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休克了,东欧国有资产流失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了，拉丁美洲私有化了，只有中国这个大市场了。外国公司和财团蜂拥中国，投资建厂或并购企业……
于是，中国六部委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然而，新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外资鲸吞国企的重大隐患是否已经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一家境外的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均富企业金融(Grant ThormtonCorporate Finance)新近一份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间的一年中，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在参与并购的这些外企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排名第一。
根据这份报告，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加至140亿美元。在众多收购案中，以高科技产业收购宗数最多，但金融业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最大。美国公司占据这些收购案的总值约54亿美元；其次是英国，收购总值约34亿美元的收购案。新加坡是中国企业的第三大外来收购者，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底的总值18亿多美元的收购案。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外资参股或并购俨然成为“最强音”。有一种极不正常且普遍存在的倾向，国企产权一旦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视为“改制不彻底”，理由是“改来改去还是改在国企的饭碗里”。不少地方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上，这种十分危险的心态使一些地方政府无节制地给予外方超国民待遇，在谈判中难以谋求对等地位，无法忠实地代表国企利益。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屈从于外方意志，国企被“贱卖了”。
俄罗斯经济休克了,东欧国有资产流失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了，拉丁美洲私有化了，只有中国这个大市场了。于是，外国公司和财团蜂拥中国，投资建厂或并购企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外资对中国国有资产的抢购已经是第三个高潮，今天已经到了临界点，所以有了六部委的《规定》出台。
“中国没有考虑到西方国家国际大收购的背景,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进入老年社会，急盼养老资金大量增值,他们到处找利润高产业的投资,于是,这笔养老金就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有高回报的产业，中国正是它们抢夺的对象。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资金使用的方法上大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将养老资金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中国是将这些资金投入国外政府的国债。
这两种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是大相径庭的。由于我们对这个大背景不甚了解，结果就盲目出售产权──收益权，现在向外资出售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可我们本身闲置资金很多，根本不需要外来资金，盲目的招商引资，把本国资金排斥了，逼得我们去买美国的国债，人家来投资获取15以上的利润，我们却最多获利5%。这完全是一种奇怪的发展方式，穷国补贴富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仲大军认为，中国眼下经济方面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实行重商主义引起的。他解释说，重商主义主要是一种发展模式：勤俭节约，省吃俭用，重储蓄，轻消费，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尽量压低本国资源要素的价格和出口产品的价格，当然首先要贬低本国货币──人民币的价值，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和出口量，赚取更多的外汇。而外汇赚多了,储备高居不下，就去买别国的债券。
与仲大军一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谈到外资并购也是情绪激动。他告诉《小康》，“可以肯定，是因为当前的严峻形势导致《规定》出台，具体表现在中国面临实际的金融问题，比如外汇储备过多，已经威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因此产生两个麻烦：一个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过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个大概在一两年前就表现出来，但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二是外汇储备本身是资金流通的问题，这个资金流通又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外汇储备多的主要原因是外资直接投资。”
他解释说，“外资直接投资(FDI)包括两部分，有的是真正投资──绿地投资──建厂搞生产；另一种就是并购，你建了厂他就把你的企业买过来”。“一般来说，并购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因为并购并不增加多少生产力。因此，各国往往鼓励绿地投资，但现在我们国家竟然搞得人家随随便便就来收购企业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左大培特别强调。
“在中国，直到去年吸引外国投资还是属于政府的主要政绩。我听到很多例子：比如没有外资项目也要找项目，要给他一个项目，当然是要保证他赚钱。那至少在回报上我们吃了一半的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抢夺了中国国内企业的有利投资机会，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产业。”左大培这样认为。
他强调说：最近几年，又有另外一个更有力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外资过多地流进中国──这就是公然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成批地“卖”给外资。有的时候，这种向外商所作的出售还不是将整个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部产权都卖给外商，而只是将“部分”产权卖给外商，并美其名曰“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或是“原国有企业改制后到国外上市”，说是这样可以“引进一个好机制，改善企业的治理”；
但是在这个“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是全面、系统地将大型甚至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都卖给外资，而且出卖之风愈演愈烈。“最近几年，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外资流入’已经占了所谓的‘外商投资’的很大部分。”
一些学者因此忧心忡忡：目前，国有企业对外资的出售正在吞没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各个产业，包括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金融业。在银行业中，对中国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的4个国有商业银行被强制限期完成‘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结果是将这些银行的大量股份‘卖’给了外资企业或银行。
研究者指责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进行恶意收购，并且“很多手段都不正当，比如美国凯雷公司收购徐工集团，美方居然给我国施加政治压力，美国商务部的头来谈，甚至把鲍威尔请来做说客。”
对于国有企业不愿意被民营企业收购，左大培说这是因为国企被民企收购后管理层将地位不保，所以，深谙中国国情的美国人在收购徐工时就许诺给管理层5%的股权，并且维持管理层的存在至少三年不变。
