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疑出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

2010年03月19日  每日经济新闻

2005年绿色和平曾对这一行为曝光，有村民称目前仍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也在暗地里销售

(记者 徐超 19日发自武汉 北京)财新网记者3月上旬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调查时，多位村民表示村里存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

目前，中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主粮进入商业化生产，私自种植均属非法。

而根据绿色和平的指控，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该组织3月15日对媒体披露，中百仓储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次日公开回应：“有网站报道湖南、湖北两省个别超市销售非法转基因大米的消息，农业部已责成两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与传统杂交稻相比，转基因抗虫稻可以减少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因此受到不少村民的欢迎。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的村民们形象地将前者称为“打药的”，后者称为“不打药的”。

一位年轻的村民说，现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农活，年轻媳妇们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钱请人来打农药。与“打药的”相比，“不打药的”省时省力，每亩地要少花百把元的农药钱。而且，钱是小事，如果被厉害的虫子吃了，损失可能是几百元钱，甚至是成千上万元。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传统杂交稻和转基因抗虫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现在没有种转基因水稻了，“2005年记者曝光之后，不让种了”。

2005年，绿色和平曾对媒体披露说，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且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湖北省农业厅后来“驳斥”了绿色和平组织关于武汉家乐福十升店检测出转基因大米等指控，但同时也承认，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农业执法机构已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也有村民说，村里不少人仍在种植转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乱了套，没人控制”。

一位年长的村民还带着财新网记者去镇上的种子站，购买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从种子站的仓库出来后，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种子，三袋3斤装的，还有一包两斤散装的。

3斤装的袋子上，写有“抗优559”和“湖南省慈利县种子公司”的字样，并没有转基因抗虫稻的标识。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说，这就是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普通的杂交稻种子是10多元一斤，而这个种子是25元一斤。“种子站都是藏着卖，认识的人才能买到”。

在是否食用转基因水稻这个问题上，村民们的态度不一。有村民说，“不打药的”能吃，只是没有“打药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样。但也有村民误认为，“不打药的”对身体有坏处，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并导致转基因技术被进一步妖魔化。

3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转基因水稻种子曾经在汨罗销售，疑似已经种植多年。有网民随即发表评论称：“湖南人有福了！祝贺并希望湖南因此降低生育率，人口有减。”

实际上，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显示，转基因食品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

