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十七届四中全会文章很多，我认为，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的情况可能更好的预测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内容和影响。今天我就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谈谈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前景。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中全会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有七次中央委员会，每次中央委员会都有一个大体的范围。像每次的一中全会都负责选举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因此一般被称为“选举全会”；基本上每次的三中全会都负责讨论经济工作，往往还通过一个关于经济改革的决议，因此一般被称为“经济全会”或“改革全会”；基本上每次的七中全会都负责总结五年来工作，并为下一届代表大会作部署，因此一般被称为“总结全会”或“筹备全会”。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届四中全会多数都负责讨论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例如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因此一般被称为“政治全会”或“党建全会”，不过有时也讨论经济工作，例如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四中全会是中央委员会任期中期，因此截至到目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都对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部分调整，因此有时也称为“人事全会”。
另外，四中全会还常常调整一些中央委员，像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许运鸿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田凤山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田凤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不合适，因为中央委员是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撤销。我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这么严重，如果许运鸿、田凤山之流都东窗事发了还留在中央委员会，等三年以后党的代表大会再撤销，不是更不合适吗？不过最好还是修改一下党章，明确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调整一些中央委员（限一定比例）。当然根本解决还要等到恢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改变腐败问题严重的状况。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地位是比较高的，重要性仅次于党的代表大会。具体情况下文还要详细介绍。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
1．十一届四中全会：资改派集团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从中央到基层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其他干部，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校长、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长期同我们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许多热爱祖国的回国侨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这的确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注意，“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几乎所有”，“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是“许多”，显然只是少数。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精心准备，不小心也说出了部分真相）。从此，“十年浩劫”一说风靡全国。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特别是“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第一次暗示可以包产到户。还提出“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条件具备了，大多数社员同意了，实行这样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在大寨与小岗两条道路中表明了倾向。从此，单干风风靡全国。
全会提出“党内外有少数人跟不上形势，或者仍然停留在过去的位置上，或者偏离了革命的轨道，出现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怀疑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潮，这在历史的大转变关头是毫不奇怪的”，“对于那些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要帮助他们端正思想路线，提高对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我们一定要选拔新的优秀分子来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赵紫阳发迹的起点。赵紫阳和已经窃取了中央部分领导权的某些人勾结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改派集团，在以后10年内造成了严重危害。
2．十二届四中全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淡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985年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这个文件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
十二届四中全会后，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再担任中央委员。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仍然担任中央委员，但是很大程度上也“退居二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确保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遏制资改派集团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淡出必然导致资改派集团的疯狂活动。
事实上，十二届四中全会后那几年，资改派集团大搞“商品经济”、“价格闯关”。中国很快出现了农业连年歉收和城市物价飞涨的情况。工人罢工、学生游行频发，中国陷入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我那时还不大记事，不过我想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还记得。
3．十三届四中全会：挽救危局
众所周知，1989年我国先后在西藏和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资改派集团暴露其阴谋打倒共产党、肢解全中国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是在反革命暴乱刚刚平息，党和国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应该说，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给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资改派集团沉重一击，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党和国家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在会后，社会上的“毛泽东热”不断发展。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不是十三届四中全会给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资改派集团沉重一击，中国很可能发生苏联一样的悲剧。《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文件之一。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这份文件，据说是因为“内容偏左”、“国际社会不喜欢”。
4．十四届四中全会：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党
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资改派蓄意歪曲，只谈“市场经济”不提“社会主义”，大搞乱集资、乱开发、乱招商，使中国出现了以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第三次腐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本意是拒腐防变，解决“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本身就是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造成的。而《决定》中强调党建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说“这里要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是不对的”，这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是，《决定》中强调要“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其实，“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邓小平同志针对1989年以来那一个短暂时期，社会上出现不分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资本主义改革方向，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及改革必要性的形左实右的思潮这一特殊形势说的，并不具备普遍性。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右的思潮已经明显成了主要危险，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已经明显得表现出了对右的思潮的忧虑。因此，《决定》中强调要“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本意，很容易被资改派集团利用，打击党内健康力量，掀起新的腐败高潮。