而民企不愿收购国企是因为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太少。“当外资并购时，企业领导往往把企业负担让政府承担，把企业变成一个很容易赚钱的企业，让外资拿去，所以外资并购往往谈不上给外资负担什么；但民企并购的时候，政府一般却不给优惠，而员工等所有包袱政府都推给民企承担。所以，连一贯主张把国企卖给经营者的北大学者张维迎都质疑，为什么政府在企业并购时厚外薄内？！”(chinesenewsnet
一位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前指出，跨国公司控股并购中国企业后，通过对战略资源产业的控制，将会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可能导致垄断。因为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而且将会左右一些产业的生产进程，从而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
这位香港爱国同胞通过在美国的考察发现，美国对外资并购行为，国会、政府层面都有多种限制和审查规定。某些行业即使允许外资收购，也会有股权比例的限制。
2005年，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竞争对手雪佛龙发动美国40余位国会议员向布什总统递交公开信，以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名义，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进行严格审查。最后，中海油因政治因素“落败”出局。
“与之相比，中国在外资并购方面相当落后，缺乏法律和规章，缺乏流程限制。因此，参考国际规则与惯例，迅速建立与完善并购规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白津夫最近指出，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主要路径。在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国有企业被外资化倾向。
白津夫认为，国有企业被外资化倾向的负面影响是：首先，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如果国有企业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国家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其次是弱化了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
外方控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主”的否定。三是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资手中，那么这种失控带来的是企业国家意识的淡陌，进而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四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影响。
“外方控股有时是恶意的，是为消灭竞争对手而来。外方控股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畸形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带来不利影响。”白津夫最后说。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朱安东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正在按照承诺逐步开放市场，而外企却依然享受着税收优惠，凭低成本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现在中国的银行有10多万亿人民币储蓄却找不到合适的放贷机会，而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则夺走了中国企业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据我所知，中国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可以互相抵消很多所得税，外企可以选择在中国交税，也可以在本国交。而在中国减免的税收，作为利润返回所在国后，又在本国纳税收的，则被用于充实医疗、教育、养老等账户，而恰恰中国国内最让人揪心的就是养老、医疗和教育费用。所以，我们给外资优惠，其实是亏了自己，帮了别人，可谓国家级的学雷峰。”
朱安东说上述一番话时显得有些无奈，“同时，中国一边用15%以上的投资收益率吸引外资，而国家大量的外汇储备却只能去买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美国反过来用中国提供的资金来华大肆收购国有企业，不仅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企图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现为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他的着作《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西方国家控制了匈牙利的金融、主要生产部门和市场。截至1999年，工业部门的75%，银行的70%都成了外国人的资产。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由于匈牙利人基本无力购买这些国有企业与资产，因此，无论是大中型国有工商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售，买家最后都是外国公司和财团。
由于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匈牙利人民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数百万人生活水平下降(匈牙利全国总人口约1千万)，甚至无家可归，失业人数曾达到创记录的66万多人。在波兰，2003年外资在工业部门的控制程度达到了60～70%，银行达到了75%。其他东欧国家的外国所有权比重也大多接近波兰或匈牙利的程度。
2006年9月3日～5日，第二届“全球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吴易风演讲时指出：美国自大萧条以来，除里根外各届政府都推行国家干预主义，但却要求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
吴易风分析：“美国认为全球化分为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人权全球化，还包括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语言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则是由美国来主导全球经济。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武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认为,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是失败的。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
朱安东告诉《小康》，“从1980年代初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就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依托。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还主要是流向跨国公司。所有拉美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更加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民主被剥夺，经济自主决定权也被削弱。”
2005年9月，古巴科技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古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古共中央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尔贝托等提交的论文《当今拉美：全球化抑或其他选择》曾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得拉美在经济上逐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支柱产业得不到发展，无休止的外债压力，经济根本停滞，无休止的要求调整，要求私有化。拉美成为一个被剥削、贫穷、失业、急速的财富两极化、社会边缘化、社会分化所毁坏的次大陆。
新自由主义源于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新自由主义认为存在“政府失灵”，因此认为只有依靠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而国家干预主义则认为存在“市场失灵”，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调控这一“看得见的手”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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