附文：

张启发——一个中国学术界培养出来的超级学霸

：亦明  原载：天涯社区 写于2007年11月

　　
　　提到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内行”的人谁也不会把张启发给漏掉。如果说在21世纪之前，陈章良是转基因势力在中国学术界内最有力的吹鼓手的话，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角色就逐渐地被张启发所取代了。只不过是，与陈章良的“张扬人生”相比，张启发较为低调，因此，除了在植物学、农学等与他的研究方向相近的领域、以及武汉、湖北、华中这块他的居住地区，知道有这么一个牛人的人，并不很多。
　　
　　张启发何许人也？综合网络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张启发，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华中农学院毕业，1982年到美国留学，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系博士学位，1986年回到母校华中农大，担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1993获瑞典国王Baudouin奖，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可以说，对於一个中国学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满55岁的张启发，在国内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顶峰。
　　
　　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张启发的人生道路与陈章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国内农业院校毕业，都是在1982年出国，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师（张启发的导师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章良的导师Roger Beachy在199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都是在毕业之后很快回国(张启发1986年，陈章良1987年)，并且研究领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学——陈章良研究转基因植物，张启发研究植物遗传性状的分子标记。
　　
　　但是，张、陈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们回国之后开始分叉。陈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后基本上是每两、三年登一个台阶：先是正教授（1989），然后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1993），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1995）。也就是说，陈章良在国内学术界独领风骚十余年，除了搞学术不行，其他几乎样样都行。但最终，陈章良不得不黯然离开学术界，成为职业官僚。而张启发回国则早陈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39岁时才被提升为正教授。可是他坚持搞学术研究，最终在学术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成为中国农学界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把陈章良的“成功”之路视为旁门左道的话，那么，张启发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个学者应该走的正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 一个“打造”出来的院士
　　
　　张启发的成功，虽然从个人角度讲，走的是正路，但从中国学术界这个大环境来讲，却与陈章良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二人的相同之处就在於，他们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张启发的成才经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将张启发等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送往世界科技前沿深造，张启发归国之时，当时的校长孙济中教授就认定这个小伙子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科学研究方法，是华农的未来。
　　
　　“一穷二白。缺水，建水塔；没电，买发电机。总而言之，砸锅卖铁，举全校之力为张启发搭建科研平台。孙校长果断拍板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挤出400平方米实验室，并采取超常措施从各院系强行调来超低温冰箱、离心机等10大件仪器，专门为张启发组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跨学科抽调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给他充当助手，并专门开办7年制本硕连读的生物技术班，培养后备科研队伍。
　　
　　“校方甚至专门为张启发配备了一位实验室总管——他过去的老师、曾经当过科技副县长的章荣德，因为老章既懂业务又懂管理。老章牺牲了自己的科研前途，一门心思把总资产6千万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告诉记者：华农不缺我搞科研，但张启发需要我当助手，虽然实验室产生的所有成果都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为每一项成果感到骄傲。每次张启发他们感谢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牺牲很值得。
　　
　　“在张启发的周围，孙济中不止一个，章荣德也不止一个，他们共同造就了张启发。
　　
　　“今天大名鼎鼎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其两名院士、三名长江学者的超强阵容，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承担课题、科研经费、取得成果均占全校三分之一。
　　
　　“做大做强张启发这个品牌，体现出华中农大的一贯思路：看准了就舍得投入，迅速形成局部优势，最终将局部优势化作亮点。按照这种模式，该校花二十余年时间打造出张启发、傅廷栋、陈焕春、谢从华等新一代杰出人才。山高人为峰。尖子人才的高度决定了华中农大的高度。以人才为依托，华中农大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砸锅卖铁”、“强行调来”、“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强XX品牌”，这些商场、官场气息浓郁的词汇，出现在一个学者的成长经历之中，出现在一个大学的“思路”之中，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的过去和现在感到悲哀，并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心：现在中国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这样“打造”出来的？换一个问法就是：用这样的行政手段来“打造”，难道还有人不能成为“品牌”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打造出一个这样“品牌”，华中农大需要牺牲多少其他学者的利益和机会？可以这么说，张启发的“成才”经历，暴露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因此就造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的局面。
　　
　　那么，张启发本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据《张启发：投入与回报》说，“他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连外国同行都说，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这个牛未免吹得太大。实际上，不仅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张启发鲜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麦的数量遗传学、分子标记领域，——也就是张启发自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证明如下。
　　
　　根据1998年颁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张启发“在国内外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63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邀报告，论文被引用280余次。”（见：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说，在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这样的成绩，能说是“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吗？
　　
　　当然，在当上了院士之后，张启发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3年，张启发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获奖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张启发课题组近十几年来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被SCI收录杂志引用1200余次”。（见：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说，五年左右的时间，张启发不仅论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连引用率都番了一翻还多。难道张启发真的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了？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花费点儿心思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以张启发为通讯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1997年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检索）。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264篇论文，你就会发现，它们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的全部是华人，并且是大陆华人。不仅如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发表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认为“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国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国内同行”为什么“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张启发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也许有人会说，只拿出一篇文章来当作例子，能说服人吗？那么我们就多检查几篇。