至于十四届四中全会后，“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的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更加严重，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5．十五届四中全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决定增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五届四中全会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全会，是以经济问题为重点的，因为这个时候国企改革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国企陷入了严重困境，全会希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但是《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不少内容类似西方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如“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要从实际出发，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就很容易被资改派集团利用，把改革变为“改制”，大搞私有化掠夺人民财富。
十五届四中全会，掀起了空前的改制潮，这一以3000万（一说6000万）工人下岗失业，每年数百万大学生无法就业，9000万在岗工人失去保障，2000万妇女被迫卖淫为代价的“改革”是实现了“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还是把国有资产装到了少数人腰包，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6．十六届四中全会：增强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决定，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表明，我党已经认识到了面临的风险（当时“颜色革命”正在发展）。《决定》中一些内容是比较好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如“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内容如“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存在被资改派集团利用的危险。
十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开始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实践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的情况，结果很大程度上走了过场。我党面临的风险并未消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严重了。
三、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前景
从上文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存在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资改派集团打击党内健康力量，篡夺中央领导权，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情况；第二种是中央领导集体看到并想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问题，但是被资改派集团破坏和利用，导致“温水煮青蛙”、“打左灯向右拐”，最终问题更加严重的情况；第三种是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资改派集团，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党和国家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的情况。十七届四中全会也不会例外，必然不出这三种情景之一。
很多左派朋友希望十七届四中全会能够是第三种情况，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应该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因为今天的形势和2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一方面，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习水事件、瓮安事件、“7·5”事件、通刚事件……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坐在了火药筒上。另一方面，资改派集团加紧篡夺政权的阴谋活动。像前些天赵紫阳那个老战友公开宣称共产党是没有经过社团登记的非法组织，当初是靠空头承诺欺骗人民获得了政权，60年来一直在用欺压老百姓的办法，报复曾经被国民党欺压22年的历史，要对党、政府、军队进行根本改造，走苏联、东欧的老路。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是从20年前走过来的，像胡锦涛同志20年前就平定过西藏反革命暴乱，他们不会忘记20年前曾任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相当于我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93岁高龄的帕伏列斯库等资改派头子策划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那一幕。而且，今天形势甚至比20年前更加严峻，当时可还没有3000万（一说6000万）工人下岗失业，每年数百万大学生无法就业，9000万在岗工人失去保障，2000万妇女被迫卖淫，2亿农民工往往辛苦几年却连工资都拿不到的情况。中央领导应该很清楚，如果不及时纠正错误，危机就在眼前。我相信中央领导的政治智慧。
如果十七届四中全会能够拨乱反正，会有以下表现：
首先，利用共和国60周年之机，掀起一个纪念毛主席，宣扬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众所周知，资改派集团最怕也最恨的就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臭名昭著的某些专家就公开叫嚣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因为受毛泽东思想影响，不愿意牺牲自己供少数人享乐，因此具有很大“破坏性”。
其次，应该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界定。如邓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陈云同志的不能和西方市场经济接轨，李先念同志的必须坚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单干等思想。
再次，必须实事求是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错误，并针对这些错误进行纠正，恢复共和国前30年的成功经验。例如，必须明确什么是“不走回头路”。30年资改派集团一直在走回头路，全面恢复旧中国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像不久前资改派集团又不顾90%的人反对，把部分汉字恢复了旧中国的写法，这显然是走回头路宣扬旧中国的愚民政策。恢复共和国前30年的成功经验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中国共产党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一样的正路。总之，走为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服务的路不是回头路，走为一小撮资本家、资改派官僚和学阀服务的路才是回头路。
最后，必须对现实的一些问题作符合人民愿望的处理。应该明确肯定重庆打黑的行为并在全国推广，禁止吉林强行私有化、江苏培养“富二代”的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也是采取了在全国打黑，整顿私企的不法行为等措施的。
如果十七届四中全会包括以上内容，就可以说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会。
最后说一句，与资改派集团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尖锐的，决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遵义会议之后又有瓦窑堡会议、延安整风，一直到七大经过10年时间才清除了王明集团，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十三届四中全会尽管给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资改派集团沉重一击，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党和国家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但是由于没有能坚持下去，最终导致了资改派集团的重新壮大，以致今天形势比20年前更加严峻。即使十七届四中开始了拨乱反正，我们与资改派集团的斗争也不会结束，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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