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学术、科研界的事情可没少犯晕，出过的丑闻和洋相也不少。这次因为钱学森的去世以及两位“海龟”的自杀也对我们80青年冲击不小。本文的就是一位我认识的85后，他22岁即考取了国内某名牌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已从事实际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数年。然而，当他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学术现状时，对学术圈内种种负面现象进行了直率地批评，并直白地表示期待毛主席时代那个“科研的春天”的再次到来。文中有些观点虽然偏颇，但是部分成名研究员拥有大量的科研项目却没创造出相应的成果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不知道是我们科研的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期盼毛泽东时代“科研的春天”重回人间
——就钱老逝世和海归自杀谈谈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
最近国内科学界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钱学森逝世；一件是两位“海龟”博士自杀。钱老逝世让人扼腕叹息；而浙大涂序新和湖大南方圆两位海归博士的相继自杀，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时舆论四起，有道是当今学术圈腐败所致，也有论海归心理素质或者是房价高导致。人云亦云之后，结合这两件事情，有个需要解开的结：为何像钱学森这类科学家在五、六十年代中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地回来，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被误会，依然执着为国和人民，并做出巨大贡献。而如今的“海龟”们却怎么了？物质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居然前赴后继地去跳楼、跳江呢？笔者以数年对中国科研现状的耳闻目睹，谈谈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和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在中国当今这个错综复杂的学术圈里，与毛泽东时代的学术环境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就在于目前的科研现状是：科研项目变质，科研人员变性，科研环境变态。
一、 科研项目变质
科研项目的变质反映在其研究目的、完成过程和完成结果上。钱老时代，科研项目的立项是探索自然，增强农业，工业、国防等行业的技术力量，必然具有前瞻性和紧迫性，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现并产业化的能力。而今随着 “一切向钱看”和丛林法则的建立，科研项目已成为诸多研究人员聚敛财富和标榜成就的法宝——他们关注的，是这个项目能否批下和批下多少钱。至于把项目立项是否科学，是否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可以完成并有“经济效益”等放在次要，甚至不重要的位置。大量的项目毫无意义，或者没有实现的可能，更别去谈什么“经济效益”。项目研究目的变化，使得研究人员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了完成项目上面，拿到钱，能投入4成到研究上已算敬业，其余的钱修办公室、买电脑美其名曰改善研究条件，出去开会顺便旅游名曰促进国际交流，至于买车买房炒股赌博或者继续运作其他项目搞“良性循环”亦不在少数。
你可以不去承认，但这是事实。这样栽下和浇灌出来的树，能有什么好果子？结果就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羊城晚报，10月23日A20版）。对于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由于往往交不出实际的产品，研究人员把发论文作为了交差的首选方式，而对于一些企业或国家要求的必须完成的项目，良心稍好点的请些外国专家进行“合作”，或者买些外国的半成品再加工一下做出成品。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自欺欺人说：“合理购买知识产权和服务也是自主创新战略的组成部分。”笔者也从事某产品的制作和研究数年，研究的基础全部是建立在外国的半成品上面。良心坏的用假东西交差，媒体曝光的那个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买来MOTO的芯片，要人磨掉上面的标志再密封交差，期间他忽悠到项目经费超过一亿元。
二、 科研人员变性
中国现在的科研人员无论是学生（硕士、博士）还是老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学者，院士等）的性质和钱学森时代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生不再是科研的基础和后备力量，而是就业的敲门砖，如果不是方便就业，中国根本不会形成如此庞大的考研大军；是诸官员、体育、文艺明星等社会精英的装饰，大批官员“被带上了”博士学位，上海交大等诸多知名大学均表示可以让“读书无用”的丁俊晖免试读研；是诸单位标榜自己高学历高水平的牌坊，公务员考试招收硕士博士扎堆，难道他们真的需要硕士博士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么?至 于 老师，教书研究基本交给了低级的讲师、副教授，而这些人却天天忙着钻营升为上层者。 那些 教授院士，剥削学生劳动成果有之，为官者有之，下海经商的有之，拍广告、走穴演出的有之，陪吃陪喝揽项目者有之。
三、 科研环境的变态
科研环境的变态已经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那些钻营、欺诈和腐败无处不在。晋升考钻营，出成绩靠钻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既跑又送,提拔重用”；对于项目的评奖也是一样；硕士博士毕业也可以买 通答辩 老师通过。欺诈已是司空见惯，剽窃论文者屡见报端，而写论文过程中抄袭，修改、拼凑数据和图片更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基本不看文章是否有创新点，只看是否牛B，是否是基金项目。如果不是，被拒稿的可能性相当大，即使可以发表，发表次序也放到最后，拖个数月甚至一年也是可能。而你在杂志社或者审稿人那边有认识的，接受和发表都会更为迅速。而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向按页收取版面费，明码标价，级别越高价格越高。这种只重利益和人情导致使得中国学术期刊的声望越来越差，SCI统计显示中国的许多期刊的影响力是逐年下降，而中国人自己记影响因子居然是年年上升。
科研体制的恶劣使得我们再也无法独立取得像“两弹一星”那样的成就，神五神六还靠的是76年的技术，大量投入的科研经费基本打了水漂，用别人的零件装配还拿“自主知识产权”欺骗自己。我们再也诞生不出钱学森、华罗庚、陈景润，袁隆平等知名科学家，反而有着一堆学术骗子。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新时代海归博士回国后的场景：由于在国外10多年的学业研究，他们适应溶入这个体制的能力极差。他们整天做不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自己多年苦学无法得到运用，学成的知识用途甚微甚至毫无用处，心理上可以说是极度的饥渴；他们还要看着那些周围那些科研能力不如自己却远比自己会钻营的人，占据高位，成果丰硕，甚至用卑鄙的手段排挤自己；他们被迫违心地做那些钻营甚至是欺骗的事情，自然会抑郁，自然要悲观厌世。某些人可能机遇好，受到的不公正少；某些人可能可以溶入这个圈子，反而变成体制下的受益者；某些人，可能可以重新出国找到机会，但不要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他们再苦修10年恐怕都很难达到国内同行的精英高度，很长时间活在这些人的阴影之下，涂博士遗书中称回国前有人告诫他不要回国，恐怕就是这类人；还有些人就是涂博士（南博士没有定论）这样，看着自己30多岁了，在国内发展的前途渺茫，找到再次出国的机会并取得成绩同样有多方面困难，自己羞对陪伴自己30多年的家人，最终走上绝路。
逝者已逝，催生这个悲剧的体制依然存在。笔者希望，毛泽东时代那个“科研的春天”还能够再回人间。每个研究人员都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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