　　
　　JP Hua, YZ Xing, CG Xu, XL Sun, SB Yu, Q Zhang. Genetic Dissection of an Elite Rice Hybrid Revealed That Heterozygotes Are Not Always Advantageous for Performance. Genetics, (2002) 162, 1885-1895.
　　共33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27篇。
　　
　　Hua J., Xing Y., Wu W., Xu C., Sun X., Yu S., Zhang Q. Single-locus heterotic effects and dominance by dominance interaction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 2574-2579.
　　共42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30篇。
　　
　　SB Yu, JX Li, CG Xu, YF Tan, XH Li, Q Zhang. Ident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nd epistatic interactions for plant height and heading date in ric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2) 104:619–625.
　　共40篇引用，其中华人引用30篇。
　　
　　总之，看张启发论文的，“国内同行”占了四分之三。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学家以中国人较多这一因素，但“外国同行”的关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实是，张启发的国际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影响因子在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这类杂志上。他在PNAS上发表研究论文，都是经过他的导师R. W. Allard推荐的，那是有推必发的。至今，张启发没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学术性的综述（他发表的两篇综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研状况为主题）。
　　
　　据《财经》杂志(网络版)2008年1月18日报道，针对谢华安竞选中科院院士、但有人举报他学术造假一事，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张启发等三位院士赴福建调查。(王以超、李虎军：《“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2008-01-18/45706.shtml)。最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因为根据自己的成才经历，张启发当然明白，福建农科院“打造”谢华安的过程，与华中农大打造他自己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张启发与谢华安还有另一层关系，下详。）
　　
　　 (2) 超级学霸
　　
　　在《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开头，是这样几段话：
　　
　　 “‘张启发打个喷嚏，华农就要感冒。’‘书记、校长管不了张启发，张启发管得了书记、校长。’人们私下里说的这些玩笑话，表明了一个人在一个单位的分量。
　　
　　“有事实为证。华中农大前些时整修校园，绿化科砍树铺草坪，校方准备对当事人搞‘下不为例’。张启发心疼不已，‘不爱树的人有什么资格管绿化！’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
　　
　　“学校地处城郊，一段时期供电不尽如人意，全校只保两个地方的用电，一是吃饭的食堂用电，一是张启发实验室用电，谁料发电机出故障，毁了正在生长的一批实验种苗，校方立马给火气冲天的张启发‘降温’：当面道歉，照价赔偿现金一万元。”
　　
　　一名教授，敢於并且能够“管得了书记、校长”，这在现在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应该属於“美谈”。 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张典型的学霸面孔：张启发在华中农大的行政职务只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但他却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整个学校只有食堂和张启发的实验室保证供电，但出现意外之后，张启发竟可以“火气冲天”，并且让学校给他道歉、赔偿。根据中国刑法，行为人不为意外事故担负刑事责任；根据民法，行为人对於由非故意或非过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负民事责任。但张启发却有这个本事，在学校给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顾之后（民以食为天，张启发的实验种苗和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同等重要），学校还要替他承担意外风险。
　　
　　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我曾说过：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而张启发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这个太上皇可以“管得了书记、校长”、也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难怪当“上面”想让他当副校长是，他会誓死拒绝，说“再逼，我就离开华农”。
　　
　　象张启发这样的太上皇，在中国的学术界有成百上千，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除了能够管书记、校长，张启发还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学术农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发表《武汉博导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说：
　　
　　“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士算得上是博导大户，总共带了50多个博士生，正在带的还有31个。张院士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他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水稻基因图谱等十余项重大科研课题，手头上正在做着总经费1.8亿元的水稻基因项目。校方专门给他配了四、五个教授，联合指导博士生，他负责大方向，教授们负责各自方向，学生则专攻各自的子课题。”
　　
　　张启发的美国导师Robert. W. Allard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他总共只带过56个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张启发院士现在一年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经超过了乃师全部学术生涯的一半还多。不仅如此，他还有“四、五个教授”给他打下手，当保姆。这样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张启发就是一个学术包工头。事实是，在回国之初的三年间，1987-1989，张启发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而在过去的三年间，2005-2007，有张启发署名的论文达到了48篇。(根据http://scholar.google.com/，关键词：zhang qifa)。在这个十二倍的增长数字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凡是搞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过了。
　　
　　【注：在张启发任主任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有一个“关于研究生毕业时间及津贴发放的规定”，张贴时间是2006年3月1日。根据这个规定，研究生的津贴标准是：
　　
　　博士生：第一学期每月300元；第二学期每月350元；第三学期400元；以后每学年增加100元/月。硕士生：第一、二学期，每月150元；第三学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学期每月250元。
　　
　　见：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这样看来，张启发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农民工，硕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农民工。关于研究生的待遇问题，请参见笔者五年前的文章：《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
　　
　　 (3) 张启发与转基因植物
　　
