三方面寻求支持。
“有个地方官这么跟我说过，你建路能用个20天就行了，”在提及他目前正在德阳施工的路建工程时，陈勇如此表示。“这4公里的路就是给（地震）一周年做个样子看看的，就是浪费钱。”
去年5月12日的四川地震导致近9万人遇难或失踪，经济损失在7000亿元和9785.5亿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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