　　张启发的本专业是数量遗传学，后来发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标记，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来确定某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大致位置。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分子标记的主要作用是为育种家提供选择杂交后代的手段和工具；而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张启发所作的工作，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把确定了位点的基因克隆出来，然后根据克隆到的基因，来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如果这个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虫、耐逆境，则用它来转化农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种。确实，在1998年立项的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中，张启发负责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分项（见：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尽管作了大量的标记和定位工作，张启发的实验室在2004年之前实际上没有克隆到任何基因。这就象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其传球带球技艺超群，可以象高俅似的把足球摆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但就是临门一脚不过硬，总也不能把球射进大门。
　　
　　【注：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图谱来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异常艰难。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张启发实验室从2004年起陆续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组序列已经测定完毕之后，克隆基因的难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张启发实验室克隆的基因多数是微效基因，就目前来说，不太可能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开发。】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从2000年起，张启发这个几乎没有从事过多少转基因植物研究、也从来就没有对转基因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的人，开始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录：
　　
　　Zhang, Qifa. 2000. “China: Ag Biotech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echnology, convened by CGIAR and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ction 3.
　　
　　张启发：《基因科技知识》，中南海讲座，2001年10月30日。
　　
　　张启发：《面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如临大敌"》，《文汇报》2002年3月18日第8版。
　　
　　张启发：《转基因研究发展与产业化》，中国科协年会讲演，2002年9月8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与管理》，《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3期35-40页。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产业化及安全性与管理(一) 》，《华夏星火》2003年第8期 6-8页。
　　
　　张启发：《转基因农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和管理》，中科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2004年 6月5日。
　　
　　张启发等：《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年第5期330-332页。
　　
　　张启发：《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讲话，2006年9月16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将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根本出路》，《科技导报》2007年25卷第4期1页。
　　
　　【注：在2000年之前，张启发曾在下面两篇关于转基因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曹孟良、周智、张启发：《PSAG12-IPT转基因植物的抗早衰研究》，《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年21(4) ：25-26页。
　　
　　张赛群、叶志彪、吴昌银、张启发：《异戊烯基转移酶基因导入番茄及转基因植株再生》，《园艺学报》1999年26（6）：376-379页。（通讯：叶志彪）。】
　　
　　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张启发最终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领队，其原因就是下面这篇发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论文：
　　
　　Jumin Tu, Guoan Zhang, Karabi Datta, Caiguo Xu, Yuqing He, Qifa Zhang, Gurdev Singh Khush & Swapan Kumar Datta. (2000). Field performance of transgenic elite commercial hybrid rice express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endotoxin. Nature Biotechnology 18, 1101-1104.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Bt转基因的水稻恢复系明恢63及其杂交后代汕优63在田间既抗虫、又增产。虽然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转基因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优63是谢华安培育出来的，并且田间实验是在武汉进行的，但这篇文章的通讯却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当时张启发的实验室还没有掌握研制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但是，张启发似乎掌握着这个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2004年，由张启发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成员有：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研究员：贾士荣、陈受宜、朱祯、黄季焜、夏友富、杨晓光、黄大方、彭于发；处长：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拥军) 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总共提出了四项建议，但其中最有实质性的建议是第二条：“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部在2004年底召开的一个神秘的会议。在那个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涨停。显然，会议的结果对转基因水稻是利多。确实，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根据农业部的科学顾问，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见：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这篇文章采访的“农业部的科学顾问”，就包括张启发和陈章良——陈章良是那次会议的主席。这两个人，在经过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经历之后，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殊途同归了。
　　
　　不过，转基因科学家们很可能是过於乐观了。就在那个神秘的会议闭幕不久，绿色和平组织出来搅局，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不仅披露了那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而且点了张启发、贾士荣、黄季焜的名字：“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当即把它给“立此存照”。 不过，方舟子在虚拟空间可以张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现实世界，却并没有谁拿他当真。半年后，农业部再次召开“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据一篇报道说：“一位参与此次会议的专家向记者透露，转基因政策可能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可能搁置。”（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搁置只许实验田种植》，《新京报》2005年6月25日。）
　　
　　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4） 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
　　
　　为什么马力十足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航船突然间搁浅了呢？《南方周末》的文章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却是来自张启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Newsweek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启发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还说，有超过100 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In the Yangtze city of Wuhan, where scientists run China’s largest GM-rice-test fields, ‘a local company got some of the GM [rice] seed and began selling it to local farmers, ’ Zhang says. Today, he says,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GM rice are being cultivated.”)
　　
　　那个被方舟子称为“反科学恐怖主义组织”的绿色和平组织，根据这个线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调查，其结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下面是该报告摘要的前半部分：
　　
　　绿色和平于2005 年2 月到2005 年4 月期间，分别四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结果，我们发现：
　　
　　1. 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售卖非法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地方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
　　
　　2. 种植非法转基因水稻的地区包括江夏区五里界镇、法泗镇、云梦市下辛店镇和松滋市的王家桥镇，在部份地区最少已经种植了两年的时间，而且非法种子可能已经流入孝感市其它地区、咸宁市和其它地区；
　　
　　3. 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污染大米、米制品和加工食品；
　　
　　4. 我们把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 份样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 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 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
　　
　　5. 至少有5 种不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北的种子市场上流通，显示种子来源可能不只一个；
　　
　　6.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显示可能有多于一种转基因水稻在市场上销售；
　　
　　7. 出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公司和农技站普遍知道转基因水稻还未得到国家的正式审批，是不能合法地进行销售的，但抗虫转基因水稻种子的价位一般是12-18 元/斤，而普通杂交稻只是5-7 元/斤，种子公司和农技站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知法犯法；
　　
　　8. 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一般不知道这是转基因品种，只知道是抗虫的；
　　
　　9. 制种基地至少包括湖北省的松滋市；
　　
　　10.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非法销售的转基因水稻可能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转Bt 基因抗虫稻，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可能就是污染源头。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 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 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china/zh/press/reports/119222.pdf
　　
　　这份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采访记录：
　　
　　“武汉市华星种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们表示：‘华农有个张启发教授，他受农业部委托，搞了一个抗虫汕优63 的实验，安全期实验现在还没有完，第四年了，抗虫转基因水稻。……张启发教授搞的抗虫63 是从2001 年开始示范的，整个中国只有张启发教授受农业部委托搞。在湖北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科尼公司是张启发教授任董事长，但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种，松滋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有700 万，可以制杂交种。科尼把亲本给它，然后回收种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卖也不卖，因为它只卖给内部的。……华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这个东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种，是自己制种。’”
　　
　　这份报告在末尾有一个《附录一：相关科学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说：
　　
　　“张启发教授所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正在申请农业部的生物安全证明书，以获得进行商业化生产的许可，他同时还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张启发院士出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在网上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有迹象表明该公司参与了制售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
　　
　　根据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现在谁都明白，湖北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只能来自华中农大的实验田；华中农大的种子公司、张启发的种子公司都直接参与了这些非法种子的制作、销售；张启发本人对此是清楚的，并且还曾向外国记者炫耀。
　　
　　【注：《凤凰周刊》2005年15期(总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欧阳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2944908511477760/20050628/575423.shtml
　　
　　由此可见，在“业内”，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早已是转基因科学家们践踏国法的常规手段了。他们当然不会“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因为那样对他们毫无益处。】
　　
　　
　　这个“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农业部的表态最有戏剧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没有从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到检测报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所作的检测结果不仅无效，而且有违法的嫌疑。最后，农业部把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湖北农业厅。
　　
　　【注：《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
　　
　　“农业部曾经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绿色和平’采用的转基因检测方法并不认同。施鹏翔对记者说，‘绿色和平’选择德国的独立公司进行检测，是因为这家公司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最为权威的。他说：‘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所以在农业部的声明发表后，我们很快就快递了样品和一封信给他们，但是就在当天，这个快递被对方退回，只留下了我们的信件。’对此，方向东对记者说，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组织的采样都会被采用。她说采样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她还说，按照《种子法》的规定，把作为国家资源的种子拿到国外，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施鹏翔解释称，所有送往德国进行检测的种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鹏翔说：‘我们的任何调查都不是要打击政府，也不是要具备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学的参考价值。’”】
　　
　　而湖北省农业厅则出面正式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该厅委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核实，在大米样品中并未检测到 Bt基因成分。(见：张静：《转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乐福的信：发现转基因大米》。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在2005年8月发表声明，宣布对三家种子公司进行处罚，并彻底铲除田间的转基因水稻。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发布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见：绿色和平：《非法转基因稻米惊现亨氏婴儿米粉——常见问题解答》。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heinz-baby-food-q-n-a）。
　　
　　但张启发却毫发未伤。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Natue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2006年5月，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5月，张启发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与前两起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前两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误所致，并不存在人为的故意扩散和污染。而华中农大事件属於知法犯法，明知国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种植，但仍旧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试法。第二，前两起事件的责任方或者已经、或者将要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但华中农大事件的责任方——华中农大以及张启发等人——则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制裁。实际上，张启发不仅没有任何的悔过表现，反倒变本加厉，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
　　（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823916.html）。
　　
　　这说明，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多么高、知识多么丰富，都有可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并且丧失理智和良知。
　　
　　【注：为了让中国的公众见识一下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践踏国法的，笔者下面简述另外两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
　　
　　StarLink玉米事件
　　
　　StarLink玉米是Aventis公司注册的一种Bt转基因玉米，美国环保署在1998年批准它作为饲料生产，不得将这种玉米与人类食用的玉米相混淆。2000年9月，环保组织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Alert宣布，美国食品公司Kraft Foods制造的食品中，含有StarLink玉米。这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已经上架的食品被招回，玉米加工厂将怀疑含有StarLink玉米的原料退还给供应商，Tyson Foods宣布不用StarLink玉米饲喂家禽，Kellogg 公司甚至关闭了一个工厂。12月，日本将一整船的玉米原封遣返，因为其中含有StarLink玉米。最终，Aventis宣布向美国农民买回StarLink玉米及在缓冲带种植的正常玉米，赔偿农民、加工厂的损失，外加诉讼费用。这个事件为Aventis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值高达十亿美元。Aventis的作物科学部门三名对此事件负责的高级主管被开除，整个部门被卖给了德国的拜耳公司。另外，尽管在2000年以后美国就不再种植StarLink玉米，但迟至2003年底，StarLink玉米仍旧污染着美国玉米的1%。也就是说，想要完全彻底地清除污染，并非易事。
　　
　　LLRICE 601稻米事件
　　
　　LLRICE 601水稻是德国拜耳公司研制的抗除草剂水稻，没有被美国政府批准进行商业生产，只在2001年曾经作过田间试验。但是，在2006年8月的一次抽检中，这个水稻品种却被在美国的谷仓中发现。消息传出，日本政府马上宣布停止进口美国长粒大米，并且告诫国内商家不要加工和销售来自美国的长粒米。9月，检测结果证实，欧洲进口的美国大米含有LLRICE 601。这导致美国向欧洲出口的水稻一年间下降了80%以上，美国期货市场上大米价格下跌了一半。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超过12亿元。现在，拜耳公司仍旧是这一事件的被告。2007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的超市中发现LLRICE 601大米。据悉，“我国农业部高度重视，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见：中国食品产业网2007年11月27日消息：《我国农业部将调查非法转基因大米》。】
　　
　　（5） 方舟子与张启发
　　
　　根据笔者上面对张启发院士的介绍和分析，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这样的结论：按照方舟子的标准，张启发不仅有假可打，并且已经严重超标。且不说他的院士头衔是打造出来的，也不提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学霸，更不要提他为了一己之私而触犯国法、让国家在经济上受损、在名誉上蒙羞，仅凭他这个“博导大户”，就够得上方舟子所谓的学术腐败了。（方舟子在2004年8月28日说：“在现有的招生制度下，已使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例如……一个教授带四、五十名研究生，甚至到学生毕业了都不认识……。”（方舟子：《如何限制博导的权力》）。
　　
　　但是，在方舟子一再声称的、他的数百起打假业绩之中，有张启发的名字吗？当然不可能有。因为张启发是方舟子在转基因战场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友军，是盟军，方舟子肩负着保护他们的重任。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象张启发这类的学阀铺天盖地，假如没有人举报，方舟子未必能够知道张启发的上述事迹。所以，他不打张启发的假，或许是因为不知情，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转基因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事实是这样吗？
　　
　　2005年4月15日，也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湖北转基因水稻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两天，新语丝读书论坛上有人把《科技日报》上的一篇文章，《Bt转基因水稻真的有毒吗》，贴了出来。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侧面报道绿色和平组织的那份报告的。在这个帖子下面，有方舟子的两个跟帖。一个是：
　　
　　“看过一个专访袁隆平的电视节目，他也说对BT作物要慎重，‘虫都不吃，人吃了会不会有事呢？’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
　　
　　http://www.xys.org/forum/db/83/254.html
　　
　　另一个跟帖是对一个网友提出的“这种大米至少应该在出售包装上标识：请勿让儿童接触”，做出著名的方氏“反震”：
　　
　　“对你压根儿不懂的事不能少说几句？人的小肠没有内毒素的受体，即使没有消化的BT在小肠中被转换成内毒素，也危害不了人。”
　　
　　http://www.xys.org/forum/db/83/144.html
　　
　　也就是说，方舟子是知道张启发触犯了国法的。但是，他既不敢为张启发公开辩护（所以他没有张牙舞爪地把绿色和平的报告“立此存照”），又不肯对张启发的作为发出任何非议，於是他把矛头指向了对转基因水稻发出非议的袁隆平，宣称“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而对那些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该加上标识的人，他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人家“闭嘴”——“少说几句”。
　　
　　其实，方舟子对袁隆平并不仅仅是“敬意大减”，他还与袁隆平从此结了大仇。半年之后，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为此，方舟子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载2004年10月20日《北京科技报》）。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方舟子想到了什么呢？当然是想到了半年前袁隆平曾非议转基因水稻。所以，他借题发挥，先是贬低袁隆平的成就，然后为转基因水稻张目。看看下面的几段话：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研究工作能够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农作物，是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而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恰恰相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
　　
　　 “中国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6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最近有报道说我国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http://xys.dropin.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yuanlongping.txt
　　
　　看明白了吗？如果有哪位读者没有理解方舟子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明明白白说出来但又没有那个胆量的苦心，我不妨学学肉唐僧，替他把话挑明：袁隆平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不过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对杂交优势的机理根本就没有研究，即使研究了也搞不明白。国际上给他颁奖，并不说明他的学术水平有多高，相反，是在宣告“传统育种时代”已经走到了头，以后就是转基因技术的时代了。而中国张启发研制的“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浅薄无知的方舟子当然不会知道，不仅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转基因育种技术”，都离不开“传统育种方法”。当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转基因植物，——Flavr Savr西红柿——，最后之所以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Calgene没有注意到“传统育种方法”的重要性，结果耽误了商机。(见：Charles, D. Lords of The Harvest. Perseus Publishing. 2001.)而张启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其育种技术也是以“传统育种方法”为基础的：张启发等人用抗虫基因转化的是水稻恢复系明恢63，它与另一亲本杂交，才能够产生供大田种植的“抗虫汕优63”。方舟子以为所谓的“转基因育种”只要把目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之中就万事大吉了，简直是愚昧无知得可笑。请问方博士，体外受精技术早已成熟，你是不是要抛弃传统的人类繁殖方式，而采用这个更科学、更“属於未来”的新技术来繁殖自己的后代啊？
　　
　　为了保护一个触犯了国法的“转基因科学家”，方舟子不惜诬蔑贬低一位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实质性贡献的科学家，可见转基因对他是何等重要，也可见他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更可以看清方舟子所谓打假的实质：不过是在假打假、真保假，以假打假，打真保假！

附文2：相关新闻

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

2010-03-15 　来源: 网易探索

http://discover.news.163.com/10/0315/10/61QGB5J1000125LI.html

北京，2010年3月15日：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的《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调查发现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同时其蔬果样品上还被检测出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农药。

网易探索3月15日报道 北京，2010年3月15日：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的《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调查发现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同时其蔬果样品上还被检测出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农药。绿色和平要求沃尔玛和伊藤洋华堂立即采取行动，切实承担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食品的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购物环境和安全的食品质量。

此次的调查在我国8个城市的9家大型连锁超市的19个门店展开，绿色和平在其生鲜散装产品（蔬菜、水果和大米）柜台随机购买了83份样品，并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和农药残留检测。“转基因食品一直备受争议，许多研究报告对其长期安全性提出警示，并表明转基因食品对健康具有不可预知的后果。”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伟康说。

中国农业部在两会期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我国仍未允许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生产和进入市场流通。“显然，此次在湖南长沙沃尔玛超市黄兴南路分店出售的转基因大米属于非法转基因大米。”王伟康指出，“与此相类似的，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四川成都伊藤洋华堂超市双楠店出售的转基因木瓜也属于违法出售。”

除了违法的转基因大米和木瓜外，此次调查的超市出售的蔬果中还发现了危害较大的几类农药，而超过三分之一的被检测食品样品上混合农药残留十分严重。来自包括这两家在内的多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豇豆和草莓等生鲜蔬果上，甚至残留有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生产或使用的农药以及违法使用的农药。其中，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伊藤洋华堂超市。在北京伊藤洋华堂超市西直门店抽取的草莓样品上，检测出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农药甲胺磷。

同时，王伟康表示，沃尔玛和伊藤洋华堂这些超市完全可以做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食品。在中国违法出售散装转基因大米的沃尔玛超市，在英国已经向消费者做出“非转基因”政策承诺，即不会向英国消费者出售任何转基因产品；而在中国农药残留问题严重的伊藤洋华堂超市，在日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产品追溯和控制体系，并且承诺将其产品上的农药使用量减至平均值的一半。“超市的这种政策对中国消费者显然不公平。”王伟康质疑道。

案例:绿色和平调查湖北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

http://tech.163.com/06/0303/10/2B9JODDS00091537.html

为了推广可再生能源，绿色和平开展了“拉风行动”

披露香港新界地区存在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指责惠普公司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反对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省采林；调查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并将调查报告提交给农业部……2005年绿色和平在中国的活动逐渐活跃，参与的很多事件都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绿色和平，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以高调、非暴力直接行动来引起及提升公众的关注和讨论”———绿色和平这样介绍自己

2005年，绿色和平项目组对湖北非法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行为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调查，并先后撰写了两份调查报告，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并递交给农业部，而农业部也一直在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问题进行讨论和评估。当时农业部针对绿色和平所递交报告的回应是，报告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也有人指出，绿色和平在此时发布关于转基因水稻的调查报告居心叵测，是在制造一种舆论氛围。一时之间，转基因水稻和绿色和平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绿色和平究竟为何如此关注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一份调查报告的出炉，绿色和平要经过哪些调查步骤？他们又如何保证报告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呢？

湖北调查转基因水稻

线索源自美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科学家张启发的采访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采访了中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张启发。这篇文章引述张启发的讲话‘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表示至今已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在种植。”

就这样，湖北转基因水稻进入了中国绿色和平的视野。项目组负责人马天杰告诉记者，农业部并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如果有公司向农民销售转基因水稻，肯定属于违法行为。

于是，历时4个月的调查真相行动开始了。

第一次湖北调查，购得40公斤抗虫稻种

2005年2月5日，在武汉种子一条街(武汉中山路)，调查人员走访了大约七八家卖水稻种子的公司。他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知道“抗虫汕优63”, 同时表示知道是转基因品种。其中，三家种子公司透露，在前一年已经开始售卖，而且过年后还会有新的种子售卖。

第一次湖北调查，绿色和平还是得到了40公斤抗虫稻种。春节过后的两周左右，远在德国的基因时代公司下属实验室传来了检测结果———确认该种子为转基因水稻种子。

第二次调查，找到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区

2月25日，绿色和平调查人员再次来到了湖北。一样是短暂的三天时间，这一次，调查人员来到了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

这里，刚过完年。农民们已经开始忙着购种了。近2年，他们大量种植抗虫稻，“而这些种子的包装还不止一种。”马天杰告诉记者，农民对于转基因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们对种子的看法是，确实有抗虫的效果，但是并不知道这个种子是转基因的。

这一次湖北之行，绿色和平调查人员找到了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区，而且武汉市场、江夏区各镇市场、松滋市场上均有抗虫稻销售。

将采集到的25个样本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验

3月18日，第三次湖北调查开始了。

在云梦市，一种被当地称为“药稻”的水稻在一年前就有农民开始种植了。绿色和平将田里的水稻、云梦和武汉大米市场及加工厂的大米进行了采样。

“后来发现大量样本为转基因Bt阳性。其中，江夏区国诚米厂等所产大米所受污染最为严重。”马天杰透露。

这一次，绿色和平不仅找到了除武汉之外的转基因水稻种植区，还发现了在市场中流通的转基因稻米。4月5日，绿色和平开始了调查报告发布前的最后一次湖北之行，时间仅有两天。

武汉市江夏区国诚米厂老板告诉绿色和平，该厂所产的大米销往福建(福州和厦门)、广州。在武汉市武南及徐东粮油批发市场，绿色和平发现其大米除了供应省内的零售市场，也有运到其他省市，主要是南方市场。

四次湖北实地调查，绿色和平向权威检测机构德国基因时代公司下属实验室一共送检了25个样本，19个样本在DNA检测中呈阳性，为转基因水稻。其中，5个样本为水稻种子，4个为稻谷，10个为大米。

实验室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检测。

这是对19个被检测为转基因水稻的样本进行Bt蛋白的测试。到2005年4月13日，实验室只是完成了2个Bt蛋白测试，但2个样本对Bt蛋白都呈阳性结果，它们为转Bt基因抗虫稻。

两份调查报告相继发布，第一份报告同时递交农业部

2005年4月13日，绿色和平对媒体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同时被绿色和平递交给了农业部。

两个月后的2005年6月13日，绿色和平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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